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毛泽东批评中央“二月来信”_革命历史

  • 发布时间:2017-12-01 01:28 浏览:加载中

  •   党史界的许多同仁都知道,1929年2月7日,党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来了一封信,因秘密交通的辗转,前委直到4月3日才收到。

      信的大量篇幅是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所得出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军阀混战的缓和,根据地的红军“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接着指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

      怎么“分编”?芽“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最后强调:“不管是留在赣南或者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

      不仅如此,“中央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以客观方面考虑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接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央来信,于4月5日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回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批评了中央的悲观论调,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那么,中央为什么要红四军无条件地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队伍,速来中央”呢?芽当时,周恩来是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实际上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怎么会突然以中央的名义写这封信呢?芽长期以来,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周恩来选集》中读了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我才恍然大悟。

      周恩来说:“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损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从此,多年来的疑团被解除了。原来中央这封信的背景是来自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大会的重头戏是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所作的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

      他在这个报告中谈及中国红军时说了周恩来上面所讲的那段话。近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俄共档案资料中又翻译出了布哈林这个报告的大意:你们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百姓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游击,今天到这里住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又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

      其实,布氏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代表着当时共产国际一部分人对中国政治局势的错误估量。

      中共“六大”开完不久,莫斯科的一些研究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专家纷纷组织研讨会。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内政外交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南京政府的统一,内战的停止,各军阀联合进攻城乡苏维埃运动,党的基层组织大减,城市工会成了“黄色工会”,农村根据地大部丧失。

      怎么办?芽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红军主力化整为零,躲藏起来。“朱毛的目标太大,应当离开队伍,调中央来工作。”这里头,还包含另一层意思,把朱毛保护起来,要是继续留在苏区太危险了。

      就在莫斯科的专家们提心吊胆的时候,朱毛红军所转战的赣南闽西却是另一个天地:冲破了敌人的前阻后追,终于在于都县的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歼灭敌军1个团。尤其是3月14日在闽西的长岭寨战斗,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了敌旅长郭凤鸣。红四军士气振奋,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中写的:“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的先生们就中国革命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何时才会出现高潮等问题争论不休。这种场面,毛泽东未必知道。然而,他对中国革命高潮会不会到来这个重要问题却作了科学的回答。请看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话: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莫斯科离井冈山的直线距离也有6400公里,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更主要是思想路线上的差距。

      要是按照布氏和那些专家们的办法去做,那什么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土地分配、红色政权统统没有,还谈得上巩固扩大农村根据地吗?芽还谈得上革命高潮的到来吗?

      布哈林根本不了解中国红军是怎样在农村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他完全是用苏联的情况来判断中国的问题,用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他们的这些观点,在红四军中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红四军“七大”的思想混乱以及毛泽东的落选,与这种错误导向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好在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执行布氏指示的具体操作上留有余地,以中央名义发出信件之后,并没有强令红四军执行。当他收到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复信,加上新军阀的重新开战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调朱、毛来中央的事也就作罢了。否则,这段历史谁也难以料到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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