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听外国人指挥?芽_革命历史

  • 发布时间:2017-12-01 01:27 浏览:加载中

  •   “我们中国人搞革命,为什么要听外国人的指挥?芽”有些同志常这样问。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多方面去看。首先从组织上来说,我们党是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帮助建起来的;我们党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斯内夫利特(又名马林,荷兰人)和尼科尔斯基(俄国人)的指导下召开的;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同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1922年我们党加入共产国际,是它所属的一个支部,这是写进了我们党的“二大”决议的;我们党早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是靠共产国际提供;共产国际还帮助我们党培养了一批高层领导干部,如在红军长征中坚决反对李德和博古的错误路线、积极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所以说,我们党的建立、发展,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是密切相关的。

      1927年5月在《共产国际》和《革命东方》等杂志上用英、俄文版连续介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赞成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支持毛泽东代表党中央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8年2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上,同中国代表团一起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候,我们党成立才8年,缺乏革命经验,理论功底也较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重大问题也搞不太清楚,还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中国现时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任务不是立即组织大暴动,而是争取群众,迎接革命高潮。这次会议的决议成为我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的就是这个决议。

      1928年底,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国各地农运困难重重,唯独朱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形势很好,就在《真理报》上给予很高的评价,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了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到了1929年7月,《真理报》就把朱毛称为“极出色的领袖”。

      1929年1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会剿”井冈山的情况后,便于当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援助朱毛红军的问题,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派出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弄清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

      1929年7月2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赞朱毛红军像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引人注目,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红军游击运动中出色的领导人”。

      到1931年3月,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同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共中央要推广朱毛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经验。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同年8月,陈云和潘汉年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决定。因此,在同月结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这是我们党唯一的一个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

      然而,由于共产国际过分地强调对各国革命的统一指挥,不适当地确定它派出全权代表的权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不仅如此,我们党中央有些重要会议的决议也是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如八七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撤销毛泽东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那个《政治纪律决议案》,也是罗米纳兹起草的;1928年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修改定稿的,并已成为中共“六大”决议的基本根据;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期间,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六大”的工作报告是瞿秋白起草、经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修改的;党的六届一中全会对党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一手操纵的;还有,王明上台的那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也还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由他们起草、修改后经会议通过并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决定,在执行中是不允许打折扣的,否则就会被开除出党。这条纪律已写进了《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包办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这种“老子党”的作风,也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不良后果。

      我们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犯的右倾错误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犯的“左”倾错误,责任不能完全算在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头上,这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及其驻中国的全权代表的错误思想指导和瞎指挥的工作作风是密切相关的。

      后来,维经斯基所写《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的错误问题》一文中说道:“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中也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错误”。这两个人写的这些话,均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七章)。

      罗米纳兹是1927年7月来中国的。他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论断(即孙中山的民族联合阵线阶段,蒋介石叛变后民族资产阶级转为反革命阶段,宁汉合流后的苏维埃工农运动阶段)。根据这个理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统统被当做革命的对象。我们党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强迫工人罢工、实行盲目焚杀、使小资产变无产等过火行动在许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广州、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的罢工运动和武装起义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其实,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的关系,列宁早在1920年4月27日就说过,共产国际“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穴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雪,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穴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雪,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穴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雪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同时,列宁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穴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雪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所讲的上面这段话,一方面要求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要看到差别,承认矛盾,在国际共运中不能搞一个模式;二是要求各国共产党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去选择自己的革命道路。然而,理论与实际之间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列宁在1924年1月逝世后,共产国际实际上成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中心”。

      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改派出全权代表为中共驻国际代表。“换汤不换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还能不听斯大林的吗?芽就党中央来说,真正“丢掉洋拐棍,走自己的路”,还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开始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和党内问题的起点。

      上面讲的是中国革命为什么要服从外国人指挥的第一个问题,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即认识路线问题。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无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是有个过程的。

      在中国革命的初期,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不高,更缺乏实际经验和物质条件。马列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芽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同俄国一样?芽除了搞城市暴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芽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并无现成的答案可寻,党中央也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正如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中说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芽中国革命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胜利?芽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中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自主权,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秋,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到1935年,我们就吃了先生的亏。”不是吗?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搞产业工人组合、搞总同盟罢工,我们都跟着这么干。当时中央一些文件无论从内容到词句,“俄国色彩”是相当浓厚的。

      对国情的认识,来自对国情的调查。在这里,很有必要做个比较。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关心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关心城市苏维埃运动。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大会决议中,也强调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没有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没有来过中国,没有掌握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所以也就无法涉及而且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

      苏联派到国民党当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来中国不久就到处讲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在广州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讲,在黄埔军校讲,在南昌的群众大会上也讲。讲到什么程度呢?芽讲到“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至于靠谁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怎么个解决法,解决到什么程度,他根本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因为他没有下过乡。

      毛泽东就截然不同。请看他在八七会议上对农民问题的发言:“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穴编者注: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雪,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们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显然,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在1926年至1927年通过多次农村调查,先后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逐步加深的。

      特别是来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同朱德、陈毅一道,跑遍了整个罗霄山脉中段10多个县的农村。通过深入调查,他发现地主加富农不到所调查人口的10%,却占有70%~80%的土地;而70%的贫苦农民只有20%~30%的土地。据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打土豪分田地,才能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这就是毛泽东制定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法律的基本依据。到了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他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新风。“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是这样谆谆教导我们的。”这是原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写的。他在井冈山时期担任前委秘书,读过一些古书,有点文化,跟随毛泽东搞过永新调查和寻乌调查。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井冈山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不侵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对待知识分子、绿林兄弟和敌军俘虏的政策以及城乡各种税收政策,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通过调查研究和执行政策的实践,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逻辑:农村——农民——土地——根据地建设?穴包括党、政、军的建设?雪。在斗争中他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也就是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从井冈山开始,在赣南闽西形成,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在西柏坡会议上总结。我们通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样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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