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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题目为“文章”，但首先议论的是关于文章的作者。认为作者首先应具备德行，才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他历数历代著名文人的毛病，告诫子孙应谨防文章所带来的灾祸。作者提出文章应以思想性为根本，辅以辞采，主张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反对“穿凿补缀”，反对“浮艳”的文风。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不可暂无。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1]；王褒过章《童约》[2]；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3]，不能悉记，大较如此[4]。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5]，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6]，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7]，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8]，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癭鄙[9]。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也。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癶痴符[10]。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癷皃邢、魏诸公[11]，公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12]，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13]，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14]，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15]。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16]。 [1]赀：通“资”，财货。 [2]过：过失。章：同“彰”，显示。 [3]翘秀：才能出众。 [4]大较：大略。 [5]原其所积：探讨积弊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6]矜伐：夸耀。 [7]惬当：惬意而妥当。 [8]砂砾：沙子和碎石块，比喻言辞。 [9]鄙：卑鄙。 [10]（línɡ）痴符：江南方言，指无才学而好卖弄的人。 [11]（tiǎo）：用言辞戏弄人。 [12]施行：流传。 [13]动俗盖世：惊天动地，气盖一世。 [14]二姓：改朝换代之称，不同姓氏的两个王朝。 [15]蛇虺（huǐ）：都为蛇类，喻指凶恶的人。 [16]消息：斟酌，思考。 文章都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从《书经》中派生；序、述、论、议，从《易经》中派生；歌、咏、赋、颂，从《诗经》中派生；祭、祀、哀、诔，从《礼经》中派生；书、奏、箴、铭，从《春秋》中派生。朝廷中的典章，军队中的誓、诰，宣扬仁义，表彰功德，治民建国，这文章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不可片刻没有。至于陶冶性情、婉言劝谏，体味一种特别的审美享受，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在奉行忠孝仁义尚有馀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学学这类文章。但是自古以来，文人多失之于轻薄：屈原夸耀才华，自我宣扬，公开暴露君主的过错；宋玉长相俊美，被当作优伶看待；东方朔言行滑稽，缺乏雅致；司马相如诱骗卓王孙的财物，没有节操；王褒私入寡妇之门，在《童约》一文中自我暴露；扬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损害了自己的品德；李陵向外族投降；刘歆在王莽新政时期反复无常；傅毅依附权贵；班固剽窃他父亲的《史记后传》；赵壹性情过分倨傲；冯衍因浮华而屡遭压抑；马融谄媚权贵而被讥讽；蔡邕与恶人同遭惩罚；吴质在乡里仗势横行；曹植傲慢不驯，触犯刑法；杜笃向人索取，不知满足；路粹心胸过分狭窄；陈琳确实粗枝大叶；繁钦不知检点约束；刘桢因性情倔强被罚作苦工；王粲因轻率急躁而被人嫌弃；孔融、祢衡放诞倨傲，招致杀身之祸；杨修、丁廙，因煽动立曹植为太子而自取灭亡；阮籍无视礼教，伤风败俗；嵇康盛气凌人，未得善终；傅玄愤而争斗，被免去官职；孙楚恃才自负，冒犯上司；陆机作乱犯上，走上绝路；潘岳唯利是图，以致遭遇危险；颜延年意气用事，遭到罢免；谢灵运空放粗疏，扰乱朝纪；王融凶恶残忍，自取毁灭；谢脁为人轻佻傲慢，遭到陷害。以上这些人，都是文人中的佼佼者，不能全都记载下来，大致是这样吧。至于帝王，有的也难以幸免。古来身为天子又有才华的，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数人，他们都遭到世人的议论，并非具备美德的君主。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这些人，既有盛名而又没有过失，偶尔也会听到，但是有才华而又遭到祸患的人还占多数。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推究其原委，文章的本质就是表明兴致，抒发感情的，也难免会使人恃才自夸，从而忽视操守，急于追逐名利。现在的文人，这个毛病更加深切，只要有一个典故用得恰当，一句诗文写得新巧，他们就会神采飞扬直达九霄，心潮澎湃雄视千古，孤芳自赏，目中无人。再加上言辞造成的伤害，比矛戟伤人更加残酷；讽刺招来的灾祸，比狂风闪电还要迅速，所以应该特别加强防范，以保大福。 做学问有敏捷和迟钝之别，写文章有精巧和拙劣之分。学问迟钝不懈努力，可以做到精通熟练；文章拙劣的人即使研究思考，也难免流于粗疏。只要能成为有学之士，也就不枉为人了；真正缺乏写作才华，就不要勉强提笔了。我看当世的某些人，根本没有才思，却自称文章清丽华美，把自己的拙劣文字四处散布，这种人太多了，江南一带称之为“痴符”。最近在并州，见到一位士族，他喜欢写一些可笑的诗赋，与邢邵、魏收等人开玩笑，人们都嘲弄他，假意称赞他的诗赋，他还信以为真，竟杀牛摆酒，大宴宾客，来扩大自己的声誉。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哭着劝阻他。他叹息着说：“我的才华连妻子也不承认，便何况其他人呢？”至死也没有觉悟。自己能够了解自己，才称得上聪明，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学习写文章，应该先找亲友征求意见，经过他们的品评裁定，知道可以拿出手了，然后才能出手；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以免被别人耻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人不计其数，但能够达到宏丽精美境界的，不过几十篇而已。只要写出的文章不脱离它应有的格式，表达得较为贴切，就可称为才士了；一定要使自己的文章达到惊动众人、压倒当世，怕是只有等到黄河水澄清之时才有可能吧！ 不屈身辅佐两个王朝，是伯夷、叔齐的气节；对任何君主都可侍奉，是伊尹、箕子的主张。自春秋以来，士大夫家族奔窜流亡，邦国被吞并灭亡，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然而君子之间一旦交情断绝，彼此也不辱骂攻击；人一旦屈膝侍奉于人，怎么会因为存亡而改变初衷呢？陈琳在袁绍手下撰文，就把曹操称为“豺狼”，在魏国草檄，又把袁绍看作“蛇蝎”。因为这是受命于当时的君主，自己无权作主，但这也算是文人的大毛病了，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1]？”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2]。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3]，不达天命[4]，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5]。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6]，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朝菌[7]，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8]，放意填坑岸也[9]。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10]，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11]，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12]，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13]，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14]，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魏爱慕任而毁沈约，每于谈燕，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吴均集》有《破镜赋》。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破镜乃凶逆之兽，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诗云：“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又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15]，幸须避之。北面事亲，别舅礑《渭阳》之咏[16]；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17]。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18]，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1]吾子：您，对人尊称。 [2]累德：损坏德行。 [3]周章：慌慌张张。 [4]达：通晓。 [5]覆：盖。瓿（bù）：古代一种盛酒、酱等的小瓮。 [6]清干：精明练达。 [7]朝菌：生于阴暗处的一种菌类植物，朝生而暮死，极其短暂。 [8]流乱轨躅（zhuó）：足迹错乱。躅，足迹。 [9]放意：恣意妄为。 [10]体度：体制和风格。 [11]缉缀：写文章时组词造句。 [12]草土：居丧。 [13]衔酷茹恨：心中满怀痛恨。 [14]准的：标准。 [15]流比：之流，之类。 [16]（chī）：本意是舒展，这里是吟诵之意。 [17]触涂：处处。 [18]弹射：批评。 有人问扬雄：“您年轻的时候喜欢写作辞赋吗？”扬雄回答说：“是的，辞赋好像小孩子们练习的虫书、刻符一样，成年人是不该干这种事的。”我私下反驳他：虞舜吟唱过《南风》诗；周公写过《鸱》诗；尹吉甫、史克写过《雅》、《颂》中那些美好的篇章，却没有听说他们在幼年时期因此损伤过品行啊。孔子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辞令。”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订正，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所。”孔子赞美彰明孝道，就引用《诗》中的句子加以验证。扬雄怎么可以忽视这些事实呢？如果说到他的《法言》中“诗人的赋华丽而规范，辞人的赋华丽而放纵”这句话，只不过说明他明白二者的区别而已，却不明白他作为成年人该如何去选择。扬雄写了《剧秦美新》一文歌颂王莽的新朝，却糊涂地从天禄阁上往下跳，惊慌失措，不能通达天命，这才是孩子的行为啊。桓谭认为他超过了老子，葛洪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实在让人叹息。扬雄只不过通晓算术，了解阴阳之学，所以写了《太玄经》，那几个人就被他迷惑了。他的遗言馀行，连荀况、屈原都赶不上，哪里能比得上老子、孔子这些大圣们的馀尘呢？况且，《太玄经》到今天究竟有什么用途？无异于盖酱瓿的盖子罢了。 齐朝有位叫席毗的人，精明能干，官至行台尚书。他讥笑鄙视文学之士，曾嘲讽刘逖：“你们这些人的辞藻，好比那朝菌，只供片刻观赏，成不了栋梁之才，哪里能比得上我们这种千丈松树式的人才呢，尽管经常有风霜的侵袭，也不会凋零枯萎的！”刘逖回答说：“既是耐寒的树木，又能开放春花，怎么样呢？”席毗笑着说：“那当然好啦！” 凡是写文章，好比骑千里马，马虽有俊逸之气，还得用衔勒控制它，不要让它错乱轨迹，肆意奔跑到沟壑之中。 文章应该以义理情致为心肾，以气韵才调为筋骨，以用典合宜为皮肤，以华丽辞藻为冠冕。现在的人继承前人的写作传统，都是舍本逐末，所写的文章大都浮华艳丽。文辞与义理相比较，则文辞优美而义理薄弱；内容与才华相衡量，则内容繁杂而才华不足。那放纵不羁者的文章，酣畅流利却偏离了作文的主旨；那深究琢磨者的文章，材料堆砌却文采不足。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你们怎么能独自避免呢？只要做到写文章不过头，不走极端也就可以了。如果有才华出众的人能来改革文章的体制，实在是我所希望的。 古人的文章，气势宏大，潇洒飘逸，体制风格，比今人高出许多。只是它的遣词造句，简略质朴，不够严密细致罢了。今人的文章，音律和谐靡丽，语句工整对称，避讳精细详密，这些方面比古人强多了。应该以古人文章的体制为根本，以今人文章的音调为枝叶，这两方面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我先父的文章，十分典雅纯正，从不盲从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曾让萧淑辑录臣僚们的文章编成《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竟一篇也没被收录，这是因为他的文章不合世俗的口味，没有《郑风》、《卫风》那种靡靡之音的缘故。他留下的诗、赋、铭、诔、书、表、启、疏各体文章二十卷，我们弟兄当时正在居丧，没顾得上编排整理这些文章。因遭逢火灾，这些文章被烧光了，竟然不能流传于世。我怀此悲痛和遗恨，真是痛彻心肺啊！先父的节操品行见于《梁史·文士传》以及孝元帝的《怀旧志》。 沈约说：“文章应当遵从‘三易’的原则：容易了解典故，这是第一点；容易认识文字，这是第二点；容易诵读，这是第三点。”邢子才常说：“沈侯的文章，用典不让人感觉到，就像发自内心的话。”我因此而深深地佩服他。祖孝徵也对我说过：“沈约有诗说：‘崖倾护石髓。’这怎么能像是用典呢？” 邢子才、魏收都颇负盛名，一般人把他们当作楷模，视为宗师。邢子才赞赏佩服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喜爱羡慕任昉而诋毁沈约，二人在聊天饮酒时，常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邺下人物众多，二人各有自己的朋党。祖孝徵曾经对我说：“任昉、沈约二人的是非，实际上是邢子才、魏收二人的优劣。” 《吴均集》中有《破镜赋》一文。古时候，有座城邑叫朝歌，颜渊因为这个名称不在那儿停留；有条里弄叫胜母，曾子到这里时赶紧整理衣襟以示恭敬：他们大概是担心这些不好的名称损坏了事物的内涵吧。“破镜”是一种凶恶的野兽，它的典故见于《汉书》，希望你们写文章时避开这个名字。近代常见有人奉和别人的诗歌时，在和诗的题目中加上“敬同”二字，《孝经》上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可见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梁朝费旭的诗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说：“礏云母舟。”简文帝讥讽他俩说：“费旭已经不认识他父亲，殷沄又让他母亲四处飘荡。”这些虽然都是过去的事，但是不可随意引用。有人在文章中引用《诗经》中“伐鼓渊渊”的诗句，《宋书》对这些乱引诗句的人已有所讥讽，以此类推，希望你们一定要避免使用这类词语。有人母亲尚健在，与舅舅分别时却吟唱《渭阳》这种思念亡母的诗歌；有人父亲尚健在，送别兄长时却引用“桓山之鸟”这种表现父亡卖子之悲的典故，这些都是莫大的错误。举以上例子，是希望你们处处能够慎重对待。 江南人写文章，希望别人给予批评指正，知道毛病所在，立即加以改正，曹植从丁廙那里感受过这种好风气。山东的风俗，不懂得请别人对自己的文章加以抨击责难。我刚到邺城时，曾因此而冒犯他人，至今还很后悔，你们一定不要轻率地议论别人的文章。 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1]，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悲母氏之不永，胡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其父铭曰：“葬我考议郎君。”《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天之和[2]。”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3]。”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 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傥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轻议之。今指知决纰缪者[4]，略举一两端以为诫。《诗》云：“有雉鸣。”又曰：“雉鸣求其牡。”毛《传》亦曰：“雌雉声。”又云：“雉之朝，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亦云：“雄雉鸣。”潘岳赋曰：“雉以朝。”是则混杂其雄雌矣。《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偏大尔。”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士往往误作乌鸢用之。《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简文诗云：“霞流抱朴碗。”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锒铛，大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5]。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6]，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7]，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8]。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9]；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蘧居响北阙[10]，皅皅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 [1]皆作彼语：用他的语气作文。 [2]（qiàn）：好比。 [3]（yì）：快乐的样子。 [4]指知决纰缪者：据我所知，绝对是错误的事例。 [5]惬当：恰当。 [6]（lèi）：本指丝上结成的疙瘩，这里是毛病的意思。 [7]讽味：吟诵玩味。 [8]篇什：泛指文章辞赋等。 [9]形似：形象逼真。 [10]居：当作“车”。何逊《早朝》诗：“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用遽伯玉之事。 凡是替人写文章，都使用对方的语气，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涉及到哀悼伤痛，死亡灾祸一类的文章，就不应随便代笔了。蔡邕替胡金盈写的《母灵表颂》说：“悲母氏之不永，胡委我而夙丧。”又替胡颢写其父的铭文说：“葬我考议郎君。”还有《袁三公颂》说：“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替潘文则写的《思亲诗》说：“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这些文章都载入蔡邕、王粲的文集中，这类例子很多。古人的这种做法，今天就被当作犯讳了。曹植在《武帝诔》中用“永蛰”表示对父亲的深切思念；潘岳在《悼亡赋》中用“手泽”抒发看到亡妻遗物的感伤：前者把父亲比作了昆虫，后者把妻子等同于亡父。蔡邕的《杨秉碑》说：“统大麓之重。”潘尼的《赠卢景宣诗》说：“九五思龙飞。”孙楚的《王骠骑诗》说：“奄忽登遐。”陆机的《父诔》说：“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说：“天之和。”如今谁再这样写，就是朝廷的罪人了。王粲的《赠杨德祖诗》说：“我君饯之，其乐洩洩。”这种话不能随便用于别人的孩子，更何况是太子呢？ 挽歌辞，有人认为是古代的《虞殡》之歌；有人认为出自田横的门客，都是活着的人悼念死者以表达哀痛之情的。陆机写的《挽歌诗》大多是死者自叹之言，诗的体例中既没有这样的例子，又违背了作诗的本意。 凡是诗人的作品，无论是指责的、规谏的、赞美的、歌颂的，各有其源流，不会相互混杂，使善恶同处一篇之中。陆机作的《齐讴篇》，前部分叙述山川、物产、风俗、教化的兴盛，而后部分却突然出现了轻视山川之情，大大背离了全诗的风格。他作的《吴趋行》，为什么不陈述阖闾、夫差的事呢？他作的《京洛行》，为什么不陈述周赧王、汉灵帝的事呢？ 自古以来，那些宏才博学而引用典故发生错误的有的是。诸子百家杂说，意见有些不同，倘若其书已经湮灭，后人不能见到，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现在我且举几个已经被肯定是错误的例子，希望你们以后引以为戒。《诗经》中说：“有雉鸣。”又说：“雉鸣求其牡。”《毛诗训诂传》也说：“雌雉声。”《诗经》中又说：“雉之朝，尚求其雌。”郑玄所注解的《月令》也说：“，雄雉鸣。”潘岳的赋却说：“雉以朝。”这就把雌雄混为一谈了。《诗经》中说：“孔怀兄弟。”孔，很的意思。怀，思念的意思。孔怀，意思是十分想念。陆机的《与长沙顾母书》，叙述从祖弟士璜之死，却说：“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中既感到悲痛，就是非常思念了，为什么还说“有如”呢？看他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把亲兄弟当作“孔怀”。《诗经》中说：“父母孔迩。”如果按照上面的说法，就是把父母称作“孔迩”了，这能说得通吗？《异物志》中说：“拥剑状如蟹，但一偏大尔。”何逊的诗说：“跃鱼如拥剑。”这是没有分辨鱼和蟹的区别。《汉书》中说：“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人们往往把此鸟误作“乌鸢”来使用。《抱朴子》中说项曼都诈称遇见了仙人，自己说：“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梁简文帝的诗说：“霞流抱朴碗。”就好像郭象把惠施的话当作庄周的话了。《后汉书》说：“囚司徒崔烈以锒铛礐。”锒铛，指铁锁链，世人大多把“锒”字写作金银的“银”字。武烈太子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他曾经作诗：“银礐三公脚，刀撞仆射头。”这就是被世俗的写法误导了。 诗文中涉及到有关地理的内容，必须恰当。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中说：“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的《陇头水》中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这些诗句都有失误，虽不严重，也算是明珠小疵，白璧微瑕了。这些地方应该慎重对待啊。 王籍的《入若耶溪》诗中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文士认为这两句诗无与伦比，众人没有异议。梁简文帝吟咏过这两句诗后，就不能把它忘掉了；梁孝元帝诵读品味后，也认为再也无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以至于在《怀旧志》中把它记载在《王籍传》中。范阳人卢询祖，是邺下的才俊之士，竟说：“这两句诗不成诗样，为什么认为他有才能呢？”魏收也同意卢询祖的意见。《诗经》中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诗训诂传》中说：“意思是安静而不嘈杂。”我时常赞叹这个解释有情致，王籍的诗句就是由此产生的。 兰陵人萧悫，是梁朝上黄侯萧晔的儿子，擅长写诗。他曾经写过一首《秋诗》，有这么两句：“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当时的人并不欣赏它，我却喜欢它的空远闲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也是这样认为的。而卢思道那些人却不满意这两句诗。 何逊的诗确实清新奇巧，有很多形象生动的佳句，邺下的论诗者，抱怨他的诗中有苦辛之味，多贫寒之气，不如刘孝绰诗歌的雍容华贵。尽管如此，刘孝绰仍很忌妒何逊的诗。平时诵读何逊的诗，常常讥讽说：“‘蘧居响北阙’，不道车。”他编撰的《诗苑》一书，只选取了何逊的两篇，当时的人责难他收得太少了。刘孝绰当时已负盛名，没有什么谦让可言；他只佩服谢脁，常常把谢脁的诗文放在几案上，起居作息之时，拿来诵读玩味。梁简文帝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也像刘孝绰一样爱不释手。江南有句俗语说：“梁朝三何，子朗最多。”三何，指何逊、何思澄及何子朗。何子朗的诗歌确实富有清新奇巧之句。何思澄游览庐山时，常有佳作产生，在当时也是超群绝伦的。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