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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这个地方作为革命根据地呢？”国内外的一些客人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革命基础，二是绿林朋友，三是物产丰富，四是可攻可守，五是地处边界，六是影响神州。 所谓革命基础，就是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如万安县的张世熙、永新县的欧阳洛、遂川县的陈正人、莲花县的朱亦岳、酃县的李卻非、茶陵县的陈韶、宁冈县的龙超清、桂东县的陈奇等等。他们在外地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自己的家乡，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动员群众，发展革命力量，成立工、农、青、妇组织，举行武装暴动。经过他们的努力，边界各县有半数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同时，各县组织了工农武装，共有枪９６０多支。他们在推翻封建统治、支持北伐战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党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决心是不会动摇的。１９２７年秋，万安、永新、遂川、莲花、安福、宁冈、酃县、攸县、茶陵的工农群众都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打土豪，斗劣绅，烧地契，冲监狱，营救被捕同志，扩大革命武装。所有这些，都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些从外地回乡领导革命斗争的优秀共产党员，大都成了我们党的县委、特委和省委的书记。 所谓绿林朋友，指的是井冈山原来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即袁文才和王佐。 这两支绿林武装的共同目标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所以土豪劣绅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勾结官府派兵“进剿”。可是敌人的大部队来不了，小部队又不敢来，每次“进剿”都是“竹篮子打水”。因为井冈山林海苍茫，峭壁屹立，人烟稀少，交通阻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里历来是“土匪散军窟宅之所”。几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真正统治过这块地方。附近平原的土豪对这两支绿林武装，更只能望而生畏。 １９２６年冬至１９２７年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这两支绿林队伍均被改编为宁冈和遂川的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自卫军团长。他们遥相呼应，彼此配合，即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边界各县工农武装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袁、王也无所畏惧，各自保存了６０支枪。 党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提议要毛泽东留在党中央工作，他谢绝了，表示“我要到山上去交绿林朋友”。至于和谁交朋友，当然不能说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 不久，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在江西安源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听了赣西农军总指挥王兴亚说过有关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从而对这两支农民武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的确得到了这两位农军头领的大力支持。首先是袁文才。当头一次在宁冈的大仓村同毛泽东会面时，他还有点心猿意马，四处伏兵，并对部下打招呼：“要是毛泽东怀有异心，就把他抓起来。” “袁文才，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打土豪劣绅，打国民党蒋介石，解救劳苦大众。我现在的困难，就是急需找个地方安置伤病员。” 袁文才听了这番话，深感毛泽东这个人诚恳、真挚，于是心中的疑虑也就减少了一大半。当时，毛泽东还送了他１０5支枪，这一举动更使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慷慨解囊，资助红军近千元银洋，并答应红军在茅坪安家，还腾出金碧辉煌的攀龙书院给红军做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自秋收起义以来，打仗行军，行军打仗，部队减员不少，伤员病号很多，一直没有休整的机会，现在，得到了袁文才的大力支持，这的确使毛泽东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不几天，袁文才把自己与毛泽东初次打交道的经过和感想写长信告诉了王佐，说红军确实是一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要他打开寨门，迎接毛泽东上井冈山。王佐对老庚的话深信不疑。当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荆竹山时，他派代表前往迎接，自己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彬彬有礼地带领兵马在大井夹道欢迎。为了表示与王佐合作的诚意，毛泽东给了他７０支枪，王佐也回赠了革命军５００多担稻谷。 袁、王队伍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但明显的缺点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科学的战略战术。所以，毛泽东派何长工、陈伯钧、徐彦刚到袁、王部队去做团结改造工作，以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１９２８年２月，前委将这两支农民武装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下辖两个营，共有３００多人。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袁、王部队因此成为井冈山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主力红军。 湘东赣西这个地方物产丰富，盛产大米、茶油、竹木、茶叶和药材等各种土特产，还有煤、铁、钨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资，能为红军提供充足的经济给养。尤其是永新县，自古就是“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在东南数百川”的地方，不仅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而且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都比较丰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３０万永新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趁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组织工农武装，开展革命斗争。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对工农革命军实行三湾改编在永新；第一支暴动队诞生在永新；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首先在永新进行。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而且强调：“我们看永新一个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的第四个原因，就是这里有便利作战的地势。１９２８年５月底，中共湖南省委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指出：“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互相联络。”１个月后，也就是７月４日，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四军过去有许多习惯于流寇式的生活，不喜欢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经过最近一个月的斗争实践，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为什么要以宁冈为大本营？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写的一个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游击，平均九天一次战争，都胜利且造出了一点民众的基础。”他又说：“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围绕这山的有永新、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五县。宁冈为中心，易守难攻。”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说：“宁冈能成为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攻，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们围着。”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下了这样的结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尤其以五大哨口为中心的军事根据地，更有独特的优势。 由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距中心城市较远，离东面的南昌、西面的长沙380多公里，离南面的广州、北面的武汉也将近800公里。在边界各县，除一些地方武装之外，没有正规敌军驻防，敌人的统治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天高皇帝远”，敌人要从遥远的地方调兵进攻井冈山，实在“鞭长莫及”。 还有，湘赣两省的敌军有一致对付红军的方面，但他们之间也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双方都想保存实力，坐享渔利。正如湖南省委在1928年7月13日的通告中所写的：“高呼数月的四省围剿，仅仅是一纸具文，都不愿意牺牲实力与红军死战。”蒋介石接连几次发动对井冈山的“会剿”，其结果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由于红军大部分在江西境内，湖南敌军并无切肤之痛，不太愿意耗费自己的银根弹药；而驻防江西的敌人都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部队（即滇军），他们认为红军与自己也没有切身的利害冲突。尽管江西省主席、军阀朱培德指挥他的部队4次进犯井冈山，其结果，就像赣敌第三军军长王均所说的：“屡剿屡败，匪势蔓延。” 同时，我们党和红军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其影响不仅仅震动湘、鄂、赣、粤4省，而且波及全国，所以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的第六个原因叫“影响神州”。“神州”是中华大地的古称。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上面说的六条，归纳起来就是《孙子兵法》里写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泽东同孙子、诸葛孔明不一样，他不承认“天时”，只讲“地利、人和”，所以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这里是“地利人和之边界”。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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