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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游击战，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起朱德的军事指挥才能。１９４４年，朱德在延安编写红一军团史的座谈会上说过：“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经验。过去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打仗，打了１０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游击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朱德在滇军中以善打近战、夜战、白刃战和突击战而闻名。来到井冈山，他又汲取和改造了绿林头领朱孔阳的经验，把朱孔阳“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战术生动地解释为既要会“击”?穴打仗?雪又要会“游”?穴打圈?雪的游击战术。 曾有一本外国杂志讲朱德“四面八方能看到百里以外，能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在敌人面前能呼风唤雨，死后复生”。这当然是神话。至于说朱德“是个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能统帅一支大军实行战略上的进攻与撤退的将军”，倒是千真万确的。 遂川县的五斗江战斗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１９２８年５月中旬，１个团的江西敌军在其团长周体仁的率领下，企图从井冈山的南大门朱砂冲哨口打进大小五井。朱德令二十九团打前卫。这个团是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的农军，全团１６００多人，只有２００多支枪，其余武器全是梭镖大刀。他们在离朱砂冲不远的黄坳村与敌军１个营遭遇。红军指战员全凭强烈的阶级仇恨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战斗，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 吃了败仗的敌营长领着几个士兵气呼呼地跑回拿山团部，向周体仁报告失败的经过。周体仁大吃一惊，没想到共军会先拿自己开刀。正在他惊慌失措之际，敌营长又告诉他在黄坳遇到的是共军的一支梭镖队，自己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后备力量，孤立无援。周体仁一听在黄坳的共军是支梭镖队，以为自己大显身手、大捞一把、向上级报功领赏的时机到了。他凭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优势，率全团兵力，从拿山出发，经五斗江直奔黄坳，企图来个反扑。然而，周体仁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五斗江迎接他的是一支训练有素、兵强马壮的正规部队。 原来，红军在黄坳打垮了敌人１个营之后，朱德、陈毅、王尔琢几位军部领导做了研究，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变换队形，军部和二十九团留驻黄坳。由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领该团打前卫，埋伏在五斗江。这个团的指战员多数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全团有１３个步兵连、１个机枪连和１个迫击炮连，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当敌人遭到红军猛烈的伏击时，敌团长大惊失色，火冒三丈，点着敌营长的鼻子大骂：“你不是说共军是支梭镖队吗，怎么打过来的都是步枪、机枪和迫击炮弹呢？”周体仁乱了阵脚，知道自己中计了，除了把他的部下训得狗血淋头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去挽回他的败局。在红军的强攻下，敌人丢盔弃甲，尸横遍野，活着的拼命向拿山方向逃窜。红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永新县城。这一仗打垮敌军１个团，是朱毛会师后的首建奇功，令人喜出望外。 五斗江战斗的胜利，主要是朱德用计的结果。《孙子兵法》１３篇７０００多字，其核心是两个字，一个“诡”字，一个“诈”字，叫“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古今中外，凡是用兵打仗都离不开“诡”“诈”这两个字。在敌我面前，谁也不会讲究什么“忠诚老实”。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就讲了《左传》中有关宋襄公的一个故事：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公元前６３８年，宋国与楚国在河南泓水?穴今柘城?雪交战，宋兵早已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这时，大司马孙固提出，楚兵人多，我们人少，应趁他们渡河未毕之际发起攻击。宋襄公不准，他说：“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之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的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依然不准，说：“君子不攻不成阵的队伍。”既然是这样，那就老老实实地等着吧，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兵被打得一败涂地，连坐镇指挥的这位宋襄公也负伤而逃。毛泽东针对这个故事，很风趣地说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毛泽东、朱德经常运用中国古代军事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去教育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他们历来不要求自己的部下做常胜将军，因为这是从古以来就少有的，但他们“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的。毛泽东、朱德率领井冈山红军，就具有这种有勇有谋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连他们的敌人也不得不钦佩。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有一件文物，是当年红军写在永新县龙源口附近农村的一首歌谣，内容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选”“羊”是“杨”的谐音，指的是江西敌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他俩是云南讲武堂的学友，在滇军又是同僚。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共率５个团的兵力，与湖南吴尚第八军的３个团，在１９２８年６月下旬发动对井冈山的联合“会剿”。著名的龙源口战斗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这一仗，“两只羊”打输了，湘赣敌军大吹特吹“剿匪有功”“战果辉煌”的牛皮被揭穿了。蒋介石严训他们无能，撤了杨池生“湘赣剿匪总指挥”、杨如轩“前线总指挥”的职，把他俩调到南京政府去当参事。后来杨池生当过云南省政府顾问，杨如轩任云南省宪兵司令。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判了“两只羊”有期徒刑。杨池生１９５１年保外就医，不久就病死了。杨如轩一直在狱。１９６４年，朱德视察昆明，杨如轩知道后，给朱德写了一封信，要求宽大处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一看，这是井冈山的老对手啦?选经研究决定，刑期不减，监外执行。 不久，碰上“文化大革命”，杨如轩也倒霉，白天斗，晚上斗，被斗得死去活来。他想：“这样挨斗，还不如回到班房里去。”于是，他主动要求收监。杨如轩１９７３年再次出狱，被安排在云南省文史馆工作。这时候，他已经是统战对象了。在这期间，他对当年指挥军队“会剿”井冈山的行动表示忏悔，并写了一首诗： 四十年前一梦空， 无端附逆乱交锋； 那堪旗鼓未成列， 忽报弹花满市中。 我认为杨先生这首诗还是有点唯物史观的，主要表现在他认识到龙源口这一仗之所以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承认指挥这场战斗是“附逆”，附逆就是投靠叛逆方面。“附逆”的同义词是“不义”。“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郑庄公在《左传》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干多了坏事终究会自取灭亡。从古到今，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人数的多寡和武器的优劣，还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外交、国际援助、战争性质和指挥才能等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性质和指挥才能。谙熟军事的杨如轩深明其理，所以他的这首诗，正是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道出了真情。蒋介石背信弃义，煮豆燃萁，发动反革命战争，终于遭到失败；毛泽东、朱德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挥革命战争，终于取得胜利。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如轩承认他被打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红军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旗鼓成列”是句古语，讲的是古代打仗要事先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而且双方旗鼓相当，摆好阵势，然后宣布交战。杨如轩这里说的是“旗鼓未成列，弹花满市中”，指的是湘赣两省敌军“会剿”井冈山的阵势还没有形成，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事实正是这样。当时，湘赣两省参加“会剿”井冈山的敌军有８个团，红军只有４个团。敌军使用的是步枪、机枪、迫击炮，红军的武器相当一部分是梭镖大刀和鸟铳土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要是等到湘赣两省敌军“旗鼓成列”，那红军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怎么办？毛泽东、朱德运用的战术，就是孙子说的“示形”?穴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雪的战术，先令红军去佯攻湖南酃县，大造舆论，说“红军主力去打湖南啦?选”借以麻痹敌人，把战斗力较弱的江西敌军引出永新县城。当红军在酃县打垮敌军１个团之后，马上回师宁冈，在永新至宁冈必经之路的七溪岭埋伏主力，严阵以待。果然，敌人中计了。 ６月２３日那天，这“两只羊”乘红军游击湘东之机倾巢出动，大举向宁冈方向扑来。于是，必经之路的七溪岭便成了主要战场。红军由于占领了有利地势，争取了战斗的主动权，加上火力集中，新老七溪岭的兵力分布合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迫使赣军腹背受敌。激战一天，红军全歼敌军１个团，打垮敌军两个团，缴获８００多支枪和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两只羊”幸亏跑得快，才没当俘虏。这时，湖南前来参加“会剿”的敌军刚进入湘赣边界的莲花县境，一听江西敌人惨败，立即掉头，逃之夭夭。这就是“旗鼓未成列，弹花满市中”。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