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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采取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及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仍然肯定了“三面红旗”，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由于七千人大会后，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于是在196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2月26日，陈云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正当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党内各方面意见的分歧日益暴露出来，使纠“左”的进程又发生了曲折。1962年9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就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全会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不仅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10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击退印度军队入侵的自卫反击作战。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从严峻的现实出发，重新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级干部长期受“左”的影响，思想上还有一些不同认识，对困难和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贯彻实行中还不很顺利。八届九中全会上定的1961年某些已经过高的指标，仍然被突破。有些干部担心政策多变，不敢大胆调整，害怕陷于被动；有的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因而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虽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多方面努力，但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经济困难还在加剧，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为了总结经验，提出办法，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坚决全面深入地调整国民经济，改变极为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根据近几年的一些经验，认为这种一般规模开法的工作会议，还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目的，于是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重要厂矿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这次会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第一稿。经过8天的讨论，对书面报告稿进行了修改。书面报告的第二稿，于1月26日印发与会者再次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还在全体会议上，对书面报告第二稿的修改情况作了补充说明。最后大会分组对书面报告和刘少奇的说明进行座谈讨论。与会者对“书面报告”第二稿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说出了多年想说的话”。会议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书面报告”第二稿进行修改补充，形成第三稿，并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名义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下发的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除讲了国际形势外，着重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总结基本经验教训。第二部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主要讲了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问题；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在经济工作中集中统一的要求等4个问题。第三部分，党的问题。主要讲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走群众路线，改善党内生活等问题。总的来看，书面报告在对1958年后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国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作了原则肯定的同时，严肃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书面报告指出，“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表示：对于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报告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这几年“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 报告总结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16条基本经验教训。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行精兵简政。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是初步的，但涉及政治、经济、机构、体制、工作作风等方方面面，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有很大启示，也为各级干部认清问题、尽快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其中对若干问题讲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关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这就打破了一概说经济困难主要是因为天灾的框子。 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说：“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但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就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至多是“三七开”的框子。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一方面指出，“书面报告稿”讲“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同时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样，就给“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与否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作探讨的余地。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以指标数字定“左”右，一哄而起搞运动等“左”的口号和做法。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会议原计划主要是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然后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讲话，结束会议。但在会议进行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认为反对了当时妨碍全国一盘棋的分散主义，还应该强调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克服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下级对上级有意见但不敢讲，上下级关系不融洽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延长时间，开“出气会”。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要在这次全国五级干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还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与会者热烈拥护，群情高昂。 会议自1月29日下午起进入第二个阶段，至2月7日闭幕止。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即：（1）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2）民主集中制问题；（3）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4）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5）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6）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也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集中，首先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因此，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是很错误的。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最终失败，演出“霸王别姬”的悲剧。他批评有些干部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这种压制群众讲话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更加上缺乏经验，因此工作中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说他自己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还是懂得不多。”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要下到基层去蹲点，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完善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1月31日至2月6日，会议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就工作指导上出现过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中央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他还在全体会和分组会上多次要求与会者对中央提批评意见。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并组织人对几年来的中央文件作了检查，对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同时请求到会的同志提意见。他还指出：最近几年来，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往往实事求是不够。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在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一部分于部，有的地区伤害了大批干部。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过火斗争等种种原因，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2月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为了统一大家认识，他用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即工农业生产不景气，产量、效益降低，工农业物资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约1/3的企业亏损，通货膨胀，供求矛盾尖锐，城乡人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实际工资降低。对国民经济虽然已经整顿了一年，但经济情况的好转仅是刚刚开始，还需要一定时间，必须对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是为了认清情况，寻求适当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他还代表国务院检查了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许多民力，消耗许多国家资产，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因此，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大会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但是，却不给当时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同时，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党内高级干部对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是想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左”，因此主张要退够。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林彪在会上则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影响了调整措施的确定和贯彻。大会虽然对当时困难的形势已有较多的认识，但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的困难仍然认识不足。会后，随着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和估计也日益接近或符合于实际。 中央决定改变农村人民 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在各地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中央于1962年2月13日作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就既有生产管理权，又有分配决定权，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了。这样，从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着的束缚生产队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就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克服。第二个好处，就是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这就大大有利于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把生产安排得更合理，更符合本队的实际情况。第三个好处，就是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生产队范围小，几十户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对于集体经济同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得最直接、最清楚，这就能够进一步发扬广大社员对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使他们热心于发展集体生产，爱护公共财物。第四个好处，就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办得好和不好，同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生产队的规模不大，又便于社员直接参加管理工作，便于社员监督干部。这样，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有了一个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指示》认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指示》指出，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妥善解决好八个问题：（1）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都要适当。生产大队一般地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组成，较为适宜。生产队的规模，应当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是否搭配得开、畜力是否配套等等条件确定，不宜过大，但也不宜过小。除了某些居住特别分散的小山庄以外，在生产队下面，不应当再有包产单位。（2）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机构，都必须力求精干。干部工分补贴的数量和办法，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经过社员讨论，确定下来。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应当控制在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一般地也不要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5%。（3）原来的土地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是不要打乱重分。在有利于改良土壤、培养地力、保持水土和增加水利建设等前提下，可以确定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仍旧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4）原来的耕畜、农具，只要基本上是合理的，一般地不再变动。一般地应当归生产队所有。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不宜于分散使用的农业工具和运输工具，应当仍归大队所有，以便充分发挥这些工具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各生产队服务。（5）对于大队原来经营的企业，应当妥善处理，不使遭受损失；特别是对于某些直接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副业和手工业，应当加以保护。大队企业一般地应当加以保护。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并且仍归大队所有；凡是由生产队经营更为有利的，就下放给生产队经营，并且确定归生产队所有。（6）原来归大队所有的大片集中的林木，可以根据情况，仍归大队所有，或者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归大队所有的林木，可以由大队直接经营，也可以包给生产队经营。分散在各生产队土地上的小片林木或者零星林木，一般地应当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如果因为分布不均、难于分配的，也可以仍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7）一切水库、塘坝、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都应当根据便于保护和维修、便于充分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原来属于一个生产队使用的水利设施，应当仍然归它使用，由它负责维修，并且归它所有。（8）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大队和生产队过去的一切债务，都要结算清楚，不能任意宣布废除。大队的债务，都由大队负责清理。生产队的债务，由生产队清理和偿还。过去平调社员的物资和现金，大队平调的，由大队负责退赔，生产队平调的，由生产队退赔。 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上曾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会后，中共中央在研究1962年财政预算时，发现当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也有很大逆差，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所以在1962年2月21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检查了1958年至1961年间的财政、信贷的情况，发现每年财政收入都有虚假现象，掩盖了年年存在的财政赤字。会议进一步分析了连续两年的农业生产遭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等严重情况，认为我国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会议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西楼会议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陈云于23日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又于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报告，即《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报告》首先指出，我国目前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 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的产量同1957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800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100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80亿斤。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速度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值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报告》认为存在着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1.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工业企业“七十条”，也已经开始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2.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 3.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 4.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人民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 5.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报告》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1.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农业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 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3.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报告》提出了四种办法：（1）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2）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3）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要多。（4）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在缺少肉类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办法。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陈云的讲话，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扬，认为困难讲够了，办法也有了。这对于统一当时高级干部对困难程度和恢复时间的快慢的认识，抵制“左”倾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并为贯彻党的“八字方针”，实事求是地拟定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提出了重要办法。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意见，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曾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但在“大跃进”中，中央财经小组没能正常发挥作用，1959年“反右倾”后被取消了。这一次是适应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重新成立的。 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 1962年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鉴于对外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在几次讲话和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意见：（1）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批评了中国党内存在的“左”的观点。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2）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片面认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错误观点。他提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3）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指出，和平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4）关于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在主要干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还要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但是，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由于受国际关系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别国革命，要看其发展情况，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取或者要求采取执政前的一切形式都是适当的。 他提出了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1）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2）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3）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美帝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我国身上。印度不是中国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4）关于我国的对外援助，不宜不顾自己的国力的限制而继续扩大，而应当适当减少。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目的在于纠正外交政策上的“左”倾偏差。但是不久，这些意见被毛泽东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民族运动的支援要少。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 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在3月2日，周恩来在两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三是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四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写范围的社会阶层。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因此，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无产阶级与作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而同非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则还有对抗性的一面。这就根本改变了1957年以来一般地把知识分子放在资产阶级范畴的错误观点。周恩来强调指出，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受到过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知识分子本身的不断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经过10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但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在谈到如何团结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时，周恩来提出了6个问题：（1）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2）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3）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4）要解决问题。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5）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6），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时，周恩来也提出了6个问题：（1）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2）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3）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己。（4）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5）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3月5日和3月6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着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指出：科学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的讲话，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纠正了过去几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现象，促进了我国60年代科技、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还没有作出彻底清理，所以在中央内部仍然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精神。这就很难避免后来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出现反复。 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 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62年3月23日至4月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列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4月1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陈叔通指出，两年来，全国政协常委会先后听取和讨论了政府某些部门的工作报告、某些人民团体的工作报告，通过协商讨论，反映和吸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批评，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检查和改进工作，政协各工作组共举行了各种座谈会和报告会390多次，结合座谈，并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参观访问。各方面老年人士热烈响应周恩来主席所作的“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的号召，积极撰写稿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经编写出了《文史资料选辑》26辑，并选编了《辛亥革命回忆录》若干集。 陈叔通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今后应努力做好的几项工作：（1）加强各种政治活动，并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更多的贡献。（2）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工作，推动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3）加强本会同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联系，加强调查研究，交流经验，推动工作。（4）继续动员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力量。（5）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4月1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科学论述。他指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取得了胜利，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因此，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组织、这个力量面前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它又要有新的发展。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担当的任务。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它就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因此，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周恩来还就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会等组织的活动方式、作用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今后政协的工作，责任更重了。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其次，政协过去的工作，偏重于政治学习、国际活动和文史资料的收集，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政协机关，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结果，不一定得出一致的结论，可将各种不同的意见，提交有关方面，如政府机关、科学研究机关、教育机关或者其他学术团体。关于共产党在政协的责任问题，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其次，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 周恩来还就各民主党派、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工商联、文教科学团体等组织进行论述，并谈到了民族关系、宗教、华侨等问题。周恩来最后说，我们政协包含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组成的，通过这些单位的成员，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的侨胞。通过这次会议，使得我们的统一战线更扩大、更深入了，工作更加重了。 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和被邀请的各界人士，在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这次会议，使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在社会各方面得到理解和贯彻，这对于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克服国民经济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次会议，使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3月27日至4月16日在北京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第二部分为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作了初步总结。他在肯定这几年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比较多地检查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周恩来指出，几年来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该废除的规章制度，给各项经济事业造成不小的浪费和损失。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规模过快过大，使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这几年，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有规模过大、要求过高过急、对质量重视不够的毛病，等等。 周恩来在报告中着重谈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的任务。他指出，中共中央在1960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个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他指出，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为了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为了协调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我们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 周恩来提出，在1962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为了做好1962年国民经济的词整工作，他提出了十项任务：（1）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争取1962年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为此各级政府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安排好群众的生活。（2）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为了适当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改善市场供应的状况，我们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首先注意安排日用品的生产。（3）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样做，不仅可以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而且可以集中力量，使那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能够建成投入生产，发挥作用。（4）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困难。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我们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仍然存在着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1962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5）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清查出来的物资，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分别处理。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根据新的情况，由国家财政机关重新核定，多余的资金，一律收归国库。（6）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商品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国营商业部门要尽可能多地组织切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下乡，凡是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应优先供应农村，以适当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并且多换回一些农副产品供应城市居民的需要。在城市中，要改善商品的供应办法。为了尽可能挤出更多的商品供应市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要进一步节约行政开支和事业费用，压缩集团购买力。（7）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为此，各地方、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努力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出口商品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8）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使各项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这些部门，也应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工作。（9）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尽可能增加收入，减少支出。（10）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和调整的具体任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在谈到国内政治生活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不断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贯彻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继续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中贯彻执行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要继续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帮助他们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把定息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时再议。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作好侨务工作、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要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合作。政府工作干部要经常进行实地调查，要发扬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4月10日至16日，有164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详细讨沦了国际形势，审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工作的方针任务。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的召开使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赞同，这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克服严重困难产生了重要作用。 民族、宗教工作及侨务政策的调整 党和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政治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为了解决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民族关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干部。彭真、李维汉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肯定几年来民族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有些地区存在的损害少数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出现偏差以及对宗教问题处理不当等问题。会议指出，今后五年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方针是：“依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族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便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牧业区发展牧业生产，林业区发展林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其他方面的事业，都要服从这个总目的。因此，一切不是急需办理的事情，5年之内应当不办或缓办；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有关照顾经济特点、文化形成、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问题，应当放手，让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自己去管，按照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办好人民公社或合作社。有些地区，在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将来再办；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应当尽可能地加以照顾。 在宗教问题上，虽然一再指出要把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同宗教信仰分开，但在实际处理寺庙等问题的掌握上存在着偏差。为此，会议认为，在宗教方面，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主动改善同上层人士的关系，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帮助他们进步，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都应当切实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立章程。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继续进行民族平等、团结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用教育的方法，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今后一般地不要进行斗争；认真进行甄别工作，民族主义分子改正较好的要摘去帽子；在民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如有影响很不好的应当调出。 会议提出的比较重大的问题是：（1）关于撤销、合并了的自治地方的处理问题；（2）关于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问题；（3）关于改变自治地方党政合署办公、党政不分的问题；（4）关于自治地方财政权限的问题；（5）关于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6）关于精减问题；（7）关于团结上层问题；（8）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9）关于散居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恢复民族乡的问题；（10）关于牧区工作的方针问题；（11）关于贸易、教育、卫生和山区生产的几个具体问题。会议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 196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强调指出：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势必要犯错误。因此，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批示还规定，在这次精减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还要加强。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按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这次会议，对于清理1958年以来民族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改善民族关系，调动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在侨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即所谓“海外关系”问题，中共中央于1962年5月31日批准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于1962年5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即《中共中央批准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歧视，有的地方和部门规定凡有“海外关系”者，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入学、实习限制很严；有的部门把有国外亲友的归侨干部当作精减下放对象或任意调动他们的工作；有的归侨干部虽在工作上、生产上取得优异成绩，政治表现也很好，人事部门也不让提拔重用；有的归侨干部、工人被选为先进生产者或工作者，亦不让出席会议；有的单位对归侨干部的婚姻横加干涉，错误地乱加批评；有的单位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有国外亲友关系的人，列为批判对象或重点审查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地、富、反、坏、右、资等同，混淆了敌我界线，等等。这种主观主义地不进行阶级分析，政策上不加区别的错误做法，在政治上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违背中央、国务院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这种错误已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中共中央对此报告批示认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治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为了纠正错误，切实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中央要求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占人口中相当比重的省和市，切实地讨论中侨委党组的报告，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并规定：（1）必须从人事、鉴定、审查工作中取消海外关系这一项。（2）对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中被批判、追查、处分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进行甄别处理；如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错斗、错处分、错戴帽子者，应坚决、迅速、切实纠正，取消处分，恢复名誉。（3）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任意调职或下放劳动者，应加以妥善处理。对德才兼备的归侨干部，如仅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不被信任和提拔重用者，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处理，不得歧视。（4）对那些已经具备入党人团条件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应照章吸收他们入党入团，不得因有侨汇及与国外家庭亲友的联系而加以拖延或歧视。（5）对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接受侨汇问题应按中央《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紧急指示》处理，切实贯彻保护侨汇的政策。（6）纠正对归侨学生在就学、实习、阅读参考书籍资料等方面的歧视和限制。 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对于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战胜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巨大的作用。 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 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研究主动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1957年后的几年中，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中，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妨碍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就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召开的。会议听取了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总结报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讲了话。会议还讨论了民主党派的性质、统一战线新阶段的内容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5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作了指示。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会议要求做好以下工作：1.在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下，做好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有些地区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精减下放农村，引起了社会震动。会议确定，要根据党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具体规定是：（1）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家属，不要下放农村。个别因家在农村，确系自愿下乡的，可以同意；但不能强迫或者动员他们。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对因关厂而精减下来的，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事。对于并掉的企业，精减不要专在他们的头上打主意。因关厂、并厂而必须精减下来的，应当转厂录用。一时确实不能安置的，因工资打折，生活发生实际困难，可以由工商联从互助金中给以补助。在保留下来的企业中，一般不精减他们。属于年老、体弱、多病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可以让他们退休，或者放在编制之外，准其请长假。（2）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级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对某些必须调整的，应当在其他单位安排相应的职务，不要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3）对资产阶级子女升学，应根据本人政治表现和考试成绩来决定，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而有歧视。 2.做好甄别平反工作。（1）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2）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该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3）对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建议由党的各级监委主管，统战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 3.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1）对目前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可以延长休整学习时间。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对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如果认为需要精减的，暂不动。（2）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对已经遣返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3）对于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时指出，几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上的错误和“左”的思想倾向必须坚决纠正；必须确认：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重要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长期的。认为统战工作无关重要，甚至可以不做，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主持加速甄别平反工作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外有一股严重的不敢讲真话之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规定这次会议准许议论纷纷，提出在党内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他还指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县以下反右倾，把讲老实话的人、好人也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就犯了错误，现在要平反。他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据此，会议决定要开展甄别平反工作。会议在文件中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之间，不许再进行反对右倾或‘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带政治帽子。”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清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将“三不主义”作为党内生活的一个方针。在学习过程中，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互相帮助，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虚心倾听，探讨研究的态度，即使有的意见是不对的，也应该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讨论，不得采取强制接受意见的压服办法，并且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者修正自己过去的意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开出气会，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给各级干部做出榜样。会议决定为在“斗争中处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 会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并于4月27日颁发。 《通知》指出，对于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方法不对头，进度慢，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因此，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找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5月7日至1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专门讲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说：甄别平反工作，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甄别平反工作，采取一揽子解决比较好，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 《通知》的下发，邓小平的讲话，大大加快了甄别平反工作的进程，很快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但是，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和随后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把在甄别平反过程中，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说成是“翻案风”，而再次进行批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甄别平反工作又基本陷于停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审查和纠正了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1982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同时，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进行了平反。到1982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这些被长期压抑的人，由于得到了平反，使精神重新获得了解放，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仅如此，数以千百万计的因与他们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彻底解脱，他们又能够怀着愉快的心情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 政治局常委五月工作会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国务院一些部门负责人等，共105人。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着萤研究分析财政经济的形势，确定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大会上，李富春讲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贯彻农轻重方针的问题；李先念讲了粮食、外贸问题；邓子恢讲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谢富治讲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林枫讲了教育问题。大会的最后一天，4名政治局常委讲了话。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以及粮食、外汇、市场、精减等问题，强调指出：在调整时期，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的估计还不够大，多看一看，这是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的，反而会在困难的面前把我们团结起来。邓小平讲了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等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指出农业上正业、副业都要搞，自留地是真正的救命地。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要求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民经济的情况、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批评了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另一种是恐右心理，怕承认困难被说成“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提出要以马列主义者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并指出，现在的危险是丧失信心，不敢迎接困难，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这是真正的右。 会议确定了三项方针性的决定：（1）对整个国民经济作大幅度的调整。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逐步实现综合平衡；（2）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是要争取快，准备慢；（3）解决1962年计划平衡的问题，还要解决1962年同1963年、1964年调整任务的衔接问题，以达到切实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会议确定了1962年调整国民经济的计划和两项中心工作：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减少城镇人口；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财政和物资管理的问题。邓子恢对农村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性的意见，拟在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指示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报告。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提出的方针要传达到县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指示指出，全党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隋况，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指示向全党主要干部提出，要以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战胜困难。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地克服困难，指示要求全党目前必须抓紧两项中心工作：“一是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是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加强各方面、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抓精减工作，一部分抓农村工作。”指示特别强调了精减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有步骤、有准备、有秩序地做好这项工作。 这次会议在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的基础上，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确定了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从此，全面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成为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转折点。 邓子恢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农村 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1962年5月24日，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自1961年起，邓子恢带工作组在福建、黑龙江、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中央颁布的“十二条”、“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政策在许多地方尚未完全贯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多数未上轨道，集体生产尚未真正搞好。因此，邓子恢在报告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解决几个根本问题的意见，主要是：（1）关于所有制。建议采取措施，稳定人民公社的各种所有制，如：订出一种法律，30年内，大家共同遵守；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耕地、牲畜及大中型农具一律归生产队所有；确认土改时期分给农民的土地是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根据；迅速划定林权，等等。（2）关于按劳分配政策一般应采取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三结合的办法或完全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而废除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基本口粮占绝大部分等办法。（3）关于干部特殊化。首先要引起各级党委注意这种现象的危险性，加强教育；其次要严格规定大小队干部的补贴人数和补贴限额；还要贯彻民主办社原则，建立一系列民主制度，建立检查制度，等等。（4）关于社员小私有。要稳定自留地并适当加以扩大，要鼓励和帮助社员繁殖大牲畜，以鼓励社员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小自由，加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5）关于征购派购与等价交换。一条是把征购派购任务定低定死，几年不变；另一条是实行总合换购，基本上实行等价交换。此外，集市贸易不能关死，小杂粮熟食业允许自由上市。要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着重做好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建立生产责任制。 1962年7月11日，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现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没有搞好，原因并不是集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而是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三个方面：（1）社员积极性不高，出勤率低，工效不高，原因在于所有制不固定，所有权还在大队手里，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些地方改变了，有些地方还没有改变；口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些地方有劳动等级，但是不合理，有时还是死分死记；大队、小队干部补贴工分很多，大小队干部做工不多，养了一批闲人。（2）责任心不强，责任制度没有建立好。分工不明确，没有验收制度，没有生产责任制，赏罚不明。（3）派工的时候不能因材使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 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了搞好集体经济的意见：（1）要有正确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固定所有制。要将土地、耕畜、大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不能说使用权在小队，所有权在大队，而是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都在生产队。第二，贯彻按劳分配，基本口粮、劳动粮和照顾粮三结合。应该是有劳力的按劳分配，没有劳力的给基本口粮，再困难的照顾一些。第三，对社员的小自由应该固定起来，有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扩大。第四，是克服干部的特殊化。（2）做好经济工作，征购、派购一定要定死，口粮、统购要定死，三年、五年不变。另外，派购物资不要太大。自由市场也要开放，多的可以上自由市场，不仅社员可以上自由市场，生产队也可以上自由市场，现在允许上自由市场，只要是国家统购以外的东西都可以上自由市场。（3）改进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贯彻按劳分配，要规定合理明确的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加上政治工作，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首先要包工，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适宜个人干的，比如耘田、锄草、看水等完全可以包到户，为什么一定要一大堆人一起干呢？要按照作物的特点来规定包的办法，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造林就要包几十年。要有严格的验收制度，干的不好扣工分，他就不敢马虎了。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不但是看数量，首先是看质量，质量好的，应该奖工分。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越产奖励这是允许的。 平定伊犁暴乱 苏联政府早就想染指中国新疆，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出现破裂，苏联政府加紧了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煽动大量中国新疆居民外逃，并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 1962年4月16日前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苏边境上，苏联当局在白天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诱骗中国居民逃往苏联。大批外逃中国居民从塔城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同苏联接壤的裕民、额尼、博乐、霍城、察布查尔、昭苏等县。苏联边防军把苏方在边境设置的铁丝网打开多处，并用成百辆汽车往返接运外逃者。苏边防人员甚至还在边界上公然唆使外逃人员返回中国境内裹胁其他群众并抢劫物品。至5月底，外逃人员前后共达6万多人，被带走牲畜23万头，致使大片土地荒芜，加上被暴徒抢劫的国家和集体财产，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苏联政府在煽动新疆居民外逃后，又在新疆伊犁市策动了反革命暴乱。1962年5月29日下午，在苏联领事馆的指示下，2000多人涌进自治州人委，要求批准去苏联。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捣毁了自治州人委机关，抢走了外事处机密文件和自治州人委公章，殴打州长、州委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和警卫战士，劫走了汽车和枪支，并包围了区党委。暴乱时间前后达6小时，人民解放军开进市区后才基本平息。在暴乱发生前，苏驻伊犁领事馆就唆使外逃人员找“中国当局”去办手续，以挑起事端。暴乱过程中，苏副领事曾两次乘车经过暴乱地点，为暴乱分子打气。暴乱分子把抢到的汽车和枪支交给苏联领事。一些苏联侨民也直接参加了暴乱活动，其中3人还成了暴乱分子的“代表”。 为了配合上述破坏活动，苏联还发动了颠覆中国新疆的宣传运动。胡说什么“独立的要求”是“新疆人民的伟大抱负”，“新疆只有按照苏联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榜样，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一手制造的伊犁暴乱事件，中国政府外交部于1962年8月30日向苏联政府发出备忘录，指出是苏联驻中国新疆机构人员“策划和组织的这次大规模越界”，是一起的严重颠覆活动，希望苏联方面归还中国公民。苏联政府拒不承认其颠覆活动，9月19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反称中国对苏联驻新疆领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1963年7月18日苏中双边会谈时，中方声明说，苏联在新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颠覆活动，再次要求苏联政府将中国公民谴返中国。 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遣返中国公民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利用叛逃分子成立反革命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前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福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背叛祖国以后，在苏联的指使下，联络反华的反革命力量，组织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员会”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公开进行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苏联还有选择地不断把中国外逃人员加以训练派回中国，为苏联进行间谍、情报工作。 鉴于苏联政府坚持其颠覆活动的错误立场，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指出：“1962年4月到5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随后在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再一次指出：“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 1962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5一16期合刊上，重新刊登了刘少奇1937年7月问写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是中共1942年整风文献之一，在长时期里是要求人党者和广大党员自觉锻炼党性，增强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性论著。它曾先后被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捷克文、荷兰文等20多个国家文字，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这次重新发表前，作者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全书共分9个部分：（1）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2）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3）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4）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5）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6）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7）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8）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9）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全书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修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共产党员革命实践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重要的，“在取得政权以后更重要”。“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我们的工作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违背实际的歪风盛行，再加上1958年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停止经济援助并催还债务的背信弃义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我国面临的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由于底数不清，对困难估计不足，经过1年的工作后，收效并不显著。为此，1962年上半年又做了许多工作，在七千人大会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上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七千人大会后，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对各部门各地区经济状况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不一。很多人还有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存在，认为困难会很快过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认识到，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调整时期要相当长，要成为一个阶段。调整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恢复，各方面都要大幅度调整，都要退够退足。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认为调整很快地过去。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上述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为扭转农村的被动局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一些地区的一些生产队试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1961年底，安徽全省有85%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在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都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当时，在极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但总的来看，生产责任制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战胜困难，恢复生产，曾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对此都表示支持。尤其是邓子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次向中央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克服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第三，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还注意了政治方面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甄别平反曾受到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的工作。前者属于党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后者属于党内政治关系的调整。 在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方面，周恩来、聂荣臻、陈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充分肯定了建国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根本转变和巨大进步，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了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团结一致，搞好工作，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除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外，党还注意调整与改进同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和落实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并且收到明显效果。 在甄别、平反党员、干部方面，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专门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几年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加紧进行甄别、平反工作。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的办法，对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此后，平反工作进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内，对这几年来在“反右倾”等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对于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县以下干部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6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很复杂。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挑起了中苏论战。1962年4月，苏联还插手我国内部事务，公然挑动、诱骗我国新疆地区的塔城、裕民和霍城3县居民数万人逃往苏联；印度在我国边境地区也多次制造武装挑衅和冲突事件。在大陆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却幸灾乐祸，积极叫嚣和具体部署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大陆上在一定范围内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经济犯罪分子等。虽然国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阶级斗争还构不成主要矛盾，但国际国内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并研究商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8月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却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新题目。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这种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为会议定下了“左”的基调，使会议用许多时间和精力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同时，他把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和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刮“单干风”；把对经济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主张将困难讲够，勇于面对困难的同志，说成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的“黑暗风”；把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写的申诉书，说成是搞翻案活动；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说成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是刮“翻案风”。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于8月26日至9月23日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都贯彻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候补中央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其他工作人员33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多次插话中，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并且提出：“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所谓“黑暗风”，主要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在1961年和1962年间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五个方面的表现，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刘少奇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讲，从经济上讲，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着严重困难形势，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他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计困难，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但估计不够就危险。从这个估计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进行大幅度全面调整的措施。实践证明，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当形势开始好转之后，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对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认为1960年以来对形势的估计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是右倾。 所谓“单干风”，是指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田单干。刘少奇认为农业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邓子恢针对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了这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这是刮“单干风”。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这样，就错误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对立起来，由邓子恢负责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于1962年11月撤销。邓子恢被认为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所谓“翻案风”，是对七千人大会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一是1962年6月，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书（即“八万言书”），实事求是地申诉他在党内没有搞“反党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要求组织审查作出相应的结论，这是正当的，也是完全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但毛泽东却错误地把它当成翻案风加以批评。二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指控李建彤写的《刘志丹》长篇小说是“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由此株连到看过小说初稿和提供过材料的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人，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三是七千人大会后，各地抓紧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单位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有的留有尾巴。因此，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省委和中央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也被斥之为“翻案风”。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也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工作问题，并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的政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规定商业工作要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贯彻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会上还强调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提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会议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局部的问题看作是普遍现象，甚至把党内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看成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但是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赞成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当前的工作。所以，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毗邻的国家，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边界，但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管辖所及，已经形成一条传统的习惯的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线。它分为西段、中段、东段。西段北起喀拉昆仑山口，南到西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和印度喜马偕尔邦三地交界处；从这个交界处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中段；东段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基本上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 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度当局于1951年至1953年，乘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非法控制了“麦克马洪线”（1914年英国殖民者秘密非法炮制，意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承认）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约9000平方公里；此后又在中印边界的中段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的巨畦、曲惹、布什奇山口等2000平方公里领土；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印度军队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中国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不但如此，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方面已经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且要求把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也划人印度版图。 这种侵占领土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拒绝，但印度当局仍然推行他的“前进政策”（印度当局使用军队向中国边境内推进，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从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使用武力片面改变已经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印度当局加紧进攻中国的准备，从1959年起，印度陆军全线接管了中印边境防务。在西段和中段，将印度军队统一编为“印度边境部队”，并以西段为重点，将总部设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拉达克地区的列城。在东段，印度军队东方军区接管了防务。印度在东段的兵力合计约1.6万余人，东、西两段的兵力为2.2万余人。印度军队在侵入中国边境后，加紧构筑工事，设置据点。到1962年8月底，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其中有9个设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有43个设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 为了避免边境冲突，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当时存在于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且停止巡逻。在印度政府拒绝这个建议之后，中国在边界的自己一边停止了巡逻。周恩来总理还于1960年4月访问新德里，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是，我国真诚的努力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相反，印度政府竟然把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和解诚意看成是软弱可欺，把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当作有隙可乘。因此，在两国官员会晤之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境西段，后在东段，超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建立侵略据点，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冲突。1962年9月，印军竟然非法侵人中国西藏地方的扯冬地区，连续向我边防部队挑衅，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为此，中国政府除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被迫采取自卫措施外，还再三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无条件地立即举行谈判。但是，印度政府却要中国军队撤出自己的大片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毫无理由地拒绝谈判。印度在一系列作战部署完成之后，于同年10月20日清晨，动用10多个旅的印军，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当天奉命反击，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经过两个阶段。 10月20日到28日，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分别在东段、西段指挥部的指挥下，在东段西藏山南地区的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同时对入侵的印度军队展开了强有力的全面反击。东段的西藏山南克节朗地区，是第一阶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恶劣，印度军队第四师第七旅的4个营3000余人，入侵并占据这一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左右两路向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过几天的反击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歼灭了人侵印军第七旅，俘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收复了克节朗、达旺地区的被占中国领土。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在新疆阿克赛钦西部，位于高原严寒地区，平均海拔5000米，坡度40度以上。这个地区在新藏公路以西、班化湖以北的数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荒无人烟，印度军队——4个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6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人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边防部队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同时实施反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同日，打退入侵红山头主峰的印军。到10月24日新疆边防部队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人侵印军的据点。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国政府提议，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但是，印度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与此同时，还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兵力部署，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调兵力。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印度军队分别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昌都地区的瓦弄等地，向中国边防部队不断实施炮击，并于11月14日、16日在中印边界全线再次发动猛烈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1月16日起，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印度军队进一步侵占中国边境地区、进人西藏腹地的咽喉之地。11月16日15时左右，西山口地区的入侵印军兵分三路，在炮火的掩护下，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边防部队发起连续猛烈的进攻。根据入侵印军的布势特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边防部队决定兵分数路，对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入侵印军实施分割包围，向心合击，各个歼灭。17日晚完成了对人侵印军的包围，18日8时半，西藏边防部队发起总攻。经过4小时的战斗，反击部队于18日下午，夺回西山口，斩掉了入侵印军的“头部”，使整个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入侵印军的防线迅速瓦解，夺回了被侵占的据点。 瓦弄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南与印度相邻，西、北同西藏昌都的前门里、察隅地区相连。人侵印军在这里部署了2000余人，于11月14日兵分三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前沿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国军队则分左右两翼向入侵印军发起反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于16日17时左右，胜利进驻瓦弄地区。 经过两个阶段的自卫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歼印军2个旅和3个旅的大部，共毙、伤、俘印度准将旅长毫尔辛格和达维尔以下官兵8700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 为了促进三项建议的实现，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采取主动措施，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我边防部队在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等三项重大措施：（1）从11月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设立一定数量的民警。 中国政府宣布主动采取上述三项重大措施，再次表明我对于停止边境冲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国绝不侵略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略我国；我国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容许别人侵占自己的一寸土地。我国在宣布三项重大措施之后，立即付诸行动。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而且还主动地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返还印方。到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完成后撤计划，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全部被俘人员。 粉碎美、蒋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冒险 蒋介石集团为了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从1962年初就成立了以蒋介石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叫做“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3月间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强迫台湾青年入伍，并且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设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策划和施行战时经济动员，并且于4月间通过了“国防特别捐款”，决定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款”，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在美军的参与下，蒋军不断进行作战演习。2月，美蒋海空军进行了联合“攻防演习”，3月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潜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5月间进行了商民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紧接着在台湾南部进行海陆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台湾沿海和澎湖、金门等地，战云密布，台湾已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然的军事冒险。 美国是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策划者和支持者，在此期间，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陆续运到台湾，肯尼迪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断到台湾活动。这些美国要员们公然谈论蒋军进犯大陆的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在3月底说，“蒋介石部队正在枕戈待旦地加强备战之中”。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在4月初说，台湾海峡地区“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爆发事件”。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则说，援助国民党的武装部队是一种有益于美国安全的良好投资。驻台湾的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5月20日甚至说，只要美国政府下令，他的部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轰炸中国大陆”。美国总统肯尼迪6月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台湾海峡的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把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说成是“和平的和防御性的”，并重申，美国占领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政策不变。与此同时，肯尼迪在声明中又提到，美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御，他说对可能威胁台湾的任何侵略性行动，美将不会无所行动，对此绝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美国在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同时，进行频繁的军事调动和挑衅。美国军舰在4、5月问连续多次侵入山东省青岛地区，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省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又两次侵入山东省青岛以南海域。 美国明目张胆的对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中国人民给以充分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7月12日，在朝鲜驻华大使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的宴会上，陈毅副总理讲话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蒋介石集团是完全依靠美国的枪杆和金钱过活的，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他们一天也不能独立存在，更谈不到能够“反攻大陆”。他正告美国政府：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众目睽睽，美国政府要想逃避这个责任是绝对办不到的。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严阵以待和新华社的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在1962年夏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的阴谋宣告破产。他们由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冒险计划，改为小规模的武装窜扰，于10月1日至12月6日，连续派遣武装特务窜扰我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为实现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计划创造条件。这些武装特务分成9股，先后由台湾高雄乘船出发，向我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偷渡。9股武装特务中，除了未敢登陆的一股以外，已经登陆的8股和另在广东阳江县山区空投的一股武装特务，均被我沿海军民彻底歼灭。 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贺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次美蒋分批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广东沿海地区，是美国唆使和支持蒋介石集团窜扰大陆、制造亚洲紧张局势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一阴谋的被揭露，使美国所谓无意用武力侵犯中国和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的说法不攻自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开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歧和论战，首先发生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之间。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述了我们的观点。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趋尖锐。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之外，在有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中共与苏共也存在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的，但苏共以“老子党”自居，无端开展了对中共的攻击，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恶化了两党两国的关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 1960年6月，苏共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1961年10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严正批评了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在苏共赫鲁晓夫的策划和影响下，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欧洲有5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肆意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中共曾以各种方式呼吁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但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7篇答辩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联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但文章留有余地，既没有点苏共领导人的名，又对某些事实作了一些保留。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首先指出：正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而各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时候，令人痛心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一些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竟被利用为攻击兄弟党的场所，这一股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逆流，在捷共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捷共的代表大会上，捷共党和某些兄弟党同志，任意地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且把对中国的诬蔑和攻击公开在全世界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能不作必要的答复。（1）针对有人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古巴问题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要把全世界拖人“热核战争”的问题给予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要实现和平共处，首先必须坚决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必须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统一革命党和古巴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地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坚决的斗争，坚持五项正义要求，而没有被美国的核讹诈吓倒，取得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又一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这是中国履行自己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把全世界“拖人热核战争”。（2）针对有人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正确立场，答复如下：中国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并且先后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于印度妄图用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状况，得寸进尺地侵占中国边境领土，中国人民忍让了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取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可是印度政府却完全拒绝谈判。 中国在印度军队大规模进攻面前进行自卫反击，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正当措施。中国在反击了印度军队的进攻之后，立即就主动停火、建议重开谈判。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对印度的扩张野心，进行了必要的斗争，才使中印边界的局势开始和缓下来，实现了事实上的停火。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的真诚努力，是举世公认的。奇怪的倒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去分析印度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不肯和解的反动政策，竟然指责中国的正确立场，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3）针对在捷共代表大会上，有人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谴责中国共产党反对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维护兄弟党关系准则的正确立场，也给中国共产党加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罪名。中国共产党指出：判断谁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根本没有给任何一个党（不论是大党或者小党）一种权利，它可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中国共产党所以坚持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正是为了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什么过错呢？反被攻击为“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这难道是合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吗？社论最后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1962年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导演一场反华大合唱，肯尼迪亲自讲：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制造分裂的错误做法，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社论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诚恳地希望，各国共产党应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按照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这篇社论一发表，苏共一面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攻击我党。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批评，并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以及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的分歧展开了答辩。社论指出：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陶里亚蒂和意共同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并再次呼吁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根本没有给任何一个党（不论是大党或者小党）一种权利，它可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中国共产党所以坚持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正是为了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什么过错呢？反被攻击为“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这难道是合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吗？社论最后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1962年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导演一场反华大合唱，肯尼迪亲自讲：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制造分裂的错误做法，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社论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诚恳地希望，各国共产党应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按照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这篇社论一发表，苏共一面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攻击我党。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批评，并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以及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的分歧展开了答辩。社论指出：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陶里亚蒂和意共同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并再次呼吁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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