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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9年11月6日伦敦皇家学会和天文学会联席会议公布了他们两个观测队的观测结果后，著名的《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宇宙结构》的社论，说： “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观念必须改变……最杰出的专家们确信，世世代代以来认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已被有力的证据推翻，需要一种新的宇宙哲学……”第二天一 大早，爱因斯坦的大门就被记者敲响了。第一位记者还没有走，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从早到晚，记者和来访者络绎不绝，一向安静的书斋，一下子成了闹市。 记者们发回去的谈访、通讯，添枝加叶，大肆渲染。一下子爱因斯坦这位“改变了宇宙结构的科学观念”的学者成了各国报刊杂志的新闻热点，也成了人们谈论的 热点。连市场上都出现了“爱因斯坦式”的雪茄，“相对论”牌的香烟，不少商品还印上了爱因斯坦的像。于是，这位照片被登在画报封面上、名字出现在报刊的大 标题里的“20世纪的牛顿”——爱因斯坦一时成了全世界几乎无人不晓的人物。以至两个美国大学打赌：从美国发出一封信，信封上只写“欧洲，阿尔伯特·爱因 斯坦收”，看能不能寄到？结果信不仅收到了，而且是按时收到的。尽管爱因斯坦把这件事解释为邮局的工作出色。 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曾经向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段经历：他的儿子由学校回家时，有一只脚还没有完全从车上迈下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他：“爸爸，你见过爱因斯坦吗？” 当这位大使先生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不曾获得那份荣幸时，孩子惋惜地耸了耸肩，仿佛是说，爸爸你枉费了在柏林的时光。霍勒斯爵士说：“我确实被他的轻蔑弄得羞愧了！”1927年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张照片赠送给一位老朋友内莉亚·沃尔夫，他在照片下面写了这样几行诗： 无论我去到何方，到处有我的肖像；在书桌上，在大厅里，或挂胸前，或悬高墙。 人们的游戏多么新奇，殷殷恳求：“请您签名”，不容学者有半点儿推辞，非要他写下几笔才行。 听着耳畔这阵阵的欢呼，有时我被弄得稀里糊涂；偶尔清醒时我竟会怀疑，真正发疯的莫不是我自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夫人渡过大西洋来到哈瓦那，以后又去加利福尼亚。当轮船在特立尼达停泊时，一位英国军官盘问了她，并准备检查她的行李，因她持有的是德国护照。 虽然她知道英方不允许旅客携带任何文件或照片，但她还是舍不得丢下爱因斯坦的这张照片。没想到那军官发现这帧照片后立即停止了盘问，并且彬彬有礼地问她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给他，他想把照片上的小诗抄录下来，并想把照片给同事们看一看。 沃尔夫夫人告诉这位军官他甚至有权扣下这张照片，但他却说第二天开船前一定奉还。第二天，他果然毕恭毕敬地把照片送了回来，也再没有进行盘问或检查行李。由此亦可见爱因斯坦影响之大和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他的崇敬。 就是在那个宣布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得到了证实的历史性会议之后，整个世界立即掀起了一个巨大的“相对论的热潮”。无穷无尽的、各种引人入胜的关于 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传说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在美国，一篇不到3000字的有关相对论理论的概要可挣得5000美元的赏金。这就是说，只要懂得相对论，写 3个字即可挣5美元。 那时，每当爱因斯坦在柏林讲课，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听众常常有上千人。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报 告，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听众中还有许多凑热闹的人，尤其是不少外国游客。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报告厅里坐着许多 身穿珍贵裘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他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 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而争吵不休。他们想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珍藏起来留作纪念。任何事情一“热”起来之后就难免有过火之处：浮夸、拔高，什么 都来了。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虚荣的人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而对于实事求是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本人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他说：“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是没 有道理的。虽然如此，这却仍然成为我所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能力和成就的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怪诞得可笑。意识到这种离奇的情况，就会无法容 忍，但有一点却令人感到巨大的欣慰：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的时代，居然还把那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种可喜的 迹象。”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吹嘘，这就是科学家、思想家不同于阶级社会中的政治家之处。 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也是他们受到人类永远铭记的原因。他们总是反对任何不实事求是的吹嘘，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把它视为庸俗得无法忍受的事。 1919年圣诞节，他给苏黎世的朋友亨里希·粲格尔的信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和自己对这种情况的态度：“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 象。在一个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间，至少在同其他人所说的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这一 事实。”每天早班邮差一到，成百上千封要照片、征求签名的信整口袋地递了进来。也有一些是讨论科学问题的。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说明宇宙 怎么可能是有限的，也有请他说明时间怎么可能拉长或缩短，也有请求帮助的。有的青年没有考上大学，求爱因斯坦帮他到教育部说说情；有的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 被埋没了，请爱因斯坦在科学院帮他讲两句话……爱因斯坦想出一个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要照片和征求亲笔签名的信。谁捐了钱，谁就可以拿到爱因斯坦的照片和 亲笔签名。这既满足了来信者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还节省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对于请求帮助和请教问题的信，爱因斯坦一般都要尽量回复，自己忙不过来，就 请埃丽莎的大女儿帮忙。 信件还好对付，难打发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甚至知道爱因斯坦喜欢音乐后，音乐家、提琴手、三教九流的各种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尚未成名的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幸好有埃丽莎礼貌周全地为他挡了不少驾，但也总有不少能软磨硬泡的人非要白白浪费爱因斯坦的宝贵时间不可。 爱因斯坦知道，自己所以声名大震是由于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但当9岁的小儿子问他时，他还真的被问愣了。 “爸爸，你怎么变得那么出名？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爱因斯坦给问住了，他想了想，回答说：“当一只瞎眼睛甲虫在一根弯曲的树枝上爬的时候，它看不出树枝是弯的。我碰巧看出了那甲虫所没有看出的事情！”这里，爱因斯坦把人类比做瞎眼睛甲虫当然是不合适的，但不这样他又怎么能使9岁的儿子懂得他所说的空间时间弯曲呢？ 尽管如此，他对全世界因此对他崇拜到如此地步还是感到有些难以理解：“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由于写了几篇在全世界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文章，我似乎才得到了这种声誉？” 一部关于爱因斯坦的电影在纽约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上映时，人流像海潮拥向这个博物馆，当时的情况简直成了一场骚乱，以致不得不动用警察加以平息。 历史是公正的，人们心中都有一杆天秤。谁为他们做了多少多大的好事，他们总是清清楚楚，念念不忘，感激他，以各种方式表示对他的崇敬。爱因斯坦的理论是 极其抽象的。但是科学愈是不局限于直接的主观的观察，愈是深入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中去，它就更与人接近，更富有人性。这就是说，一种理论在越是普遍的形式 中表现出来，它就越光彩夺目，丰富多彩。由于爱因斯坦的理论远离各种具体的个别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受益无穷的宇宙的一般图 景的问题，所以整个世界都崇敬他，并且这种一般说来不夹带个人因素、发自内心的崇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还经久不衰，使他与那些即使再好，一般说来也总 是在有限的时期内为有限的人服务、生前显赫无比，但很快就烟消云散，甚至还要遭到清算的政治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著名物理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后来的学生和助手英费尔德对爱因斯坦享受的这种盛誉，曾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一些原因分析： “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人们厌恶仇恨、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 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太空。抽象的思维把人们从日常生 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食的神秘剧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啊！” 英费尔德还指出：“还有一个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还有 两个原因是：战争期间通行的是反智力的路线——神秘主义和一种类似宗教的战争狂热。而相对论，即使是许多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内容的人也能感觉出，它是特别颂 扬人类的健全理性的。而饱受战争之苦之后的人类，当他在考虑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和何以能发生时，自然要对这种充满了理性，甚至可视为理性的代名词的广 义相对论及其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用说，沙文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诽谤中伤，对“爱因斯坦热”客观上也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 为这也激起了广大公众对相对论及其创立者的兴趣。 有人说得好：“荣誉这东西，是人民大众对于杰出人物的嘉奖。它像美酒，给人以欢愉。但美酒喝多了，却也能使人陶醉、麻木，甚至昏死。”长久生活在荣誉的包围之中，却不受荣誉侵蚀的人是很少的，而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不受侵蚀的一个。 虽然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无比崇敬是很自然的，他当之无愧，而他自己对此却总觉得诚惶诚恐。因为在他看来，“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 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 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人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要维护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乐趣，那就应该竭尽全力地保卫这些圣人所给予我们的一 切，并使之发扬光大。”他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多次地强调过道德的至上性。重视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正确的。这也表明他自己是一位很注重道德 修养的人。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科学作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前提，归根到底是社会进步最强大的推动因 素。所以马克思说，与手推磨相联系的是封建社会，与蒸汽磨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爱因斯坦显然还没有达到。当然，他的这种认识 恐怕也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在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不少自然科学家也致力于使科学技术变成刽子手手中强有力的杀人工具这种现象分不开的。 当然，这只是把科学与伦理道德相比较，决不意味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自己就看不到科学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意义。相反，他认为科学研究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是不 可缺少的。他就曾经明确说过：“当科学研究开始落后时，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就会崩溃，并且它窒息了将来可能的发展。” 世界上恐怕再也 没有比爱因斯坦对有关自己的这种事情更超脱的了，对这样的荣华能如此地不动心，这无疑也是他像在科学上创立相对论那样作出的空前的一种创造。在接到广义相 对论得到证实的消息后，他做的惟一的事不过是给母亲拍了一份电报。其目的是为了使年老多病的母亲能从中得到一点快慰。有一位柏林最有名气的主妇，一天想请 爱因斯坦赴宴，她列出了邀请参加的所有著名客人的名字，然后去找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尖刻地问：“如此看来，你是想让我担当宴会的主角了？”说完转身就走 了。埃丽莎悄声对那位夫人说：“阿尔伯特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爱因斯坦对吃吃喝喝、挥霍劳动者的血汗从来就很反感。对借这一种做法要达到别的不可告人的 目的就更不待说了。早在1909年夏，他应邀参加日内瓦大学为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时就表露过这样的情绪。庆典活动结束时举行极为丰盛豪华的宴 会，当时他问坐在自己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 “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还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吗？”那人说不知道，并反问他会怎 样。爱因斯坦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这种看法他终生未变。所以，他讨厌数不清的宴会作为少数例外，他只接受与 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察觉到这是别有用心的借口，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表现出来。对有些实在很难推托的宴请，埃丽莎怕失礼，只好编一个爱因斯坦有更 重要的原因实在不能参加的谎代他前往。 有一位好奇的女士，不知疲倦地做了许多工作。她曾以自己的建议纠缠了爱因斯坦和埃丽莎很长时 间。她是那么不屈不挠。爱因斯坦固执地不愿见她竟使她感到那么痛苦。这使埃丽莎深受感动。有一次，埃丽莎问爱因斯坦：“我们可以在开音乐晚会时请她来参加 一次吗？”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因为对他来说，听演奏的人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这次音乐会，他是为了给一个很有才华但尚未成名的音乐家捧捧场，当然对他自 己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其实，“他演奏得很好，而我却不怎么样，但他相信与我同台演奏会使他扩大名场”。爱因斯坦对这种不合逻辑的社会事实感到好笑。 在那次演奏过程中，他沉湎在音乐中，完全忘记了很多人已经拥进他的房间。他茫然地看着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动听的旋律在他脑海里回荡，完全压倒了那些低声 的祝贺。快结束时那位不屈不挠的女士面带着迷人的表情走到他面前：“教授先生，我希望您允许我下次能再来。”“不。”爱因斯坦平静地对她说，没有一点严肃 生硬，仿佛是在讲与他们两个人都毫无关系的一件事。他以吃惊、不解的目光盯着那位慌乱、狼狈的女士离开了他的房间。埃丽莎大叫起来：“阿尔伯特，你怎么能 这样！”“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再来？”他显出一脸真正吃惊的样子，他丝毫不能理解他惹出来的尴尬局面：“我没有发现她有再来的必要。”像这类事多了，有时他 能毫不留情地向一位地位虽然显要但很庸俗的人下逐客令。他对一切世俗的考虑都充耳不闻，因此他常常被人指责为“天真幼稚”、“固执”。但他的巨大声望帮了 他的忙。有的人在他那里明明碰了一鼻子灰，出去后还要吹嘘爱因斯坦如何平易近人，如何有教养，对自己如何热情等。此外，他的性格古怪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 掩护了他。这些做法在伟人身上不仅不是遭人痛恨的毛病，反而也成了铸成他伟大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轶事与他的成就一同被人们传诵了。 名誉也能带来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和好运气。但是爱因斯坦坚决拒绝各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供奉和巨额酬劳。如在银幕上露10分钟的面就可以拿到一笔惊人的报酬。他 们坚持说，这对他来说毫不困难，只是站在黑板前，手里拿一支粉笔。爱因斯坦不禁大笑起来：“下一步是什么？你们难道真的相信我会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那样表 演？”爱因斯坦和埃丽莎都渴望摆脱各种各样的额外收入。他们认为，那收入对于他们朴素的生活方式来说是多余的。 但是也有例外。也许是 由于他青年时代经受过太多的苦难，对别人给自己的无私帮助始终抱有崇敬的感激之情。他对那些虽然并不重要但确实需要他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他常常会毫不犹豫 地把一位要求见他的可怜的倒霉人引进小屋，亲密地谈上几个小时，帮他想办法，解决问题。任何出于道义或物质上的遭遇所发出的呼吁他都是不遗余力，大力帮 忙。有时，他知道后，在别人尚未向他提出请求之前他就主动为他们做了。名声大震之后，他也常常被那些乞讨者所包围。而且一大批相信能得到他的帮助的亲戚也 找上门来，还有一些根本不相识、遇到了困难的人也来请求爱因斯坦夫妇帮助。为此，埃丽莎不得不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把这些人的问题分类解决。因此有些滑头的 人也趁机钻空子。而遇到这种情况爱因斯坦由于对贫穷者的深刻同情也往往上当。有一次，埃丽莎气愤地对爱因斯坦说：“怎么，阿尔伯特，你又给那骗子这么多 钱？他已经愚弄你好几次了！”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说：“他肯定还是那样需要钱，人怎么会为了欢乐去乞讨呢？”他凝视着大家，样子仿佛是向大家挑战： 你们能否定这样的理由吗？他把他的精力全集中到他的探索的大事情上去了。 有一次，他从伦敦去布鲁塞尔。本来他身上带了好多钱，但由于遇到了许多比他更需要钱的人，他就给了人家。以致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头的钱除了 买一张三等车厢的票外就只剩下几法郎了。为此，他不得不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徘徊了好久，他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 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也没有。他找到店主问：“你们有电话吗？”“电话在酒吧间。”“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王室所在？” 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间的先到的顾客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外地人在找王室，交换着吃惊的眼神，立即警觉起来：他是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是个 危险主义分子。当爱因斯坦走出电话间时，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原来，在他紧张地打电话时，这个新闻已传了出去。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 车。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流浪汉原来就是他们的王室正期待着的最尊贵的客人——当时在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爱因斯坦。埃丽莎为避免这样的事 再度发生，丈夫每次旅行，只要自己不跟着，总要为他订好头等车厢的往返票。 可是爱因斯坦本人每想起这次经历却大不以为然，也许他还有些暗自得意：总算有一次没有被人认出来。平时，他常常趁家人不在，把人家刚给他送来的许多贵重的礼物送给别人。 他当然也知道声望的意义，并且有时也利用它为穷苦的人、为人类效劳，宣传他希望得到传播的观点。其表现之一就是在为慈善机构募捐或为某项事业辩解时，他 同意在公共场合露面、讲话。由于埃丽莎知道他的为人，有时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答应了这类安排。他回来后虽然总要发两句牢骚，但最后总是去尽职尽力。事后还常 常对埃丽莎开玩笑说：“这一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有时甚至还用赞赏的口气讲到埃丽莎为他作的这些安排：“她知道怎样去做这些事，每次她都能用我得到相当巨额的收益。” 不过，对此他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对人类有责任，随着声望的提高，他愈加感到对人类的义务的加重。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对同胞充满 了兄弟般的同情的道德高尚的人，他感到这类事他不能不管，自己应该努力为公众事业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声望成了一笔必须偿还的债务。他常常强调科学家对 人类的责任。他说：“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肯定始终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埋头于图表与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在爱因斯坦看来，在象牙塔 里的科学家永远是荒谬可笑的，甚至是“罪犯的同谋”。他曾用这样的话概括过自己的生活动机：“只有为了他人而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他生性清高孤 独，不愿受任何束缚。他曾谈到那种“难以言明的孤独”，那孤独甚至深深地影响了他和那些与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同时，精深的理论研究本身也需要清静，需要 科学家不受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岁月的流逝日益加深着他对孤独的热爱，他更乐于享受孤独。越这样，他也就对那种喧闹的、意义不大的应酬场面感到反感、讨 厌。他不愿让人家宣扬自己，尤其不愿意人家把自己的照片登到报刊上，所以他对那些不知疲倦的、热心的摄影师特别不友善。他总是抱怨这些人剥夺了他隐姓埋名 地生活的权利，他谴责他们使他每天都遭到麻烦。他对他们的不满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次，摄影师正给他照相，他冲着摄影师吐舌头，做鬼脸。没想到这位摄影 家真把这张一条大舌头占据了一张脸中部、～束束头发耸立在头顶——活像一个魔鬼的照片登了出来，结果各国出版界争相印刷、发行。这成了科学史上的一则笑 话。 广义相对论的创立为爱因斯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普遍的崇敬，同时也激起了某些人强烈的嫉恨和恶意的中伤。在相对论的热潮席卷世界 的时候，在德国成立了一个旨在把相对论搞臭的“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它的头头是魏兰德。由于他手中有的是来路不明的钱，只要有人肯写文章、作讲演攻 击相对论，辱骂爱因斯坦，他就付给丰厚的报酬。因此，他很快拉起了一帮只要金钱、不要良心的人的小圈子。 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勒纳德教 授，他是实验物理学家，因研究光电效应获1905年度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正是在这一年发表了光量子论，对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从理论上作出了解释。当时勒纳德 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勒纳德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意志至上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这位坚 决反对沙文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犹太科学家来了。 最早是1920年2月，他们操纵柏林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妄图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 斯坦被迫中断报告，愤然离开了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此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上课，这样事情才算过去。但该年夏天，在柏林街头又贴出 了海报，预告将在德国各大城市举行20多次声讨相对论的报告会。首次报告会是8月24日在柏林音乐厅举行的，爱因斯坦也参加了，他与老朋友劳厄坐在同一个 包厢。 魏兰德首先跳了出来。他说：“诸位，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要从科学、哲学、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讨论相对论。首要的，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讨论相对论，因为国家和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追随者和一帮沙文主义者使劲地鼓掌。 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煽动道：“所谓的相对论创立者，据我所知，不是德国人！”下边立即有人尖声怪叫：“他是犹太人！” 魏兰德看到台下的反应，得意地接下去说：“这个爱因斯坦，他大肆剽窃，热衷于吹嘘。他的相对论是自己吹出来的，是人家捧出来的！那是什么货色呢……这不 是科学的进步，这是科学的退化！诸位请看，我们的敌人把他捧到天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肉麻地吹捧他。诸位，我们要警惕呢！敌人那样吹捧他，这就很说明问 题啦！但是，很遗憾，有不少德国报纸也跟着起哄！” “那是犹太人的国际阴谋！”“这个犹太小子，我们非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不可！”台下的打手们大叫大嚷。“为了相对论大叫大嚷，闹得甚嚣尘上，这是与德意志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魏兰德声嘶力竭地说。 会议的过程完全是事先串演好的一场双簧。 劳厄实在听不下去了，一面跺脚，一面骂道：“不要脸，真是丧尽天良！”而爱因斯坦自己反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还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并不是他被气疯了，而是报告人说得太好了： “大叫大嚷，闹得甚嚣尘上！” 第二个报告人是柏林大学的物理学讲师。他引经据典地企图论证爱因斯坦的成果是剽窃来的，而且是多么“荒谬绝伦”。 他的演讲搞得人昏昏欲睡。 “看，爱因斯坦！”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声，会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被批判对象。这时，除劳厄外，还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对相对论批判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本人了。在整个闹剧的始终，他都泰然自若，仿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好奇的观众。 这丑恶的闹剧引起了德国科学界许多正直的、有良心的学者的愤慨。第二天，劳厄与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向柏林各大报发表了声明：怒斥无耻之徒们对相对论和爱 因斯坦的恶毒攻击。他们在声明中说道：“……凡有幸与爱因斯坦接近的人都知道，在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 没有人能超过他。” 8月27日，《柏林日报》上登出了爱因斯坦的声明——《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我非常明白，那两位讲演 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办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要是我是德国公民，不管有没有‘绗’装饰，而不是有自由主义和 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索末菲也给爱因斯坦写来了信。对于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他表示震惊和愤怒。他希望爱因斯坦的心不要因此受到干扰，并呼吁他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不要离开德国。 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上，反相对论的策划者枢密顾问勒纳德教授终于亲自出场了。爱因斯坦发言一完，勒纳德就要求发言，结果 两人在讲台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在这个会上，勒纳德们不仅理屈词穷，而且势单力薄。因为真正的科学家都是站在爱因斯坦一边的。 但是，沙文主义者们并没有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由于害怕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倾向及其影响，还出版了一本《反爱因斯坦百人文集》，甚至把他的名字秘密地列入了暗杀对象的名单。 有人竟公然在柏林的报纸上狂吠要谋害爱因斯坦。 为此，他当时对记者说：“我像是个躺在舒适的床上的人，臭虫总是要来打扰我！”他还说：“在柏林，大家——主要是我的那些同行，都对我十分热忱。但是， 这几个月，尤其是英国公布的日食考察结果证实了我的预言以后，有些人却存心陷害我。”但爱因斯坦面对如此疯狂的诬蔑、诽谤，甚至阴谋杀害自己的形势，却表 现得惊人的镇静，一如对待对他歌功颂德的狂潮那样。他是高耸云霄的大山，无论是崇敬的巨涛还是诋毁的风暴都不能动摇他的半根毫毛。他照常想他要想的，干他 想干的，从不让这些叫人讨厌的事进到自己心里去。1949年2月22日，爱因斯坦给作家马克斯·布罗德写的信很好地表露了他是怎样对待诽谤和攻击的：“你 对（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载的那篇书评如此义愤填膺，不禁使我哑然失笑。有人为了一点钱，才有一知半解，就去写一篇似通非通的、谁也不会去仔细阅 读的文章，对此你怎么能认真对待呢？外面发表的针对我的无耻谎言和胡诌的东西多得可以用大桶来装，如果我对他们稍加注意的话，那我早就成泉下之鬼了。人们 应该这样去安慰自己：时光老人手里有个筛子，那些重要货色中的绝大部分都会漏过网眼，掉入遗忘的深渊，而所剩下的也往往还是些糟粕。”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