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_革命历史

  • 发布时间:2017-12-01 01:28 浏览:加载中

  •   在关于井冈山斗争史的座谈会上,常常有人提问: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是怎样落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又是怎样取而代之的?芽

      我觉得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1929年5月底的雷湖?穴福建永定县?雪和6月上旬在白砂(福建上杭县)先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说起,这两次会议就对红四军建设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什么问题呢?毛泽东于同年6月14日在新泉写给林彪的信中列了14项,表面看来是在红四中要不要设立党的军委和党支部的工作范围,其实质是要削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强化军事干部对全军的指挥权。正如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的,他们指责“‘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这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

      面对这些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为代表,提出前委管得太多,军委要同前委分权;说军队就是打仗,做群众工作是地方党的事;主张树立长官权威,不要什么都由党来决定,他还讽刺毛泽东不懂马列,红四军那一套建军原则在马列著作中找不到。

      刘安恭是四川人,同朱德一起在德国留学,1926年回国,担任过四川省邮政局长。他1927年入党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5月回国,被党中央派往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有些人便误以为他是“中央代表”。他有点“洋气”,张口闭口就是“苏联红军的经验”,的确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推崇,包括朱德和一些从北伐军过来的军官。加上刘安恭刚从苏联读书回来,不了解红四军建军历史,所以他主张把苏联红军“一长制”“正规化”的那一套全盘搬过来,废除红四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军思想遇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雷湖会议和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应当撤销军委;党要领导一切,党员权利应当受到限制;党的决议一经形成,党员就必须服从;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这时,担任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并写信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

      争论是针锋相对的。毛泽东表示,如果不解决这些是非问题,他就不能担负起这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在白砂会议上,通过了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的决议。毛泽东离开前委。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但争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就红军建设问题继续争论。最后通过陈毅起草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红四军从井冈山以来在党的政策和领导方法上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和性质;对一些是非问题作了折中调和的结论;对打头阵的林彪、刘安恭的一些错误意见和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决议还给了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书面警告的处分;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前,仍留任前委委员。“七大”的这种结果,的确出乎毛泽东和朱德的意料。

      “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编辑出版的《陈毅传》第三章中所写的这段话,我认为已经清楚地回答了毛泽东为什么落选前委书记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前委书记是在井冈山的时候由党中央指定的,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落选了呢?芽应当说这是不太符合组织原则的。这也说明当时党员们的组织观念不强,被极端民主化的思潮所操纵。大会虽然说了要呈报中央批准,现在只是一个“过渡内阁”,实际上已经是改组了。

      这时候,红军队伍中的思想比较混乱,有点“群龙无首”的状态,赌博、抽大烟、体罚士兵等破坏红军纪律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至于军事技术,正如军参谋长朱云卿说的:“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意思是军事技术很糟糕。

      为了粉碎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朱德亲自挥师出击闽中,在漳平歼灭敌军1个团。接着进军东江却遭到重大伤亡,全军损失1000多人,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就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应当说,当时红四军的处境是内外交困,说明红四军不能离开毛泽东。

      有人问,既然毛泽东那么正确,为何有这么多人反对他?芽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多方面去看。首先,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圣人”。他的正确,来自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僵化,不教条。

      不是吗?芽1919年,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该刊第一期发表文章,不赞成“打倒强权”的口号,主张搞“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痛失败,他才真正懂得在敌人面前不能“雅致”和“从容”,非用“暴力”不可。1923年,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一起到乡村去搞一搞。毛泽东回答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去乡村呢?”说明毛泽东起初也是热衷于城市工人运动的。自从他在湖南作过多次农村考察之后,才开始从思想上、行动上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农村。

      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也曾经照搬过俄国的做法,“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且把它写进了《井冈山土地法》。到了赣南闽西,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它改写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也是同意攻打长沙的。起义军在醴陵、浏阳、铜鼓这些县接连打了几个败仗后,他当机立断,放弃打长沙的计划,毅然把队伍带上井冈山。

      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也不是“先知先觉”。通过对打茶陵的失败、打遂川的成功、龙源口大捷以及边界斗争的“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反反复复的总结,他充分认识到红四军没有根据地不行,放弃党的领导不行,丢掉政治工作不行,不做群众工作不行。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毛泽东的腰杆子硬得很。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反对,他丝毫也不会让步。正如古人所说的:“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

      当然,红四军的官兵对毛泽东的认识也同样有个过程。关于红四军“七大”争论不休的问题,1992年秋天,我在北京拜访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参加者、时任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队长的萧克老将军。他曾经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发生的争论写过有分量的文章。这次又当面同我说了这么几点意见:第一,红四军是由来自多方面的队伍组建的,为了革命的目标而团结奋斗,这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至于在建军过程中有一些分歧意见是正常现象,可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把它统统归结为路线斗争,这是不对的。第二,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同对其他客观事物的认识一样,允许有个过程。用后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去衡量当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红四军党的“七大”的民主作风是好的,可惜后来渐渐失传了。要是能像“七大”那样发扬民主,“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来。萧老说,“七大”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缺乏正确的集中。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之后,起先他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之前,他去闽西特委帮助做地方工作。于是,在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谭震林等人的陪同下,他来到上杭县蛟洋村的文昌阁参加闽西第一次党代会。就在这时,毛泽东患了恶性疟疾,时冷时热,我们乡下叫“打摆子”。没有特效药能治这种病。又由于敌人搜捕,他被迫化名为“杨子任”,到处东躲西藏。当地人只知道他叫“杨先生”。随同的前委秘书江华在回忆中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后来,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特委军委书记张鼎丞的保护下,他潜伏在上杭县一个叫苏家坡的地方待了1个多月。

      为了证实这件事,我两次去苏家坡。那里是个非常隐蔽的小山寨。全村80多户400多人全是畲族,而且是清一色的雷姓。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机关干部均住在一栋三直12间的客家土楼,叫“树槐堂”。

      白天,毛泽东躲在附近一个有3米宽、20多米长的岩洞里看书、养病,晚上回到室内住宿。身体稍好一点时,还在村里访贫问苦、办夜校、编教材、举办特委干部培训班。由于政治上的打击、疾病的折磨,加上营养匮乏,毛泽东的身体非常瘦弱。

      好几个月了,国民党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音讯,他们的舆论工具大肆造谣,说毛泽东已经死于肺结核。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了福建军阀张贞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消息传到莫斯科,糊弄得共产国际总部于1930年3月20日在《国际新闻通讯》发了一个“讣告”,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

      其实,毛泽东没有死,只是在大难中闯了一次“鬼门关”。这分“唁电”虽然源于谣传,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确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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