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散文集》第四十三章 贾府的洋货

  • 发布时间:2018-04-16 10:12 浏览:加载中

  •   ——以及实施股份制的试点

      曹雪芹生于雍正,死于乾隆,但他写的《红楼梦》,故事背景的发生年代,应该是康熙盛世。这位皇帝多次南巡,都以江宁织造府为其行宫,因此,这也是曹雪芹家族史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岁月。

      玄烨在位61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执政晚年,虽有点力不从心,吏治松弛,纲纪紊乱,但比之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最后昏庸糊涂,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还算差强人意。考其一生政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仅以国土版图而言,与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打下来的江山之大,达到了中国的有史之最。虽然,中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忽必烈王朝曾经横跨欧亚,了不得的大,以致欧洲人大呼“黄祸来了”。其实,立国元大都的王朝,不过是与四大汗国以及吐蕃并列的一部,统属于大蒙古帝国。历史上的元朝,实际管辖的地区,仅为中国和蒙古。而康熙御宇以来,汉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湾,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库页岛,都纳入了他的版图之中。

      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统治者就会表现出一种坦然的自信。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这位皇帝“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以前,我一直认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清人着作,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师有之。种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时植于上苑,圣祖爱之,锡以此名,后且及于江浙矣。”(徐kē《清稗类钞》)

      想不到这种花,竟是康熙由外国引进的。可到了他后代的后代,就很不争气了。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甲、洋枪火炮,吓得魂不附体、六神无主。于是,狭隘畏缩,闭关自守,将洋人洋货视做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清代末季的咸道同光,更是江河日下,国势衰颓,一个赛一个不成气候。恐外排外,惧洋畏洋,躲之惟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气度了。

      玄烨不是这样,他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历法测量,都下功夫钻研过的。有一次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娘诊病,毫无防微杜渐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师崇文门,也就是哈德门。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秀水街,挂着琳láng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惨不忍睹的。

      可他每天要上朝,因为他是老佛爷和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个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师傅,不能不恪尽厥职。于是,他让他的轿夫,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笑话;但他,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国强,信心强,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谈夷色变,这是必然的规律。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应该具有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强大的国家,绝不忌惮洋货,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

      汉唐称外国人为“胡人”,与近代称外国人为“洋人”,是一回事。从西域来,故曰“胡”,从海上来,故称“洋”,很长时期内,人们习惯把“洋货”叫做“舶来品”,道理就在这里。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以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70年代,中国没有彩色胶卷也没有冲印设备,美国作家维克特访华,在广州,江青会见了她,做了长时间谈话,据此写了后来问世的那部有关江的传记。陪同的一位英语翻译告诉我,那时,江青用的是彩色胶卷,送到香港才能扩印,这种超前消费,文革期间,全中国也许只有这位夫人才能办到的了。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我们参观故宫的钟表馆,绝大多数为西洋产品,只有很小部分出自广东工匠之手,说明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事实。于是,拥有洋货,便成为一种特权,消费洋货,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响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加强。文革初兴,红卫兵起,人手一箍,横扫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区分,高干子弟为毛呢料,中干子弟为丝质品,普通工农子弟为红布条,就是这种等级消费观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那可是不得了,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咸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藉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19座,小自鸣钟19座,洋表100余个。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师,不错;可他,更是一个具有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的人。尽管,他写到每桩事情,每件物品,都会让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无边无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国人灵魂中那种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的自慰情结,在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身上,不可能一星点都没有的。虽然他在北京西山写《红楼梦》时,已经没落到“茅椽蓬腾,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回忆到繁华岁月的往事,尤其笔墨落到洋货的点点滴滴时,仍旧耐不住要炫耀的。

      虽然,按刘姥姥的话说,“痩死的骆驼也比马大”但是,“内囊儿已经尽上来了”的“钟鸣鼎食”之家,没落衰败的颓象,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也遮掩不住。可作者喝着薄粥,啃着咸菜,还在那儿大写特写莲叶羹、鸽子蛋、烤鹿肉、拌茄鲞,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精神上的牙祭;已经穷得“饔食有时不继”,还殚精竭虑地、事无巨细地,记录下那奢华年月里,从服饰、器玩到食品、药品诸多方面的洋货。也许,这是文学大师深刻掲示封建贵族由盛而衰的真实过程所必须,可也让我们窥察到曹雪芹,对于他家族显赫的昨天,那多少有点病态的留恋和近乎癖嗜的宣扬。

      大师,请恕我失敬了!假如,我拥有过这一份辉煌的记忆,大概也是很难忘情的。

      现在,来看看曹雪芹笔下的舶来品展览。

      首先,也许是作者出身织造世家的缘故,在服饰方面的洋货,写来更得心应手些,列表如下:

      在奢侈品的消费层次中,女性从来是最勇敢的花钱者,而且也是毫不犹豫让别人为她解囊的中坚分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不如此。

      其次,在器玩方面的洋货,曹雪芹写了:

      “从上述表看,洋货出现的频率,前八十回要高于后四十回。续书者高鹗先生的购买力,比之出身于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大概要差得远。这应了鲁迅所说闲且惫矣”的评语,不过,让他豁出胆子,卖弄洋货知识的话,也会驴唇不对马嘴,与其如此,不若藏拙。正如巴尔扎克写贵族,总是不如托尔斯泰写得那样地道、自然。巴尔扎克笔下的贵族,几乎与他一样,有桶粗的腰,有盆大的脸,有厨师的身躯,有手艺人的臂膀,透出俗不可耐的市民气。而托尔斯泰的伯爵,即使在那里干木匠活,也有贵族的高傲派头。

      所以,曹雪芹尽管落魄西山,除了那副傲骨外,已经一无所有,而且可以肯定,往昔的“把银子花得像海水淌”的繁华岁月,他也没过上几天,能在他童年记忆中那张褪色发黄的照片上,写出如此纷繁多端、花样迭出的洋货,他的创造力、想像力,绝非凡夫俗子的我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一方面,内府派遣出来的江宁织造的差使,官阶不高,但那是康熙安排在人文荟萃的江南,起到克格勃作用的重要角色。那些一心想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自然会看重这个能够上达天庭的衙门。因此,织造署拥有当时富庶阶层尚不能获得的洋货,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曹雪芹其生也晚,盛世不再,可天才的他,能将听到、见到、感到、意识到的有关家族的点点滴滴,赋予鲜活的艺术生命,再加上他那一份感伤和惆怅,便产生出强大的感染力。洋货,只是一个由头,但洋货的生聚散失,表现了一个贵族之家的崩解,于是,在那些生动的故事、变化的情节、凸显的细部以及一个个人物命运的后面,为后人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遂造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

      现在,回过头去看舶来品进入中国的始末,倒也足以引发一些思考。汉唐时期,那些本属异域的胡瓜、茄子、辣椒、土豆,终于本土化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没有人认为这些蔬菜瓜果为洋货。先驱者张骞、班超的所作所为,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或者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这种生产性的引进、开发性的引进、是对民族有利、是对国家有益的。相反,像贾府里满坑满谷的吃的穿的玩的乐的洋货,则是消费性的引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求满足欲望的引进,只求骄奢浮靡的引进,而无生产发展的长远打算,而无立足在我的自强奋发,久而久之,像一个永不愈合的流血创口,最后直到坐吃山空、河枯海尽为止。这也是满清政权在咸丰以后,急转直下,走向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曹雪芹的了不起处,就在于他细微地写出贾府两类洋货使用者的不同。老太太一时兴起,从箱底里翻出孔雀毛和野鸭毛织成的两件氅衣,赏给宝玉和宝琴,可见她对于洋货的爱好。而王熙凤,不但是绝对的享用主义者,还具有贪婪的物质占有欲,从上列表格,仅其衣着一项,这位舶来品的消耗大户,国家得拿出多少外汇啊!江青用几个彩色胶卷,以显示其特权,相比之下,未免太小儿科了。

      但是,在大观园里年青人眼中的洋货,有其享用的一面,也有为他(她)们打开窗户的一面。这扇窗户,使他(她)们生出渴求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愿望。第五十二回,宝琴讲了她“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连垂,满头戴的都是珊hú、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祅袖;带着倭马,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由洋货讲到洋人,年青人情不自禁地围了上来,渴慕之情,好奇之心,嘤嘤求友的迫切欲望,溢于言表。在他(她)们身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于世界的认同。

      很难要求康熙年间的这些贵族子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观点,但他们的视野,从货而人,能够超越樊笼似的深宅大院,展望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如今天我们仰望河外星云一样的浩渺,大观园人这种思想上的腾越,实在难能可贵。所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在启迪民智,在引导潮流,在加强交往,在促进理解等诸多方面,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这样,本来具有叛逆意识的贾宝玉,走得更远。在晴雯的病情喝中药、闻鼻烟一再不能奏效以后,便说出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这句话虽短,所隐含的对于旧传统的扬弃,对于新事物的肯定,意义深长。在礼教统治的高压社会里,实在是一件有大勇气的行为。“依弗哪”,不知是什么西药,其用药法,也颇古怪别致。与洋货并来的新潮,使得这位没有因因相承的旧习,敢于破的同时敢于立的公子哥儿,所做出的决定,还不能笼统归之于一时心血来潮。

      而探春,在她成为大观园三驾马车的领导班子成员时,实行的股份制试点,那离经叛道的改革精神,更值得我们刮目相看了。

      虽然,她只不过将园内的花草树木,因地制宜,分片包干,因人而用,各司其责而已,说“承包到户”比较准确,说“股份制”还距离甚远。因此,小说中的这一回,题目便是“敏探春兴利除弊”。但是,她的方案实施以后,一方面减少了账房补贴,一方面增加了个人收入,这个经济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可同是园子里出力劳动的人,便丰歉不螂,肥痩不等地拉开了收入的距离,少数主其事者的积极性和多数不主其事者的消极性,形成新的矛盾。

      于是,探春采取了使非主事人也能获得收益的共享成果政策,“使之以权,动之以利”,调动了全体劳动者的参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所推行的,应该说是具有最原始的股份制因素的分配方式。康熙年间,资本主义市场并未形成,士农工商,商的地位很低,商业行为视为末技,一位贵族小姐能果断地做出这样的改革,实在是石破天惊的行为。

      曹雪芹在小说里,总是以赞扬的口吻,谈及这位《红楼梦》中最有头脑、最有思想的女孩子。其实,这样的小改小革,根本无救于这个贵族家庭的没落衰亡。然而,这些眼光渐渐开阔,思路渐渐放开的新生代,意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开始做出改革的尝试,说明了即使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无奈状态下,也不是绝无生机的。

      《红楼梦》的结果,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干净,对失去者来说,也许很痛心,但对没有任何历史负担的后来者讲,岂不是获得更多挥洒自如的余地?时间是不停滞的,思想也应该是不停滞的,在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新世纪里,洋货还会有,舶来品还会来,但怎样趋利避害、富国强民,便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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