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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２８年４月至７月，是井冈山斗争的第二个时期——全盛时期，也叫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势一派大好，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的组织由初创时期的４个县委发展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５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各个县的区乡都有党的区委和支部。党的组织活动也由初创时期的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党员人数发展到１万多人。同时，还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边界特委相当于现在的地委，是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第二，红色政权由初创时期的茶陵、遂川、宁冈３个县工农兵政府，发展到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６个县工农兵政府。到６月２３日龙源口大捷之后，边界红色区域有宁冈、永新、莲花３个全县和遂川、酃县、茶陵、吉安、安福５个县的一部分，总面积达７２００多平方公里，人口有５０多万。 第三，广泛发动群众。各县、区、乡都成立了工、农、青、妇的革命群众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慰劳红军、参军参战等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著名的七溪岭战斗中，仅永新、宁冈两县参加战斗的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就有１万多人。这时候，边界各县的土地大部分分配下去了，小部分正在分配之中，每人平均分到３亩田的青苗。朱德夫人伍若兰和后来成为中顾委委员的曾志、中纪委委员彭儒以及炮兵副政委欧阳毅中将、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都曾在宁冈县搞过分田运动。由于改革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宁冈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普遍增长两成。 第四，主力红军由初创时期的2个团扩大到４个团。４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八一起义部队经粤北、湘南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于５月４日在龙市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６月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当时没有政治部），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有１万多人。因给养困难，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农军大部分被动员返回湘南进行游击战争。这时，红四军撤销师的建制，保留４个主力团，即二十八团（南昌起义部队）、二十九团（湘南起义部队）、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队?雪、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部队），共计６０００多人。同时，各县都成立了赤卫大队，共有步枪６８３支，这是一支很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其中，由一支枪发展起来的莲花县赤卫大队，在这一年的６月间升编为红色独立团，有枪３００多支。他们配合主力红军，在粉碎敌军“会剿”、保卫地方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 有的同志提问，朱毛会师后为什么叫“红四军”？对这个问题，１９３７年朱德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尼姆·尔斯是这样说的：“１９２８年在井冈山，我和他（指毛泽东）的部队合编为新的‘第四军’。之所以用这个番号，是为了继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铁军的名声。在大革命中，铁军曾是我们的革命中坚。” 朱德讲的这个第四军当中有个“叶挺独立团”，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组建的。叶挺是这个军的参谋处长兼独立团团长。北伐期间，他率领独立团在湖北省的汀泗桥与贺胜桥两次战役中，打垮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攻克武汉后，叶挺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由于立有卓越的战功，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也荣获“北伐名将”的声誉。为了继承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所以井冈山红军番号也叫“第四军”。 随着边界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的敌军也不断增多，经常有七八个团，最多时达１８个团。而我们的主力红军只有４个团，其中二十九团和三十二团还有许多战士手持的是梭镖。也就是说，弱小的红军以劣势的装备，要与强大的、掌握优势装备的敌军打仗。然而，红军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陈毅为这段历史写过一首诗，题为《喜志司规模雄壮整齐》。诗曰： 离队数年不自知， 今来小驻在志司。 欣看装齐军容威， 忆我曾长梭镖师。 陈毅写这首诗的时间是１９５８年２月。当时，他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的赴朝慰问团，并在朝鲜过春节。陈毅这首诗的大意是：我离开部队这么多年啦，今天参加赴朝慰问团，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看到我们这支军队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部队是那样的威武雄壮整齐，心里十分高兴，不由得想起了在井冈山的时候我还当过梭镖师的师长哩?选 成立红四军的时候有３个师，朱德兼第十师师长，毛泽东兼第十一师师长，陈毅兼第十二师师长。十二师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的宜章第三师、耒阳第四师、郴州第七师和永兴、资兴各１个独立团改编组成的。这个师有５０００多人，但只有４００多支枪，绝大部分武器是梭镖，所以又称“梭镖师”。陈毅就是兼这个梭镖师的师长，胡少海是梭镖团的团长，萧克是梭镖营的营长。 边界斗争的大好形势从何而来？来自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韬武略”的英雄气概。 一谈起“韬略”，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３０００多年前，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卖过牛肉，在孟津（今河南孟县）开过酒店，在渭水（今陕西岐山西南）钓过鱼，在牧野（今河南新乡县）打败商纣王的那位姜尚（又叫姜子牙）。就是这位８０多岁的老先生，辅佐周文王，以强周灭商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使周文王（姬昌）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新局面。接着，又辅佐周武王（姬发）取得会战牧野的胜利，使商王朝与其暴君纣王一起灰飞烟灭。同时，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西周王朝也随之诞生。 古书上说“姜太公有六韬”。这个“六韬”就是他写的兵书，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共６卷６０篇，它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国家的政策，教育人民的措施，发展生产的手段，对敌斗争的策略以及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等等，通篇讲的是爱民、富国、强兵之道。《六韬》讲的战略，不仅仅是指军事战略，更主要的是指高层次的战略，即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手段，去实现政治目的的战略，也就是现在国际上流行的“大战略”。 然而，古代的姜太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代的毛泽东。毛泽东１９２０年学习《共产党宣言》，１９２６年学习《国家与革命》，来到井冈山，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朱德一道提出并实行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叫“工农武装割据”。正如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说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这就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也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说的：“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建立、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区别于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的根本标志。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主要是针对并解决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建设一支人民军队，怎样建设苏维埃政权，怎样去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等问题而写的。所以说，这篇经典著作也就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双重丰收——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实践获得辉煌成果。 然而，多年来一直到今天，有些党史出版物仍然把井冈山斗争历史概括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位一体”的内容。当然，有些老红军曾经在回忆录中也这么讲过。我认为这种概括是不完整的，不是“三位一体”，应当是“四位一体”，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讲的也是这“四位一体”。 “工农武装割据”这４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这一条，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一谈起党的领导，现在有些人感到很平常。其实，不了解一点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想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那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不妨说说一位美国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吧?选这位美国朋友叫海伦·福斯特，也就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她是继其丈夫之后第二位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后来，她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内幕》。这本书珍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直到１９８５年夏，才首次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 福斯特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与伦比的中国农民，遐迩乃知的中国苦力，多少世纪以来便以其勤劳智慧使全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农民，究竟缺乏什么呢？他们缺乏的绝不是大脑，也不是强壮的体力与韧劲，更不是潜在的斗争精神与死里求生的渴望。” 到底缺乏什么呢？她在延安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革命领袖人物作了多次交谈之后，找到了一个最可靠、最准确的答案，这就是“共产党人以其坚强的领导，已经创造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类文明”。 福斯特接着说：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给广大工农劳苦大众以斗争的真理，使“他们从１９２７年失败的阴影中站起来，继续战斗，夺取胜利。在５年之中，他们创立了拥有９００万人口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赤手空拳而英勇无畏的苏维埃青年，正在中国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一个外国人能这样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表明，党的领导主要靠两条：一是党组织的坚强，二是方针政策的正确。所以，毛泽东认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如象山庵建党、水口建党、秋溪建党、茅坪建党。“八月失败”后，又着重抓了党的组织和思想整顿，清洗投机分子，重新登记党员。正如毛泽东说的，通过洗党，“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着重抓了军队中的党建工作。因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打仗、筹款、分田、扩大人民武装以至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等一系列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全靠军队去进行。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从“三湾改编”开始的。连以上各级组织设党代表，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各项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接着总结了打茶陵的经验，在宁冈龙市宣布红军“三大任务”；在遂川提出“三项纪律，六项注意”；通过边界党代会，制定和实行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一切，都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具体体现。 为了保证“工农武装割据”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现，边界党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如“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这些正确的政策从何而来？不是来自于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和“锦囊妙计”，而是来自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就拿“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这条政策来说，这是毛泽东对湘赣两省的敌军作了一番调查之后才制定出来的。因为常驻湖南的敌人有３个军另加３个师，桂系军阀经常有两个师驻扎在韶关至衡阳一带，随时都可以集合进攻井冈山；同时，湖南军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井冈山红军多次与湖南敌军作战，结果只伤其小部，敌主力毫无损失。所以对湖南敌人只能防守，不宜主攻。 而江西却大不相同。江西敌军号称３个军，实际上只有３个师，其中除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官兵都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部队，叫滇军。外省敌人来江西打仗，地形不熟，群众基础又差，打好打坏，与他们的父母妻子关系不大，所以战斗力就弱。宁冈的新城战斗、遂川的五斗江战斗、永新的草市凹战斗以及永宁边界的七溪岭战斗，打的都是江西敌人。结果，江西敌人都成了红军的手下败将，累计被歼灭和击溃８个团，红军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金银财宝。红军把江西敌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把这些政策制定的经过、内容及其执行结果均写入了《井冈山的斗争》这篇经典著作。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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