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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并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可是他却不喜欢背枪。在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日子里，我在北京拜访陈士榘老将军时，他还跟我谈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从来没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次看他背枪是在宁冈龙市成立红四军的大会上，他挎上匣子枪，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朱德是红四军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背过枪。” 毛泽东不爱背枪，却喜欢用笔。他游击湘赣边界或转战赣南闽西，都要随身携带“文房四宝”。他的妻子、前委秘书贺子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他搜集和整理书报，为此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个多层口袋的挎包，装笔墨纸砚。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虽然生活十分艰苦，战斗非常频繁，但只要稍有机会，他就要找《三国演义》这一类的书来看。 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一担竹编的皮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还是回到根据地“老家”，他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 １９３８年５月３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中，就谈过他在井冈山设法找《三国演义》的事。他说：“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去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选没有了?选昨天共了产。” 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有些人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了他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仍不放过对古典军事书籍的研究。所以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些红军军官称满腹经纶的毛泽东为“诸葛亮”。 那么，毛泽东要找的那本《三国演义》找到了没有呢？找到了。据当年红四军的军事教官、后来担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上将回忆，是在谭延闿家里找到的。 谭延闿是何许人也？清末翰林、国民党元老。１９１２年８月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参议员。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很风趣地谈到过这个人。他说：“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所以死死抓住枪杆子不放，在这一点上，他比陈独秀高明得多。 谭延闿的家就在井冈山下的茶陵县高陇镇。１９２８年５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打高陇。谭延闿不在家，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打高陇干什么？除“声东击西”以粉碎敌人“会剿”之外，就是想到谭延闿家去找书找报纸看，因为像谭延闿这种人家的书籍估计是“汗牛充栋”的。 果真，红军打到他家之后，找到了几竹篓的古籍和报纸，里面恰好有毛泽东要找的《三国演义》。久别重逢，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毛泽东连声赞道：“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状。”《三国演义》的许多章回是写“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巧用计谋，什么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取华容道，巧摆八阵图，智取成都，骂死王朗，空城计，七星灯，等等。这还不够，直到他见了阎王，也还要来个“死诸葛吓死活仲达”“锦囊计马岱杀魏延”。难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毛泽东研究军事典籍，与那些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不相同。他的着眼点是把研究古籍与当今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汲取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朱德一道，共同总结、制定与运用了“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直到中央苏区的时候，红军接连打败蒋介石几十万兵力的“围剿”，靠的都是这个“十六字诀”。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