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在圣贤为官利国《朱子家训解析》

  • 发布时间:2017-11-02 13:34 浏览:加载中

  •   【原文】读书志在圣贤,徒非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译文】读书是以学习圣贤为志向的,不是仅仅为了富贵前程;做官的时候心里要有国君和国家,怎能仅仅计较个人和家庭的得失。

      【解析】儒家认为:读书在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具备圣贤之心的高尚的人。古人强调一个“圣人”,应当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官一定要为百姓、为国家着想。这是朱柏庐先生提出的做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做圣贤,存君国。

      《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就是说人生最大的基业就是立德,树立崇高的品德;其次是立功,为天下苍生建功立业;最次是立言,如果你不能建功立业,那也应著书立说,将你的思想学说留传下来。这三者中立德是根本,没有伟大的人格,不可能建立奇功伟业;没有崇高的品德,不可能写出伟大的著作。

      鲁国有个大夫,名叫臧文仲,他屡建事功,多有高论,他死了以后,他的话仍然流传后世,发挥作用,这才算作死而不朽。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者,唯有管仲一人而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的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曾经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传诵不绝,也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guīniè)之论。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即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整顿工商业市场,严厉禁止奢侈品生产的泛滥,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积聚国家经济实力。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处偏僻的西部内陆地区,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胸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xù:田间的水沟)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原文】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译文】守住做人的本分安于命运,顺从时令听从天意;如果做人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很完美了。

      【解析】一个人要学会修身养性,提高自己。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不努力就不要怨天尤人。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守分”即安守本分,就是坚持固有的原则,不做过分的事情。

      安命,并不是消极地听任命运的摆布,而是指尽人事,听天命。所谓尽人事,就是对每一件事都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就听从命运的安排了。比如一个女孩子很善良美丽,如果一个男子很喜欢她,那么就应主动地去追她,最后能否成功那就是缘分和天命了。如果连追都不追,怎么知道是人事还是天命。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尽了努力还是没成功,那才是天命。只要尽力了就问心无悔,“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命,那就无怨,自己能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无怨无悔。

      顺时即是顺应天时。人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适应环境绝不是说为了活得好什么也不顾,违背客观规律。为适应环境什么也不顾叫圆滑;只讲原则不适应环境叫迂腐;既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又能适应环境叫圆通。所谓原则就是做人应有的起码的道德。与时俱进就是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同时必须要有大智慧,必须深入学习圣贤的经典,所谓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听天即是顺其自然,什么事情都不强求,随缘即可。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有了这种思想,什么事情都能坦然面对。生是大自然将人送到这个世间来,死是大自然将人从这个世间接走,每个人顺应天时被送来了,若干年后又顺应天时被接走了,老天不会对每个生命不管的,顺应天时自然就平和了,也就是圣人所说的生顺死安。

      《庄子·大宗师》里也说:“夫大块(自然赋予人的肉身)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把生死的问题都参透了,那么人世间的得失成败、荣辱毁誉就都不是问题了。所以一切事情皆随顺自然就可达观以对、澹泊以处。

      孔子《论语》第二十篇《尧曰》的最后一句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就是说不知道天命,是不足以成为君子的。“乐天知命、知足常乐”才够格做一个君子。意即遵从天命要活着,顺从本性去做事。对此,国学大师张中行认为,活着比死了好,快乐比痛苦好,要随心所欲,顺其自然,“人要心静、少贪、顺生”。他没有什么养生秘诀,要说有的话,就是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做学问。张老一生经历坎坷,安于过粗茶淡饭、家徒四壁的朴素日子,并成为一位特立独行、著作等身的思想家。

      国学大师冯友兰,早在1935年,在北平成达师范给学生讲演“青年的修养问题”时说:“要忘却成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如果把成败看得太认真,就要感受到许多痛苦。”他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只是研究哲学,从不计较得失。每当别人问及他的长寿秘诀时,他只有三个字:“不……着……急。”这三个字精辟地道出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知足常乐、隐忍安泰的民族特性,他已进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宋·《西铭》)”的境界。意思是:活着,是我值得庆幸的事;死亡,我就彻底得到了安宁。

      再看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教授,他也没有所谓的养生方法。他说:“人的一切都合乎自然大化,顺其自然,不大喜大悲,不多虑,最重要的是多做点有益的事。”他奉行三不主义,一是不锻炼,只是工作之余散散步;二是不挑食,符合口味就行;三是不嘀咕哪个好,对生老病死看得开。所以他乐观、达观,“无为有处有还无”。

      纵观三位国学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任其自然,顺性而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心平气和,豁达大度,故学有所成,健康长寿。

      通篇《朱子家训》,充满了朴素的、淡泊名利的人生观。熟读朱子家训,谨遵朱先生的教诲,即使得不到荣华富贵,但却可以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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