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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齐白石相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地点是北平。 张大干对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十分钦敬。他曾经说：“吴昌硕与齐自石两家的画，若一定要比较。我认为还是齐的更好。”张大千对于齐白石的观察细微和格物致知的踏实作风，更是佩服、赞美。 早先在北平时，一次，张大干画了一幅《绿柳鸣蝉图》，送给号称“吉林三杰之一”的名收藏家徐鼐霖。该画画了一只大蝉卧在柳枝上，蝉头朝下，作欲飞状，写出了蝉的神气与柳枝的飘摇，十分生动可爱。徐鼐霖得到此画后，很是珍爱，特意拿去找齐白石，欲请他在画上题首诗，以将此画作为徐家的家传之宝，子孙永远藏之。 谁知齐自石细瞧了一番此画后，却说：“大干此画谬矣！蝉在柳枝上，其头永远应当是朝上的，绝对不能朝下。” 自然，这诗是题不成了。徐鼐霖把画拿了回来，并把齐白石的意见给张大千讲了。 张大干当时听了，心中并不服气，但这事他仍一直记在心底。后来，抗战中他回到四川，住在青城山上时。有一年夏天中午，居处附近的蝉声聒噪得甚是厉害，张大千等人一块儿跑出去察看。只见几棵大树上。密密麻麻趴满蝉。绝大多数蝉都是头朝上，只有少数的蝉头朝下，而附近几株柳条上的蝉，却均是千篇一律的头朝上。张大千这时想起白石老人的话，大为钦佩，却还未完全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张大干回到故都，遂去向齐白石请教这个问题。齐白石说：“画鸟虫，看似貌不起眼，但更必须要有依据，多观察。方能不致闹出笑话。拿蝉来说，因其头大身小，趴在树上。绝多是头在上身在下，这样可以站得牢。如果是在树干上，或者是在粗的树枝上，如槐树枝、梨树枝、枣树枝之类，蝉偶尔有头朝下者，也不足奇，因为这些树枝较粗，蝉即使是头朝下，也还可以抓得牢。但是，柳树枝就不同了，因其又细又飘柔，蝉攀附在上面，如果是头朝下身在上，它就会待不稳了。所以，我们画一张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虫兽，都必须要有深刻的观察体会，然后再动笔。这样，才能充分表现出所画对象的真实姿态，和它们的栩栩如生的气韵风格。否则，画出来的必然不像，与现实的不合，这就叫欺世不负责！大干先生，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大千听了齐白石的这一席话，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自石的这种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与踏实作风，正是自石的画能得到雅俗共赏。老幼喜爱的“奥秘”之一，自己要好好学习。 不久之后，徐悲鸿有一次在家里设宴，专门招待齐白石、张大千二人。那一天，由廖静文夫人亲自下厨，热情款待，菜做得很对老人口味，齐白石吃得很高兴。于是饭后，齐白石乘兴挥毫，就用墨画了三片荷叶，另又用赭红画了两朵荷花，送给廖静文。以示答谢。张大干随之也应廖请，欲在此图上补画几只小虾，在荷下水中嬉戏。但张大干画着画着，忽觉得有人在暗暗拉他衣袖，回头一看，见是齐自石。齐白石将张大千拉至一边，轻声说道：“大千先生，虾子只有六节哟！不论大小，其身子只有六节，不能多画，也不能少画。” 张大千仔细一看，原来自己刚才画得忘情，只顾追求美了，丽忽略了生活的真实，虾子的节数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尽管他这时还搞不清楚虾子究竟有多少节，但他相信齐白石说得没有错，于是在画上又多画了些水纹与水草，把节数不准确的虾身遮盖了起来。 回到旅馆，张大干立即请人买来活虾，倒在盆中仔细观察，并亲手将虾捉起来详细数节，果然是不论大小，虾身通通只有六节。张大千这一下真服了。想起刚才的情景，不禁是又惭愧，又感激。从此之后，张大千更把“格物致知”奉为圭臬，非对作画的事物和对象有了透彻的了解，就绝不轻率落笔。他曾说：“作画要明白物理，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这才算到了微妙的境界。譬如画山，要了解南北气候的不同，土质的各异，于是所生的树木，也就迥然不同……如画花卉，有向阳的，有喜阴的，向阳的必定要有挺拔的姿势，喜阴的则必定要有荏弱的意态。挺拔与荏弱。它们的姿态自是不同，由理生情，由情生态，由态传情，这是自然的道理。再如，鹤与鹭是蜷一足而睡的，倘若只了解鹤与鹭，就拿它们的姿态来画别的鸟，岂不是成了笑话！”张大干还曾反复告诫他的学生们：注重细微之处，“求真”的精神，比起什么都重要！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