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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去日本访问的途中，曾两次在中国作短暂停留，作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爱因斯坦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存在问题的看法，至今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1月14日上午，“北野丸号”驶进黄埔港。当时，1922年度物理学诺贝尔奖发给爱因斯坦的消息在世界上刚好公布不久，爱因斯坦本人是在到孟买和新加 坡的途中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这次瑞典驻上海的领事又给他把通知电报带到码头上来了。这件事也更加强了中国人民欢迎他的热烈程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率领 一队德国小学的师生等候在码头。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中，爱因斯坦夫妇走上码头和前来欢迎的中外人士一一握手。总领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来到南京 路。爱因斯坦刚一下车就被一群中国大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向他祝贺，祝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热烈欢迎他访问中国。几个激动万分的学生，嘴里喊着“一、 二、三！”一下子把爱因斯坦抬了起来，硬是用手臂抬着他从南京路的这头走到那头。 爱因斯坦在去日本的途中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本来准 备在他访日后请他到中国来讲学的，但因邮件迟缓，爱因斯坦未能收到，从而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遗憾。在他离日回国途中在上海又停留了三天。在短暂的三天中， 中国东道主陪爱因斯坦夫妇逛了南市区的中国旧城。这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木头房子和租界上的高楼大厦相比，判若两个世界。爱因斯坦一行走在石子铺成的马 路上，路旁正好是数不清的小工在凿石块。爱因斯坦问翻译，他们一天能挣多少钱？翻译告诉他，折合成美元约5美分。爱因斯坦停住了脚步，以无比同情的目光看 着眼前这些席地而坐、衣不蔽体的小工们，他们目光呆滞，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吃力地、机械地挥舞着手中的铘头。显然，痛苦已使他们麻木了。在这里，他也看到 了在东方其他国家已看到过的人力车。洋人小伙子趾高气扬地坐在车上，中国瘦骨嶙峋的老人拉着他们沿街奔跑。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在 上海的所见所闻，使爱因斯坦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其实，爱因斯坦早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一年前，当时还是青年学 生、后来成了著名物理学家的英费尔德第一次去拜访爱因斯坦时就正好碰上中国教育总长在爱因斯坦家里。从此以后，爱因斯坦更是关心中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 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起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1936年，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们，他又打电话来 声援“七君子”。 爱因斯坦对中国问题的评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复信。信中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 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有人不同意这 样的看法：爱因斯坦讲中国科学发现方面不行，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上不是至少领先过1000多年吗？我认为这二者是不矛盾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均属 经验科学范畴，光评实践经验是有可能作出的。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讲的科学是指近代科学，像相对论这类发现，没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是难以想像的；像当代物理 学研究，没有高能加速器一类的实验设备，不通过系统的实验是难以进行的。在近现代科学发展上，中国对世界的发展贡献微乎其微，也是事实。 爱因斯坦讲中国贤哲没有像希腊哲学家那样给中国人民和科学家提供严密的逻辑体系，也是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儒 学由于主张“内省”的认识方法，根本不需要逻辑思维。这不仅自己不能提供，还严重阻碍了其他学派研究提供这样的认识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真正对逻辑作过 较多研究的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但他们的做法遭到了儒学的强烈抵制，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大流，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影响极为有限，甚 至成了绝学。后来，在西学东渐第一波时，中国曾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当时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就认识到，作为中西文化基础 的思维特征上的差异在于：西方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思维方法，而中国文化最缺乏的就是逻辑公理系统。很可惜，这种想吸取西方以逻辑认 识事物的方法的倾向也由于后来康熙晚年禁教、雍正的封关而成为泡影。 至于说到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从来都是主张“君子远庖厨”、鄙视实践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培根这样强调实践的有影响的大哲学家。由于中国逻辑的研究从来就不发达，重视系统的实验的思想就更不可能有了。 历史表明，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落后时，它的精神生活就会崩溃，这时形形色色神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就会泛滥，社会机体就会衰败乃至崩垮。所 以能不能把科学研究、创新活动搞上去，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的世纪重新振兴中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生死存亡的问 题。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没有把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归结为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的重视和强调，也没有归咎于没有有见地的 企业家对科学研究这一具有风险的事业的经济支持，甚至没有归咎于科学家本人创新素质差，而是归结于中国的贤哲未能向社会提供严密的逻辑系统和重视系统的实 验的价值取向。这也许有偏颇，但无疑有合理之处。有思想巨人，才有国家富强。社会要健康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对此，中国的思想家，特别是哲学 工作者是应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责任的。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