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年历史大事记

  • 发布时间:2017-09-26 09:44 浏览:加载中

  •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并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同时,中共中央还批转下发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运动的典型经验,把开展对敌斗争和夺权斗争作为社教运动的中心环节。这就进一步促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泛滥。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提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而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左”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进一步扩大。1964年3月下旬,文化部党组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1964年8月,文艺界成立了整风指挥部,将一批较优秀的戏剧、小说和电影,作为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文艺界的错误的批判,不久就扩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这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完全是为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着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

      1964年1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毛主席诗词》。这本书收入毛泽东诗词37首。其中以前发表过的有27首,这次出版经过作者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另外10首是没有发表过的。这10首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主席诗词》不仅有极高的政治思想性,而且富有很大的艺术魅力。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艺术概括,极其鲜明地表现了无产阶级主宰历史、改造世界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光辉典范。

      《毛主席语录》始发行于1964年5月,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指示,将《解放军报》发表过的语录加以补充而出版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说:林彪元帅曾经指示,为了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并且指示在《解放军报》上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干部战士学习。几年来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也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我们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力求使所选内容适合基层干部和战士的需要和水平。各部队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部队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有的放矢地选学有关的内容。这本语录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和报刊上发表过的毛主席的文章和言论为依据。

      《毛主席语录》将摘编出来的毛泽东有关言论分为30部分,即:(1)共产党;(2)阶级和阶级斗争;(3)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5)战争与和平;(6)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人民战争;(8)人民军队;(9)群众路线;(10)政治工作;(11)官兵关系;(12)军民关系;(13)三大民主;(14)教育和训练;(15)为人民服务;(16)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17)革命英雄主义;(18)勤俭建国,勤俭建军;(19)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0)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1)调查研究;(22)思想意识修养;(23)团结;(24)纪律;(25)批评和自我批评;(26)共产党员;(27)干部;(28)青年;(29)文化艺术;(30)学习。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是林彪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具体表现。早在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提出,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学习毛著就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他还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著作)就够用了。还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就加入了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观点,他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论述和规定。如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所有言论和活动完全等同,认为毛泽东的每一个指示、每一句话,都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毛泽东思想。《决议》强调,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方法,使我们能够很好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程。要全面改革军事和政治训练,教材中一切与毛泽东思想不符合的部分,必须彻底革除。学习方法必须学用结合,要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且同新的条件正确地结合起来。《决议》还批判了谭政等主张完整、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将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说“过去在我军中,曾经有人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为借口,来排除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性,这种荒谬的观点,必须坚决反对。在我军中,曾经有人提倡过的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脱离实际、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方法,也必须彻底纠正”。《决议》在事实上承认了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为林彪披上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骗人外衣。

      为了进一步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于1964年底,对部队工作又发出了指示。他说,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部队政治教育,主要是用毛主席的文章,中央指示,军委的文件,不要另外去编写教材,临时编一点是可以的,但现成的东西最好,又最省力。自己编,编不好,又费力。后来他又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了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极端,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窃取更大的权力,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变本加厉地大搞个人崇拜。1966年9月18日,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林彪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洋人、古人哪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1966年12月《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由张春桥等人代笔、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再版后的《毛主席语录》在内容上又有修改和补充,新增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委领导”和“妇女”三部分。还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部分改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勤俭建国,勤俭建军”部分改为“勤俭建国”;把“思想意识修养”部分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除鼓吹一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观点外,还为自己树碑立传,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从内容上看,再版的《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军队之外的各行各业学习毛主席语录,将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推向全国。一时间,《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在不同场合,不同性质的集会,都要手捧《毛主席语录》朗读几段,或高呼口号,把学习毛主席语录搞得十分庸俗化,也更为神圣化了。

      《毛主席语录》是在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突出政治运动中编辑出版的,它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顾历史背景,断章取义,胡乱套搬,以致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军大比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期,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战略导弹部队,形成了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统一了全军的编制体制,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划分了战区,逐步完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随着各兵种的相继建立,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军事训练成为当时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掌握现代化武器和其它军事技术,学会组织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方针,颁发了训练大纲,统一了训练思想,全军开始了正规统一的训练。进入60年代以后,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新的战略战术和新的技术,成了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批转了叶剑英建议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全军开展空前规模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郭兴福是南京部队某团二连连长,他摸索出一套扎扎实实的教学方法,能够使战士在平时把战时需要的本领学好,真正练出打仗的过硬本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抓好战士的思想,提高自觉性,使部队带着阶级仇恨练兵,带着敌情观念练兵,带着保卫祖国的任务练兵,带着问题练兵。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意见,谁的技术好,就推举谁作示范。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苦练,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不但会讲,而且会做,严格要求,耐心说服,对一切战术和技术训练讲究质量,一丝不苟,同时又采取表扬为主、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调动战士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练兵。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实际的战术训练教学方法。后经总参谋部军训部提议,定名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到1961年秋,郭兴福教学方法在第十二军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从1963年起,郭兴福教学方法走出军区,推向全军。1963年底,总参谋部在镇江召开了有各军区、军事院校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会上,叶剑英、罗瑞卿向全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12月27日,叶剑英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了专题报告,汇报了镇江现场会议的情况,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4)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5)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

      中央军委作了题为《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重要批示》,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64年1月25日至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现场会议。会上,罗瑞卿宣布,为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总参谋部准备于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一次比武大会。从此,全军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出现了一个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练兵热潮。

      为了学习郭兴福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在1964年3月7日至20日,南京军区在镇江举办了一期干部集训。许世友司令员任集训队队长,杜平政委任集训队政委,参加集训的干部主要是连、排长和部分参谋、干事,还有少数师、团、营干部充任队、排、班长,共517人。陆军师主要学单兵进攻,岛屿和海岸守备部队主要学单兵防御。这次集训重点是解决干部自身训练和掌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问题。要带出过硬的战士,过硬的连队,首先要有过硬的干部。集训要求干部通过训练掌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基本精神,通过亲自摸爬滚打,掌握军事训练的基本技能。1964年3月底,又召开了训练会议。会上,正式提出比学赶帮和比武的口号。并对开展大比武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强调以搞好基础训练为主,立足现有装备,使用现有手中武器,苦练在几百米、几十米内同敌人打近战的硬功夫,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使敌人的优势装备发挥不了作用。

      1964年6月5日,南京军区召开了比武大会。这是对全军区部队大练兵的一次检验,也是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成果的一次检验。参加比武的尖子分队之多是空前的,比武大会内容之丰富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比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真实水平,反映了大练兵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6、7、8月间,全军分为18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表演的有部队及民兵共1.37万人,参观的干部将近10万人。比武期间,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6月15、16两日在北京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对受阅分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毛泽东向全军发出了“要普及‘尖子’经验”的号召。

      在全军大比武活动的推动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成绩大幅度上升。1964年全军步兵武器训练获得优等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了4倍,投弹距离平均达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6倍,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成倍增长。南京军区在本军区比武大会和参加总部比武大会以后,全区练兵活动方兴未艾,并逐步由培养尖子为主向普及发展。1964年冬。军区又以冬季拉练的形式广泛开展练兵,使练兵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大大推动了部队军事训练的发展。

      这次全军大比武活动,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对部队的训练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发展,使全军练兵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这次练兵运动尽管后期出现了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成绩是主要的: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练兵方法,基本摆脱了50年代机械照搬苏联军队的训练模式,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更加适应其客观实际。在紧张激烈的比学赶帮的热潮中,各行各业各兵种各分队都培养了自己的典型,涌现出一大批尖子单位和个人,为全军各部队各兵种、各分队开展练兵树立了榜样;总结训练经验、摸索训练规律,为指导军队的训练提供了借鉴。

      但是,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刚刚兴起不久,林彪即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商定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消息发布,举世震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发展同世界广大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一些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国家逐渐把目光投向新中国。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将军就任法国总统后,奉行“不依靠美国”和现实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承认: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在十几年里,中国大陆都在一个政府管理之下;在国外,共产党中国表现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亚洲,没有一个问题不涉及中国,所以必须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另外,战后世界由于美苏率先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技术,它们不仅垄断核武器的生产技术,而且不断地利用手中的原子弹进行核威胁。美国政府意图限制法国独立发展核力量。同时,美国政府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暗中拉拢其他国家,在外交上孤立法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戴高乐总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将外交转向了美国极其敏感的中国,意图破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部署和外交策略,继主张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戴高乐一再强调,只有北京政府才能真正代表中国。

      中法两国最早接触是从贸易方面开始的。当时中法的两家贸易团就石油开采设备进行过接触。1963年10月,戴高乐授权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他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交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与富尔进行会谈。10月23日,周恩来与富尔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双方就两国关系发展问题进行了深人交谈。富尔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富尔念了戴高乐的亲笔信,并将副本递交周恩来。周恩来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在谈到中法双方都没在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时,周恩来说,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可能双方看法不尽一致,我们虽然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样的。这件事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富尔同意周恩来的观点。

      但是,摆在两国间最大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坚决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绝不能搞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于富尔提出的中法建交后,法国与台湾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的办法,周恩来明确说,这不可能。他在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为中法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不仅如此,法国同中国建交还需要克服来自美国的干扰。戴高乐在征得法国内阁部长们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于1964年1月14日同美国驻法大使波伦举行了工作宴会,就中法建交问题同美国大使交换了意见。美国虽然公开表示反对,但也无法阻止法国政府的行动。

      1964年1月18日,中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在宣布中法建交的次日,即1月28日,根据双方事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中法建交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影响。首先,中法建交,标志着战后国际旧秩序的崩溃。国际形势由冷战初期的两极政治开始走向多极政治,两大阵营瓦解,美苏的霸主地位被严重地动摇。其次,中法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大国。这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中法建交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好处:在经济方面,中国与西欧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同非洲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上,打破了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法国的行动使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中立国家很容易效仿法国而步法国的后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方面,由于法国的支持,一些非洲的法国殖民地国家也会同法国一道支持中国,这可能使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中获得2/3以上的席位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再次,中法建交是对美国的一个沉重打击,而不是象征性打击。法国对美国的背离性行为,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也是法国对美国的一次挫败,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美国哀叹这是历史上最痛心的时刻。

      工业学大庆运动

      根据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广大勘探职工终于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中部安达市(今大庆市)发现了大油田。这里油气储量丰富,原油质量好,含硫低,轻质油成份高。1960年以前,这里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草原,天气严寒。为了打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自1960年5月开始,陆续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4万多名职工,集中了7万多吨器材和设备,在大庆地区进行了油田勘探和开发。经过3年多的努力,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亿7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在这场石油会战中,锻炼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3年12月问,余秋里、康世恩在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干部大会上报告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大庆的成就和经验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他们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的一些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作参考。通知发出后,全国工交战线开始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编后《崇高的榜样》,指出:“大庆油田的一切成果,集中到一点上来说,那就是由于他们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学习大庆经验,就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庆的先进事迹,高度总结了大庆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大庆的号召。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两年多里,全国范围的学大庆运动基本上是正常的,我国工交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以大庆为榜样,加强政治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科学态度,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使广大工交企业的生产得到很大发展,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运动的发展,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学习大庆的先进管理经验也逐步转移到只突出政治这一方面来,认为是“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彻在大庆成长的过程中”,大庆经验就是“突出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以政治统帅生产、统帅技术、统帅业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设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学大庆运动受到很大冲击。首先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大庆的正确经验和大庆典型进行攻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等就伙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污蔑大庆“红旗是黑的,标兵是假的,干部是坏的,经验是吹的”,还多次派出所谓“战斗队”到大庆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残酷迫害大庆工人中的模范人物铁人王进喜和大批先进人物、革命干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对工业学大庆运动。他们阻挠国务院准备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张春桥说:“现在学大庆,不得要领。”告诉他们在上海的党羽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不管他们那一套。”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学大庆成为“禁区”,不准上海方面组织人员到大庆参观。还把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摄制的电影《大庆战歌》扣压了10年之久。

      在70年代以后,学大庆运动仍然在各省、市、自治区开展,但是运动的发展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左”倾思想的色彩。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业学大庆》的社论,肯定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进一步学习大庆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大庆的道路,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工业的道路”。学大庆,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两论”起家,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学大庆,就是大学解放军,实行政治建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学大庆,就是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学大庆,就是坚定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这篇社论的发表,确定了工业学大庆的基本方向,使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了又一个热潮。然而,这篇社论不仅没有改变运动前期的一些“左”的倾向,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71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将“工业学大庆”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联系在一起。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了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下,大庆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把典型无限拔高,把一些经验过分模式化、绝对化,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庆的广大职工顶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坚持生产,坚持科学的态度,坚持必要的规章制度,继续为国家作出贡献。到1976年,原油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6.7倍,平均每年递增达20.4%。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1977年4月20日到5月10日,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李先念副总理在致开幕词时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5月9日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华国锋依然认为“大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鞍钢宪法,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建成并发展了大庆油田,“迅速发展了生产”。认为“大庆从会战开始,就方向明确,路线对头,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打破修正主义办企业的框框”。他仍在错误地总结大庆的经验。这次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学大庆运动,为恢复我国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的经济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次大会,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影响到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和揭批“四人帮”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如华国锋在报告中所说的,这场运动,是一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

      全面、彻底地总结工业学大庆的经验教训,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报告》的通知,通知首先指出,广大大庆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装,在60年代初,面对国外的封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在70年代,他们顶住压力,坚持生产;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千方百计,实现了稳产高产。大庆石油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实践,大庆油田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历史,大庆广大干部和群众创造的一套我国自己建设和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经验,表明大庆不愧为我国工交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庆职工不愧为我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通知也指出,过去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去总结、去拔高,总结一次,拔高一次,直到把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在宣传和推广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有关的上级领导。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必须肯定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学大寨运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位于昔阳县东南,是海拔1000米的土石山区,800多亩土地,90%都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上,这里穷山恶水土地薄,素有“穷山恶水沟作怪,冲走水土灾害来”的说法。农业合作化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寨大队社员逐步改变了恶劣的生产条件,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社员生活也得到了改善。1963年秋天,大寨遇到了特大洪水灾害,大寨人10年来修好的100多条大石坝被冲毁了,层层梯田冲成大沟壑,许多房屋倒塌,但大寨大队的社员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靠自己的双手进行生产自救,在秋后一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大寨人这种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壮举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周恩来指出: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报导《大寨之路》和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介绍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号召全国学习大寨。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4个方面,这就是:(1)学习他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社论说,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力量有多么的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2)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大寨人用双手改造了乡村面貌,而当时全村只有50多个劳动力,集体经济又刚刚建立起来,财力、物力都很单薄。但是,大寨人民既敢于藐视困难,又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他们没有坐等农业机械化,没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支援,当改造自然的规划一经制订,就立即投入了战斗。社论说,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而要改造客观世界,不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是同自然界作斗争,就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坚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前进。(3)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说,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举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括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4)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社论说,11年来,大寨人民在建设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已有的成绩所陶醉,不再继续前进了。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几乎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技术措施,他们都进行了科学试验。只有永远向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社论最后说:大寨的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们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区,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1964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运动很快推向全国。全国各地广大农村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山造田、兴修水利,以顽强的斗志,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农村的面貌,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1965年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寨的一些“左”的做法迅速抬头,并受到重视,不断地总结、提高,并被不切实际地广为宣传。1966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突出政治的一课》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提高到了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的高度。同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党支部》一文的编者按中说:中共大寨党支部从党内到党外,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打退了资产阶级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从而使大寨的生产蒸蒸日上,成为全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大寨经验宣传的重点,开始从物质领域转向精神领域,从发展生产力转向变革生产关系,从战天斗地转向与资本主义斗争,逐渐地被扭曲、被神化,以至于脱离了正确轨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从1967年直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学大寨已不是单纯地学先进的生产运动了,而是变成了用强制手段推行极左政策的政治运动。把大寨经验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国家、关心集体等内容改为阶级斗争,认为大寨经验的精髓就是“斗”,首先是与人斗,大搞阶级斗争。生产上不去,就认为是“阶级斗争抓得不紧”,“有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为了反资产阶级法权,大寨大搞平均主义,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取代依据劳动定额的评工记分制。大寨还提出了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尽数割除。大寨大队由于规模小,一直实行大队核算制,昔阳县为了推广大寨经验,于1967年到1968年间,将全县改为大队核算制,这也成为大寨经验之一,结果形成了“穷过渡”。为了建“大寨田”,昔阳县大搞“一平二调”,侵犯生产队所有权,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大寨的旗帜作为推行其极左路线的工具,他们需要什么经验,就在大寨中制造出什么经验。1967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永贵在昔阳造反夺权的通讯,利用大寨这面旗帜为在农村夺权和制造动乱推波助澜。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陈永贵的文章《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1969年2月1日,发表了署名大寨贫下中农的文章,总结了大寨斗、批、改的体会,即:高举一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一条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纲),猛批一个修(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斗一个私、大立一个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宣传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让社会主义正气压倒资本主义邪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宣传大寨抵制1972年刮起的批极左思潮,迎着逆风上,开展反右倾斗争,坚决地同1975年出现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复辟倒退。正因为大寨适合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阶段的需要,所以才不断地被美化、被拔高、被吹捧、以至于绝对化。除了机械地照搬大寨经验,大搞阶级斗争外,在生产中也同样照搬大寨经验。大寨地处山区,将山地改造为人造平原,各地便也纷纷向山头进军,搬山造田,结果劳民伤财;在南方一些省份为学大寨围湖造田,在西北一些地方则毁草开荒,破坏生态平衡,不但减少渔牧业收入,而且使农业生产也受到损失;在兴修水利中,有许多地方不考虑上游水源和下游需要,乱建水库,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不良影响,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停止,整个运动还在继续进行。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肯定了过去的“左”倾做法,同时强调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业机械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大寨运动明显降温,但是并没有停止。1979年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对大寨问题仍采取肯定态度,认为:大寨仍然是我国农民和农村干部努力学习的方向,过去各地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典型也是先进的。但《纪要》也指出照抄照搬大寨经验和召开过多会议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应该纠正。

      直到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中央批语中首先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批语中总结了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关于对待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问题,批语中说,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运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关于对先进经验的推广,批语指出,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关于对待先进人物,批语中说,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分别就上述问题讲了话。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1.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3)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向前发展。这个设想贯彻了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兼顾国防的需要,以解决人民吃、穿、用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设想是:1970年,粮食4300亿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至4200万担;棉纱780万至850万件;钢1600万至1800万吨;煤炭2.85亿至2.95亿吨;发电量1000亿至1080亿度;原油1650万至1800万吨;化肥1100万至1200万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440亿至261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8.1%到9.5%。其中农业总产值690亿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亿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1970年财政收人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2%。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1000亿元左右。

      会前,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不能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要加强内地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想法,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备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修改。

      2.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要搞四到五年的社教运动,不要急急忙忙,并提出了搞好农村社教的标准。刘少奇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我国干部中的“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有根子,而且危险在于上层。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的“四清”运动没有搞彻底,甚至打了败仗,《后十条》草案只反映了基层干部意见,束缚群众和工作队的手脚,要加以改正。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对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做了新的安排,增加了阶级斗争和清查阶级成份等内容。

      3.会议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出于“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规定了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项条件,在后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又有新的表述。

      4.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同时并存)和两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意见。

      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影响很大。会议提出夺权问题后,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四清”运动的“左”的错误有了更大发展。9月,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一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从而导致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伤害了许多干部,造成了许多错案。

      会议提出的加快内地“三线”建设的方针,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地区布局,应付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必要的。中央也曾提出,建设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同时又未能兼顾沿海地区需要,结果在生产建设中遗留下不少问题。

      小站事件

      1964年5月,为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五月会议提出的夺权问题,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准备夺权。小站事件就是在此前后发生的一起农村基层组织夺权事件。

      小站即天津南郊小站地区。该区1964年1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伯达带人进点参加运动。在陈伯达一手捏造下,把三个村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认为天津小站的“反革命集团”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进而在小站地区进行了夺权斗争。有250多人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把上面的根子追到区委书记、宣传部长身上,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同时批转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指示》指出,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人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指示》还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遭到了失败。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

      《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

      《指示》最后指出: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

      11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说,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干部躺倒不干,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或地富坏分子所掌握,在查明属实后,经工作团党委批准,都可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属贫协。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的通知,扩大了工作团的权限,让所在县的“县委县人委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公社由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夺权”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左”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解决干部问题,把群众和干部对立起来,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现象,伤害了许多干部,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出现了不少错案,造成了不良后果。

      1983年,天津市对天津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三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复查,确认是“陈伯达一手捏造”,上报中央。7月8日中央批复“同意市委意见”,对此案彻底平反。

      批判杨献珍

      对杨献珍的批判,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开展的。由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这种批判愈演愈烈,以致他被迫害致死。杨献珍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长期在中央党校从事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1961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指出:“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是两个对立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1963年11月讲课时,进一步把他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其论点是:“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日常语言中这类东西很多,如‘开关、规矩、方圆、呼吸、阴阳、生死、水火、新陈代谢’等等,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话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还有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也说明‘合二而一’——矛盾的统一这个意思。”“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

      1964年5月14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在课堂上讲授了杨献珍“合二而一”论,鼓励大家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论。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文。文章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多次同杨献珍商量,杨献珍并帮助他们修改。这样,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林的文章传播开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受到批判。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5月29日至8月底。在康生的部署下,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揭开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序幕。这时,有不少人发表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也还有一些人支持“合二而一”论。到8月底,各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共达90余篇。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些批判文章认为:“一分为二”已经圆满地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不仅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也不需要其它任何东西来补充,它本身就是完满的、全面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它不讲对立面的斗争,只讲对立面的联系,根本没有对立面转化的意思;“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真正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的思想正是同对立统一的思想针锋相对的;“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一分为二”具有不可调和性,用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就必然是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取消了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合二而一”不包含矛盾斗争和转化,不是辩证的综合;“合二而一”论从根本上取消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合二而一”是调和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反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的争论,是要革命的唯物辩证法还是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的争论。

      批判的第二阶段是从9月初至1965年6月。这一段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不断升温,引向政治问题,公开点名批判。康生在内部讲话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随后,在康生的授意下,1964年9月,《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开展了政治批判。指出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挑起的,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认为“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的。

      从1964年7月起,中央高级党校对杨献珍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5年6月9日,党校校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196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同意撤销杨献珍的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报告》列举的杨献珍的所谓错误是:(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与探讨,本是正常的、有益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而当时把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认为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有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观点的知名学者、革命前辈进行政治围攻,并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杨献珍因“合二而一”和所谓“叛徒”问题于1967年3月16日被监禁关押,1975年被开除党籍。这是当时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是文化部为推动改革戏曲唱腔、表演艺术和表现现代生活而举办的一次大型的京剧改革成果的检阅活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开幕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了话,康生、郭沫若等出席。肖长华、盖叫天、周信芳、姜妙香、马连良、尚小云、苟慧生等京剧艺术家也登上了主席台。有50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自虎团》、《节振国》、《红色娘子军》、《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关于对立统一、戏的革命、人的革命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全体人员。彭真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扬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报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把文艺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么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对京剧和戏曲界来说,是一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情,它标志着京剧艺术发展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社论还认为,戏剧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戏剧,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开端的京剧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戏剧、曲艺、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京戏的革新、改革,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拓了向前发展的广阔前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编写具有教育意义的新的历史剧;使戏曲艺术反映新的时代,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新的生活,适应时代和群众的需要,反映京剧本身发展的需要。

      江青插手会演,否定了《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两出戏。在会演人员座谈会上,她攻击戏曲舞台是“牛鬼蛇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康生则在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说这些作品统统是“大毒草”。

      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自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战争因素增长,特别是在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直接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美国介入了越南战争,准备将战火引向中国;苏联则在中苏边境地区增置重兵,对我施加压力;在中印边界地区,印度方面制造事端,挑起边界冲突。在东南沿海方面,美国一直占踞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袭扰大陆,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反攻大陆。根据国际形势发展情况,中共中央从备战的需要出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一线地区是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是指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省,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广大地区,是全国战略大后方。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地区。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该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7月31日,李富春就“三线”建设问题提出三点意见。这三点意见是:(1)加速成昆铁路建设,特别要研究如何加快隧道掘进的速度,必要时请冶金部和煤炭部派得力的掘进队帮助,并要布置施工力量,从南向北,从东向西,同时施工。(2)加快钛矾分离的试验研究。(3)加强滇黔铁路的施工。他要求西南局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落实这些意见。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于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现在的计划工作方法基本上是苏联的一套,教条主义很多,今后应当革这个命。会议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1)“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支援小组,楼、馆、堂、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2)“一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3)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4)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国家计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组成了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川、云、贵三省,对成昆铁路沿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作出了《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由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央提呈。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加快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于8月,派出大批部队,开赴西南地区铁路建设工地,加快“三线”建设。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规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1964年9月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了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问题,其中首先谈到了“三线”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调整第一线,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战略思想,争取用7年到10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具体设想和安排是:加快成昆铁路建设,争取1968年底全线通车,同时把湘黔线的勘察设计力量抽出,从明年开始着手川汉线的勘察和设计;准备分别建立以重钢、酒钢、攀钢为中心的3个工业基地;对第一线的调整,采用“停、缩、搬、分、帮”5种办法,沿海各省都要建设后方;对于大中城市的老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以利于整个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帮助“三线”的建设,凡是新建的工厂,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非生产建设要因陋就简;此外,还要加强“三线”公路、地质勘探、煤、电和水源的建设工作,并在西昌地区、河西走廊用军垦为主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有些生产民用品的工厂要做好转产军用品的准备,有些军工厂也要生产一些民用品;为了保证“三线”建设,1965年农业的投资和地方投资只能维持今年水平。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中,都有关于“三线”建设的规定,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是“四五”计划的建设重点。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

      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予以支援,形成全国人民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为抢时间、争速度,立足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在建设中提出了“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多头齐进,建设迅速。许多工作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离开较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来到大西南深山中,由于当时提倡先建厂、后建家,“三线”工程中生活设施十分简陋,但是,广大职工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克服困难,以高昂的斗志进行工作。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初具规模。这期间,内地建设实际投资达611.1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集团的盲目建设,搞“大规划”,使这一时期的建设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国防工业中的高指标、急于求成,规模过大、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仅兵器工业从1970年到1980年间,工程和器材损失报废达2.26亿元,加上停建缓建项目维持费2.6亿元,二者共计达4.86亿元。

      在10余年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先后投入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个。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使我国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得到巨大发展,增强了国力,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三线”建设,使我国内地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使内地工业缩短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由于“三线”建设,我国西南等地区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筑成一批重要铁路、公路。以“三线”工业建设为龙头,也促进了我国内地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总之,“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对当时的备战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严重,加上当时对国际形势的战争威胁看得过于严重,在建设中出现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规模过大等问题,这就造成了建设规模战线太长、浪费严重、效率太低等问题,在质量上有的也太粗。由于把备战放在第一位,许多企业建在深山,布局分散,使生产组织困难。在建设中忽视职工生活设施的建设,对职工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三线”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就使得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出现失调,而且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积累太高也影响了人民生活,造成对人民生活欠帐太多;由于强调内地建设,对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进行技术改造很少,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

      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以改善我国的工业组织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1964年6月间,国家经委党组草拟出《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上报国务院。报告阐述了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决策的意义,认为组建托拉斯“是改进工业、交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项带有革命性的重要措施”。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免除工业管理机关化和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流弊;加强科学研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力采用新技术,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的程度,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统一规划和合理组织生产、进行基本建设和综合利用资源,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生产体系。同时,要总结和批判过去在工业建设中存在贪大求全的片面思想,根据和、战结合和党的战略方针的要求,结合工业布局,适当照顾地区分布;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办好这种托拉斯,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先进的技术水平,更好的质量,更多的品种,更大的积累,并且节约投资,促进工业生产、建设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报告说明了组建托拉斯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指出:“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和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厅(局)的职能,将从现在的管理生产、建设的日常具体业务,逐步转向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检查方针政策的执行,负责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的制订和综合平衡,组织协作,协调直辖市各托拉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它们的机构,也因随着托拉斯的建立,逐步地精简、合并,人员应当大大地压缩。”关于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报告认为:“应当根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和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来确定,有的可以是全国性的,有的可以是地区性的,有的也可以既有全国的又有地区的。”报告提出在1964年内先试办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9个,地区性的3个。

      对此文件,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原则性的意见:第一,全国性的托拉斯及其分公司所在地方的关系,要单写一段。组织托拉斯以后,还要照顾地方。地方上对全国性的托拉斯,既有责任,也有权利和要求。第二,托拉斯成立以后,仍要注意搞好同外部的协作关系、同地方的协作关系,包括原材料、产品、零配件等生产供应方面的协作,不能什么都自己搞。现在工业部门总想什么都自己搞,认为只有自己搞才能搞好。其实,什么都自己搞,不一定能搞好。第三,文件的总纲中,要把托拉斯的发展前途写明。托拉斯成立后,部的机构就要缩小,只留少数人就够了。将来有些专业部,如石油部可以改变为大企业,石油部本身可以变成总托拉斯。第四,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职能就要逐步缩小并转化为经济职能。将来地方上同托拉斯的关系,也要由行政关系为主转化为经济关系为主。第五,主办托拉斯的有关部,要就不同类型的托拉斯,如盐、卷烟、长江航运、华东煤炭、铝业等行业,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作为文件的附件,一并送中央审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补充、修改后,于7月17日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这个报告,还作了重要指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托拉斯,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要充分地重视这件事情,应当结合党的战略的要求,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一批试办的托拉斯办好。凡是有试办托拉斯任务的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依据我国具体情况,研究如何办好托拉斯的办法,切实加强领导,选派得力干部担任托拉斯的领导工作,以便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从1964年第三季度起,中央各部试办了12个托拉斯,属全国性的有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医药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橡胶工业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属地区性的有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办,国家经委党组于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刘少奇于1965年6月1日作了指示,他说,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才能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

      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问题,《会议纪要》提出了以下解决的办法:(1)关于托拉斯由谁办的问题。应该根据工业、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特点,实行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办法,既不是一些同志主张的以办全国性的托拉斯为重点,也不是另一些同志主张的以办地方性的托拉斯为重点。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重要行业可以办全国性托拉斯,由中央部门管理。有些行业,可以举办地方性的托拉斯,由省或大工业市管理。(2)关于全国性托拉斯行业管理与上收地方工厂的问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对需要和可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行业,可以把同一行业的企业都收归托拉斯管理;有些行业,可以只收重要的工厂,一般性的厂子仍然隶属地方,但托拉斯有责任对该行业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生产建设,统一下达计划,根据需要和可能把重要材料的申请和分配以及产品的调拨和销售统管起来。(3)关于托拉斯改组生产、调整企业的问题。要兼顾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经济合理性与国防战略,考虑两方面的需要。不仅要求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求产品品种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凡社会需要的产品,要迅速恢复生产。托拉斯既要组织内部的生产协作,也要重视外部的生产协作,不能随意中断原有的协作关系;需要调整的,应该经过双方协商,并在妥善安排后才能调整。凡是适宜外部协作的,应该委托外部协作,并尽可能将这种协作关系固定下来,纳人国家计划。托拉斯也不能什么都搞“万事不求人”。(4)托拉斯要正确划分公司、分公司和厂矿三级的管理权限,集中经营和分级管理结合好。不能什么都集中到公司和分公司,尤其不能因为实行统一核算而削弱厂矿一级的经济核算。要使分公司和厂矿有必要的权力,因时因地安排生产,主动、灵活地进行工作,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试办组建托拉斯,效果是好的,但被“文化大革命”所否定。

      中共反对苏共召开分裂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国施加压力,导演了反华大合唱,急剧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而由亲密的同志和盟友,演变成互相尖锐矛盾斗争的对头。苏共领导不断对中共施加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从而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立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4年2月中旬,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由苏斯洛夫作反华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和部署“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又背着中共中央向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发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提出召开各国党的国际会议,“采取集体措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击”。4月3日,苏共领导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骗世界舆论。5月7日,中共中央写信通知苏共中央,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同时提出各国党的国际会议推迟举行。

      5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公布的7封中苏两党来往的信件,即1964年2月20日、27日、29日和5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4封信件,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3封信。同时强调指出,苏共中央歪曲地透露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这是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欺骗,也是对世界人民的欺骗,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中共中央全文公布以上信件,以便使苏共党员、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分析。

      8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中央来信。针对苏共中央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就擅自决定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国际会议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充分准备,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各兄弟党召开国际会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在复信中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参加苏共中央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苏共中央片面决定在1964年12月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明年召开国际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出于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新领导进行了会谈。但是,勃列日涅夫顽固地支持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上的错误立场和政策,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仍然要召开分裂会议,并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宣布26国党筹备会议定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不参加3月会议。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并邀请我党参加,鉴于苏共领导坚持分裂的错误立场,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中苏两党关系遂告中断。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

      1945年7月,由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出现,对现代战争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凭借自己掌握的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威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导弹核武器。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开始酝酿发展中国的核武器问题。1953年,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1954年秋,彭德怀、李富春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建造一座原子反应堆的意见。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向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等有关情况,了解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所需的条件。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的决定。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原子弹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由31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同年10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聂荣臻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1月,成立了三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组织领导工作。1958年7月,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负责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调集、培训人员。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后,北京核武器研究所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

      为了及时进行核武器试验,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同年6月及11月,以陈士榘为首的选场委员会和以核试验部队为主组成的勘察大队等组成工作组,多次对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漠地区,进行核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同年12月到1959年初,万毅、张蕴钰等分别对新疆的戈壁沙漠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和现场踏勘,提出了勘察报告。1959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核武器试验基点定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到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苏联政府和人民在中国核工业建设初期曾给予支援,但中国把一切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使研制原子弹的进程没有因为突发事件而措手不及。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实际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停止提供中国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但是中国的科学家发愤图强,决心造出自己的争气弹——把第一颗原子弹命名为596,硬是用几台手摇、电动式计算器和一些算盘,九次计算了模拟原子弹爆炸全过程的有关数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由邓稼先任主任、周光召任第一副主任的研究原子弹理论班子,研究所扩大到130多人。

      在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毁约后,中央及时作出了决策。1960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贺龙在会上提出,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下最大的决心突破国防尖端技术。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1961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五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分析研究了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大家认为,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原子弹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只要措施得当,艰苦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原子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10月,聂荣臻指派张爱萍与刘西尧等人率领调查组到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于11月14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认为只要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争取在1963年拿出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编制装备会议上强调,对尖端技术丝毫不能放松。6月,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关于战备情况的汇报时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

      核科技工业队伍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的从国外回来,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学术造诣很高,技术上很有经验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切听从国家的调动和安排,离开生活比较方便的大城市,离开条件比较优越的工作单位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专业工作,来到戈壁沙漠、风雪高原、深山大沟,甘当无名英雄,长期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和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开展核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克服困难、忘我工作。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生活物资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仍能精神焕发,奋不顾身,坚守岗位,坚持工作。

      为了解决协同配合,联合攻关,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的建议,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语。中央专委成立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中央专委一共召开了9次会议。为了统一管理原子弹等特殊武器的定型工作,1963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罗瑞卿、张爱萍、安东(兼秘书长)任副主任,负责制定特种武器定型的方针、政策和定型审批工作。

      为了发扬核科技工作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963年4月,邓小平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1963年底,中央专委全面检查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全国参与协作的20个部、委,19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厂、所和院校,都组织了最强的技术力量,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协作任务。三机部系统已有3座铀矿山和5个原子能工厂投入生产、试生产,聚合爆炸试验等重要技术关已经突破。根据这些情况,中央专委于1964年1月向中共中央报告: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可能在当年10月左右实施。

      为了确保原子弹爆炸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964年初,国防科委对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报告了中央专委。中央专委于同年4月批准首次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实施,并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关于试验核武器的研究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作了周密部署。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专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并根据气象预报,建议试验时间定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这一建议。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讯。周恩来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确认实现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为两万吨以上梯恩梯当量。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当夜发表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0月17日,周恩来在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与会委员全体起立,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向作出贡献的全体人员表示敬意。

      就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指出:“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着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着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10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电报发表后,许多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致电祝贺,支持和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掌握了核武器、核动力、核燃料、核资源、核技术,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政策。这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贡献。

      孙冶方受到批判

      孙冶方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他根据对我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长期研究,为克服其弊端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便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上的弊病,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重视利润,提高经济效果;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济管理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等。1956年,孙冶方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就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也在起着作用。但这是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有完全不同本质的价值规律,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对改革我国企业管理制度也较早地提出意见。他认为我国从苏联搬来的一整套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压制了广大群众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就是压制了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革命因素,把技术,从而把生产力冻结在建厂初期的水平上。他还提出,提高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针对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忽视经济规律的做法提出的。在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理论会上,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自主权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观点鲜明,切中时弊,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而康生则把这些观点作为“修正主义”思想报告给毛泽东,还对毛泽东说,“苏联有一个利别尔曼(原苏联的经济学家,在60年代初,他提出要强调利润的作用。他的主张,在中国当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理论),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那就是孙冶方”。到1964年下半年,在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后便开始了对孙冶方的错误批判。批判中将孙的一些正确观点扣上了“利润挂帅”、“修正主义”等帽子。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将孙冶方关于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利润指标、企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方法和编写体系等方面的观点全部否定。后来康生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当时是该所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反党联盟”的头目,被罢免了所长职务,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但孙冶方坚持真理,在围攻批判面前坚强不屈,他坚定地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形成的经济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到“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被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备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82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

      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于12月21日和22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周恩来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1958年到1960年的大发展,从1961年起,进入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恩来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但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根据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初步地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提出了一些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具体政策和条例草案,虽然有一些还有缺点,但是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加强了农业战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调整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且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调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就在新的基础上比较协调了。我们的经济力量也比过去增强了。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四个主要方面概括地论述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成就。他说,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品种、质量出现了新的跃进,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货币信用提高,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都逐步有所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是先进水平的了。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他对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作了说明。他指出,1965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并且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农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11%左右。

      在报告了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周恩来说,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1)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2)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3)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就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周恩来还谈到了坚持实行勤俭建国方针的问题。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来批评了在目前企业管理、基本建设中,以及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开支方面所存在的浪费现象,他号召,1965年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国人民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

      周恩来指出,在今后建设事业的发展中,一定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定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但是,只要我们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认识和对待这些矛盾,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进行综合平衡,我们就能够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不断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向前迈进。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共有1199名,其中新增补的394名。委员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了工农业生产建设战线、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先进人物。周恩来主持会议,郭沫若副主席代表第三届政协常委会作了5年多来的工作报告。他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它对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和支援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的斗争中,还会发挥巨大的作用。郭沫若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团结、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各民主党派成员和一切爱国人士,调动他们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为实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关于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郭沫若指出,这包括:(1)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通过历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听取、讨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共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常委会、各民主党派双周座谈会,讨论了各个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还组织了视察、参观活动。(2)推动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全国委员会和常委会多次作出了关于开展学习的决议和号召,并且协同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组织和推动了经常学习;还推进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3)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声援了古巴、越南、巴拿马、刚果(布)等国人民和美国黑人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同有关单位联合举行庆祝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庆祝十月革命、纪念万隆会议等活动。5年来,接待了从世界五大洲43个国家来我国访问的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情况并且交流了经验。

      关于今后工作,郭沫若在报告中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推动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2)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党与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政治活动。要密切同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3)要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提高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4)坚决拥护加强国防、全民皆兵的方针,为保卫祖国安全、解放台湾而斗争。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阴谋。(5)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有179名委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会一致通过推举毛泽东为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等22人为副主席,秘书长平杰三。选出常委会委员159名。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是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到一个新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巩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性。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同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3)要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提高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4)坚决拥护加强国防、全民皆兵的方针,为保卫祖国安全、解放台湾而斗争。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阴谋。(5)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有179名委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会一致通过推举毛泽东为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等22人为副主席,秘书长平杰三。选出常委会委员159名。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是在我国国民经济进人到一个新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巩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性。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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