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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世花鸟名画全集

前言

中国花鸟画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璀璨的过程。新石器时期的原始彩陶,其沉稳古雅的着色和稚拙天真的物象造型,揭示了原始先民对于美的朦胧向往和执着;隋唐为绘画的鼎盛时期,人物、花鸟、山水画都趋于成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和典范的集结时期的唐朝,在物象造型方面有很大突破,出色地图写了各类被论画者认为很难表现的现实物象:牛、马……这方面尤以韩、韩最为出色,韩的《五牛图》,对于五头牛生动传神的状写,不愧为千古典范。

五代两宋绘画进入全面的发展阶段,各种题材的绘画艺术,同时得到发展,并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景象。五代时期,以西蜀的“黄家富贵”与南唐的“徐熙野逸”为分界线,“黄家富贵”代表宫廷画院之风,“徐熙野逸”则是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清趣。宋人则擅用没骨法,如赵昌的“刻画工丽”,很是靡丽清俊。在画梅方面,扬无咎孤高自标、自负清瘦的“村梅”,象征着士大夫野逸清高的情操;而马麟的琼花碧玉、层叠冰绡的“宫梅”,沿袭了宫廷画院的富丽华贵之风。

元人追求一种隐居和出世的生活方式,因此梅、兰、竹、菊成了文人士大夫经常借题发挥或寓意的对象。元代王冕画梅,不囿于陈法,反映出他孤傲正直的胸怀,其梅花有“野梅”之誉;赵孟坚的兰花更是寥寥几笔,清韵极具;柯九思的墨竹,则被赋予了清高而不畏严霜、高风亮节的高洁品质;赵氏(赵孟頫)一门所绘之竹,其或幽雅或飘逸或浓郁的风格,成为画坛美谈。

明代沈周的花鸟虫草等杂画,或水墨,或设色,其笔法与墨法,在欲放未放之间,以后经过陈淳的继承与发展,开启了徐渭的泼墨写意,而又经清代的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的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巨大写意花鸟画洪流。石涛的作品一变古人和四王三重四叠之法,以构图新奇见长,最擅长“截取法”,笔墨画法多变,善于用墨。

在花鸟画的绘画技法上,唐代采用勾勒与填色兼施,墨线与彩绘并用。五代发展为运笔与用墨的统一。后蜀黄筌的艺术形式接近现实,称为写生,比如其《写生珍禽图》,同时他也善于“以墨染竹,不施彩绘,而洒然为真”,也就是所谓的“墨分五彩”。南唐徐熙则“落墨为格,杂彩副之”。宋初徐崇嗣废弃勾勒、线条,专尚设色,号为“没骨法”,揭开了宋代花鸟画技巧的序幕。元明以来基本上承袭旧规,游离于线条劲秀刚柔、赋彩浓郁淡雅之间,呈多彩多姿之态。惟有文同、苏轼、扬无咎、赵孟坚及元代张中、王渊和明代林良等,在水墨上刻意追求。到了“青藤白阳”(徐渭、陈淳),白阳的“浅色淡墨之痕俱化”,青藤的“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之泼墨、飞白大写意。清末民初,吴昌硕熔铸篆籀、飞白、泼墨、泼色于一炉,是花鸟画技巧和艺术形式的一大创造,影响至今,以至于唐宋以来的花鸟画技法很少流传而少有人问津了。

“扬州八怪”、“金陵八家”、“四僧”、“四任”,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虚谷,更是融汇贯通,将花鸟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齐白石、“岭南画派”、徐悲鸿、潘天寿等近现代画家,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花鸟绘画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贡献。

具有如此深邃魅力和审美内涵的中国花鸟名画,的确需要有关专家学者整理成册,以让热爱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读者和研究者能从中获益。

编委会

主编

唐璐  著名美术评论家,书画鉴定家,大型画册《名画观止》、《现代传世名画鉴赏》、《历代皇帝御藏点评名画》主编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兴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

吕品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李砚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晓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邹跃进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顾森  著名美术评论家,《名画观止》、《现代传世名画鉴赏》主编

唐璐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比较艺术中心主任

黄远林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龚产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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