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历史大事记

  • 发布时间:2017-09-26 09:48 浏览:加载中
  •   文化大革命进人1969年,迟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九大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林彪、江青集团把九大看作是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加紧了篡权活动。

      九大召开前夕,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九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出“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作为九大的任务。

      4月,九大召开。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地位。九大以后,“文革”进入第二阶段,“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全国开始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继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准备和美苏“打常规战”、“打核大战”。6月,苏联领导人在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加重了中共党内业已存在的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0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的口头谅解0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判断,中共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林彪趁机发出“一号命令”,全国掀起“要准备打仗”的战备高潮0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两国关系趋于缓和。

      这一年,由于政治形势略有稳定,周恩来抓住时机,布置编制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遏制了“文革”以来经济全面衰退的势头,使全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恢复到1966年“文革”前的水平。但计划和经济管理仍未走t-iE轨。这一年,国家计委还下发了关于财政、企业、物资等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部分中央、部属企业开始下放。

      1969年全国计划座谈会

      1969年全国计划座谈会是在“文革”初期全国动乱局面基本结束的形势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组织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体制改革问题。

      “文革”初期,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原有的经济指挥和管理系统失灵,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贯彻实行,1968年则因缺乏统计资料而无法制订年度计划。这两年的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情况。1968年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基本结束了全国的动乱局面,社会秩序相对趋于稳定,经济的指挥和管理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周恩来总理抓住这一时机,开始着手恢复“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国民经济。

      1968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计委根据这个指示,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了一个由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30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草拟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一纲要提出了1969年的国民经济的5项主要任务:(1)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还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卷;继续动员400万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随着文教机构和学校的下放,文教事业经费改归省、县两级来掌握;力争提前完成超功率对外短波电台和对内中波电台的建设。(2)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用于农业的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约160万吨。(3)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力争3到5年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4)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行免费或低价口服避孕药的试点,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5)继续狠抓交通运输。计划规定了196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吨到1650万吨,比上年预计增长720万吨到770万吨;原煤2.75亿吨到2.8亿吨,比上年增长5800万吨到6300万吨;原油1850万吨到2000万吨,增长270万吨到420万吨;发电量980亿度到1000亿度,增长273亿度到293亿度;棉纱1000万件到1050万件,增长250万件到300万件;铁路货运量5.8亿吨,增长1.7亿吨。计划1969年工业总产值约比1966年增长15%;钢、铁、原油、水泥、机床、发电设备、棉纱、棉布、纸等很重要产品的产量,将提前一年达到或超过“三五”计划原定的1970年的指标。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按193亿元安排,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其中新建的约130个。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比上年增长6%。财政收支各为570亿元。计划增加职工150万人。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计划曾提出过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以节约原材料来增加生产急需的产品,还批评了在制作毛主席像章上的浪费现象,责令物资管理部门收回批发用于制作像章的5000吨铝;强调在编制计划时,确定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要估计到完成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承认计划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同时,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结婚的多了,孩子生得多了,要抓紧控制人口的工作。会后,各地代表在执行这个计划时,还讨论补充了一些内容。

      由于1969年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基本的前提,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1969年的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遏制住了“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势头。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较之1968年、1966年分别增长了23.8%、7.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个别外,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与1966年相比,196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1.4%,原煤增加了5.6%,原油增加了49.4%,发电量增加了13.9%。

      但是,由于1969年的计划是由临时的计划小组在短期内匆匆草就的,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加上这一计划的制订受到了为党的九大和国庆20周年献礼的影响,草拟得很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脱离实际。1969年实际的工农业增长状况基本上未达到计划要求。

      体制改革也是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1961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需要,经济体制上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当时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表示:中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好。随后,中共中央以此为精神,决心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文革”的到来却使改革搁浅了。1969年全国形势稳定之后,这个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

      在这次全国计划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会上发言,谈到了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关于手工业过渡,他指出,要防止一阵风,不要一下子都改为全民所有制。关于大工业下放地方管理,他提出,中央部直属企业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下放地方;二是下放后实行双重领导;三是中央部直接管理几个企业。他强调,条条块块应以块块为主,绝大多数企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下放。

      2月27日,会议印发了有关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

      一是《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草案)》。《初步意见》指出,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地方以及各部门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心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划分问题。根据财政管理体制下放的情况,今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必须相应地加以调整。在财政收入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人、银行收入、关税收入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收入,包括地方企业收入,一律归地方财政。在财政支出方面,除了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基建投资、流动资金、行政事业等支出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支出,包括地方基建投资、流动资金、新产品试制费、支援农业资金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费和行政费等,一律归地方财政。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中央只下达一个总额,具体项目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在中央规定的财政管理体制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本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国家的税收制度(包括税种、税法)由中央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各种税收的具体征收办法。

      二是《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初步设想》认为,当前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第一,中央部门的权限集中过多,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够;第二,机构重叠,管得过多过死,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够;第三,中央部门直属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鉴于这种情况,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初步改革意见。《初步设想》的主旨就是企业下放,认为中央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委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时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及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初步设想》还拟定了初步下放的企业名单。

      三是《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认为,过去以“条条”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权限集中过多过大,管得过宽过死,破坏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原则,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物资体制要按照加强中央的统一计划,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的原则进行认真改革。设想的初步改革意见是,主要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统一分配。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地区平衡、差额调出、调入的物资分配制度。地方“五小”企业生产的产品,不纳人中央统一分配。地方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和设备,完成国家计划以外的超产部分,原则上不纳入中央统一分配。文件发出后,全国开始了以下放企业、实行包干制、精减机构为主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至1970年全面展开。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又称“珍宝岛事件”,指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中苏两国边界武装冲突事件。

      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使两国之间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边界问题成了两国政府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我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在中苏关系稳定友好时期,两国边界问题被搁置一边。50年代中期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日趋明显,遭到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抵制,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边界问题随之浮出水面。1964年2月,在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下,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但并未取得任何进展。1965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频频举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特别是未明确划分归属的地段挑起事端,侵人中国领土领空,绑架、杀害中国边民,毒打中国边防军官兵。从1964年2月到1969年2月,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以来苏联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的一起最严重的边境冲突。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的虎林县虎头公社(今虎头乡)虎头大队(今虎头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长1700米,宽500米,面积0.47平方公里。它原是乌苏里江西侧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才形成南北狭长的小岛,到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因其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名“珍宝岛”。它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400余米。每到冬季,江面冰冻厚达2米以上,可行驶汽车、坦克。珍宝岛以西还有珍宝西岛,以北有七里沁岛,以南有长脖岛。

      珍宝岛及上述几个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根据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的属于中国。《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河及松阿察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虽然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两国在乌苏里江中的边界位置及江中岛屿的归属,事后也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但是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的边界划分,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边界线。珍宝岛及上述岛屿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当属中国领土。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也同意两国在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这实际上已承认了珍宝岛及上述岛屿是中国领土。在事实上,珍宝岛也一直由中国管辖,上岛建房、捕鱼、种菜的都是中国公民,巡逻守卫岛屿的也是中国边防军。但是,在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承认的划分江中边界及岛屿归属的原则却没有在中苏两国的国家间条约中得到确认。苏联政府拿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以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一条红线为界,企图证明珍宝岛等地区属于苏联。实际上,这条红线只表明沙皇俄国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为界的意愿,不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和江中岛屿的归属。中国代表表示不能同意,苏联官员也曾承认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然而,苏联政府却以此为据,企图侵占珍宝岛等地区。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14次侵入珍宝岛。苏联报纸公开扬言,如果中国军队再敢上珍宝岛,就武力解决。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也叫嚷要“做好战斗准备”。珍宝岛地区的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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