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散文集》第四十四章 唐朝的钉梢

  • 发布时间:2018-04-16 10:13 浏览:加载中

  •   1931年10月,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这个《唐朝的钉梢》。

      “他在文中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

      “钉梢”,为上海方言,这是清人徐kē在其《清稗类钞》中说的。“钉梢,蹑行人后,左则左之,右则右之,跬步不离之谓也。今则专用于男子追随女后之称矣。”看来,作为“君子好逑”的这种直率手段,最早,大概仅能局限于泸上一地。因为,这种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生活在上海滩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会如此毫不掩饰地在大马路上紧追小姐不舍。

      徐kē着书时,中国还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于“钉梢”,社会风气和公众舆论,能够容忍“钉梢”,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进步,一种对于封建禁锢的突破。应该看到,鲁迅在少爷和小姐前面,加上“摩登”二字,这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大环境的“摩登”潮流,没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识,大街上不会看到男追女逐的“钉梢”行为。

      假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亲的程朱理学,仍旧牢牢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你借给这位少爷胆子,也不敢跟在一个不相识的小姐后边套近乎。当然,没有相对稳定的岁月,没有相对温饱的生活,四面楚歌,饥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终日,即使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过,之二的王嫱含情而来,这位少爷也不会生出“钉梢”的冲动。相反,路边摊的大饼油条,小吃店的生煎馒头,店铺炸油饼的大锅,可能更使他馋涎欲滴。

      因此,这最早的浪漫,始于西风东渐的上海,始于中国最早对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钦佩,那时中国的年青人,在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高压下,爱不敢爱,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怜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国最发达也是最洋气的城市。有一位广东籍的作家吴趼人,当时在上海办小报,混饭吃。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写了不少名媛贵妇交际花的艳闻,达官豪商风流客的趣事。那张园盛会、花前月下、寻芳觅俊、绅士淑女、莺歌燕语的场面,那跑马比赛、玉马雕鞍、男追女逐、霓裳歌舞、蝶飞蜂浪的风景,可以想像,在大家还拖着辫子的时代,大庭广众,光天化日,摩登少爷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钉梢”行为,对愚塞的国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计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鲁迅的文章,是由《花间集》中一首词引起的。他说一向以为(‘钉梢’现象)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

      词如下:

      晚逐香车进风城,

      东风斜揭绣帘轻,

      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

      便须佯醉且随行,

      依稀闻道“太狂生”。(张泌《浣溪纱》)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盛行起来,连阿猫阿狗也介入,如阿Q那样高喊我要革命的热烈,放心吧,就会慢慢演变,就会彻底变质。“钉梢”一事,民国以后,大都成为戏子坤角、妓女嫖客的游龙戏凤了。

      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精神染缸,优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只泡进去一锅煮,也就必然统统成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涂浆子。结果,风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钉梢”与“盯骚”化为一谈,这最早的浪漫和诗意,便化为百分百的低级趣味。

      到鲁迅写这篇《唐朝的钉梢》的上个世纪30年代,“钉梢”每况愈下,更是不成气候,唱主角的,已非当年的摩登少爷和摩登小姐,而是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毫不知耻地宣布“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的阿金了。于是,在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随,死皮涎脸,勾搭不舍,打情骂俏的场面,就尤加不堪入目了。

      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30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板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腐旎风光,有着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

      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据近人李一氓的考证,不一定就是后来由南唐仕宋的中书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确凿无疑。鲁迅由这首《浣溪沙》,以为唐朝就有“钉梢”,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笔误。

      唐,五代词作为唐诗的余绪,经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无论如何,唐朝的浪漫,体现在唐朝的四万多首诗上;同样,唐朝的诗,也十足表现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后世很容易把五代诗歌的浪漫,算到唐朝头上。固然,没有浪漫,不可能有诗,没有诗,也就谈不上浪漫。诗和浪漫;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张泌这一代花间诗人,这种中国人的喜欢极端,喜欢绝对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台面,将浪漫推向了极致,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似乎从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色,每个人都处于发情期、求偶期,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透过《花间集》或是《尊前集》,我们还能嗅出一丝时代的气息吗?除了“晚逐香车进凤城”的快乐外,文学所能表现的历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实,那时中国人之苦难深重,之水深火热,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数得着的。而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的人食人现象,则尤其骇人听闻,在世界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就连非洲腹地、南洋群岛的吃人吃惯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长大人,也对我们一向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黄巢,望尘莫及。

      “据唐代张鹫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而据《旧唐书》,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zhài,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将朱粲的“舂磨zhài”,发展成更大规模的“捣磨寨”,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缀。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一个大好的中国,生是让这位食人狂,食得神州陆沉。降至五代不远,其余部仍继续作恶。“贼首(秦宗权部),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据《旧唐书》)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后一首李询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浓桃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吗?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余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偷偷藏到不见天日的敦煌莫高窟中去了。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骨子的一拨。

      这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成书者赵崇祚生平不详。据欧阳煱序,可以断定他是一位五代时的书商、出版家或者是资深编辑。看他的艺术趣味,倒与当代那些爱“写”裤裆文学的作家和爱“出”裤裆文学的出版家,不谋而合,心心相印。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到只会脱裤子,他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都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之塔养尊处优的结果,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传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据欧阳烱受“卫尉少卿字弘基”(是否即为赵崇祚,已无考)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烱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chǎng,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湖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色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第一个敢写到肚脐,第二个绝对敢写到脐下三寸,第三个,二话不说,先脱光裤子再讲。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满清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这部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书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牵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广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广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感慨良多,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的《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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