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1个國家和文明行为，其社会发展常有必须的管理制度，人们称作“法”。早人们都还没文本的时候，每个地域的文明行为都产生了自身的习惯法，之后则渐渐地演化为成文法。法律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做了不能做的事之后的下场。因此法律就具备了两个最基本的作用：警示想要犯罪之人、惩罚已经犯罪之人。在刑罚方面，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无外乎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折磨罪犯的肉体，因此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残忍的极刑。比如什么“五马分尸”、“千刀万剐”或者“腰斩”之类的，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但除了这一类极端粗暴而残忍的方式，还有一类相对温和的处罚方式：流放。我国关于流放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尧流放共公，地点是今天的北京一带。当时的北京位于中原文明的边远地区而且气候寒冷，是流放犯人的最佳选择之一。

　　后世的流放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将犯人流放到最贫瘠落后的地方，他们远离家乡、无依无靠、水土不服等一系列问题所带来的不适和痛苦，丝毫不比对身体直接用刑低。但中国历史悠久，很长时间刑法都是不完全的，直到隋朝才正式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大类刑罚。古往今来许多名人都被判处过流刑，西方则称放逐。比如明代王守仁，就是在被流放的地方悟出了自己的道。

　　古代王朝疆域越大，流放的地方就越多，路程也就越远。比如南宋因为国土面积小，所以只能往相对落后的岭南流放；后来的元朝疆域实在太大，只能规定将南方人往北方流放、北方人往南方流放。清朝建立时，南方已经被开发的比较发达了，所以流放地点只能选择苦寒的北方，最著名的莫过于宁古塔。被流放的犯人是不会有专车可以坐得，动不动就是几千里的路程，只能靠双腿走过去。

　　因此押运流放的犯人，是一件实打实的“苦差事”，毕竟要陪着犯人走那么远。但为何衙役们却乐此不疲，甚至对于女囚犯是抢着押送？这就不得不说说清代衙役的地位了，古代大多是官和吏分开的，吏是属于“不入流”的。每一个县衙的衙役，都是本地的人，是给县太爷打工的角色。因此他们的工资也是由县太爷发放，而不是朝廷发放。遇上一个大方的县太爷还好，如果遇不上，那就只能喝西北风。

　　为了养家糊口，衙役们只能想办法赚“外快”。要知道能够被判处流放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家里有权或者有钱的。押送的路上，一切大小事宜都是由押送的衙役负责的，家人考虑到自己亲人的安全问题，自然会主动花银子孝敬他们。一般来说，如果一年能够押送一次，囚犯家人给自己塞的钱就不会比县太爷发的工资少！这么赚钱的差事，就算是苦一点累一点，但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会抢着去的。

　　此外，对衙役来说，每天在县衙上班还要早起点卯，也就是“上班打卡”。在县衙里整天被县太爷使唤来使唤去，但是在押送囚犯的路上，自己却“当家做主”。这样的反差，也会让许多衙役抢着押送囚犯。只要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将犯人送到目的地，在路上是走着去还是让囚犯的家人准备马车，都由自己决定。这种“带薪放羊”、“公款旅游”的待遇，一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傻子才不去。

　　相较于男犯人而言，女犯人是很少见的。千里迢迢、长夜漫漫，两个大男人押送着一个女人，难免不会让她的家人们担心。所以为了避免女儿被侵犯，家人们会更加卖力地给衙役塞钱，有一点权的还会在塞完钱之后对衙役进行一番恐吓，让他们不敢再有坏的念头。所以对生活在温饱线上的大多数衙役们来说，押送一次流放的犯人不仅自由而且赚钱，押送一次女囚犯就更加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