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文帝上福建最妥当、最安全?

  • 发布时间:2017-08-17 22:15 浏览:加载中
  •   如此看来,建文帝出亡浙江,小住郑义门是可能的,但久留绝不可。那么建文帝能上哪儿?前述,大明西北是朱棣的“双重亲家”宋晟的势力范围;西南又是朱棣的双重亲家沐英家的天下;湖湘地区呢?朱棣后来在武当山一带大搞土木工程建设,到处都是朱棣的“走狗”;南京周围的江南地区?如苏州曾是建文帝铁杆支持者苏州知府姚善管辖的地盘,那儿有不少的“亲建文”分子,因此说建文帝极有可能先往苏州方向跑(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的考证很有价值),但苏州毕竟距离京畿太近,危险性极大;上江西,那可是建文帝老师黄子澄的家乡?但也是目标太明显,危险性也大,因此,从整体来看只有上福建一带去才最为合适。

      第一,建文帝在福建有着很好的人脉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基础,但不显眼。

      建文新政期间或以前的朝廷中枢中许多高官都与福建有着一定的关联。

      建文新政时的户部尚书王纯曾是福建参政(可能相当于副省长)。“王钝,字士鲁,太康人。元末猗氏县尹。洪武中,征授礼部主事,历官福建参政,以廉慎闻……二十三年迁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与张紞埒。帝(指朱元璋)尝称于朝,以劝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书。成祖入,踰城走,为逻卒所执,诏仍故官。未几,与紞俱罢……永乐二年四月赐敕以布政使致仕。既归,郁郁死。”

      建文朝工部尚书郑赐就是福建建宁人,“郑赐,字彥嘉,建宁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桢皆举赐为长史。不许,召为工部尚书。燕兵起,督河南军扼燕。成祖入京师,李景隆讦赐罪亚齐,乃相背耶?赐曰:‘尽臣职耳。’帝笑释之,授刑部尚书……赐为人颇和厚,然不识大体,帝意轻之。为同官赵羾所间,六年六月忧悸卒。帝疑其自尽。”

      建文朝吏部尚书张紞的知己张祖也是福建人,“张祖,惠安人,建文时以宪史入部考,入格,留为吏部吏……文皇即位,除罢建文所置官,出祖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绩,方(张)紞被谴自经,舁尸归,属吏无敢往视,祖日经理其殡,殡毕,哭奠去。”

      “张显宗,汀州宁化人。少丧父,某母黄氏守志教之。洪武辛未,进士第二人,授编修,升太常寺丞。建文中,自国子监祭酒升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壮,募民出粟。太宗即位,显宗及江西布政使杨连、按察使房安、佥事吕升等并为军卒执。告其罪,上释不诛,谪戍兴州。显宗有文学,多所著述,惜其功名不终。一时皈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寺卿虞谦、侍郎徐守实;文学者如侍读王景、司业张智、修撰李贯辈。虽免于罪咎,然文皇帝未尝重之。”

      建文朝监察御史林英原籍为福建宁德古田县人、刑部给事中叶福为莆田人。

      “王继之,福建莆田人。为某官,壬午年死于国事。其死与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为浙江按察使,是年阖室自焚。见《杭州志》。”

      更有与朱元璋、朱标和朱允炆祖孙三代都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浙江浦江郑家之子郑湜曾经还当过福建参议。“……入国朝(即大明开国以后),曰(郑)渊、曰(郑)洧、曰(郑)濂、曰(郑)湜,皆以行谊闻。上(指朱元璋)召濂等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对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奖之,拜(郑)湜为福建参议。”

      虽然上述这些洪武朝和建文朝要员最终都没有随建文帝而去(其中林英、叶福和王继之为建文帝殉难),但他们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有这么多与福建有着一定关系的高官或要员出现在建文政治的舞台上,想必建文帝对福建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更有一个长期以来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建文帝在福建社会中下层有着一定影响与基础。

      “陈思贤,茂名人。洪武末,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义勖诸生。每部使者涖漳,参谒时必请曰:‘圣躬安否?’燕王登极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坚卧不迎诏。率其徒吴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六人,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有司执之送京师,思贤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龙溪人。嘉靖中,提学副使邵锐立祠祀思贤,以六生侑食。”

      跨越四个年头的“靖难”战争最终以建文帝失利而告终,漳州官学校长陈思贤率领他的学生誓死不降朱棣,上演了集体就义的悲壮一幕,由此也说明建文帝在福建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这里顺便再说一下,若朱棣上台后发布的诏谕内容属实(即说建文帝派人上闽浙选美女),那么福建地区许多人家就是朱允炆的丈人家了。这样说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就有着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了。

      再有一个福建宁德民间提供了一个较有价值的信息,当地百姓口头相传:当年建文帝出亡到福建宁德是与他的老师周斌有关。明代文人黄仲昭在《八闽通志》这样记述周斌:“周斌字质夫,宁德人。洪武中领乡荐,授建宁府学教授。时兵革甫息,斌修废起弊,严立教条,作新士习。郡县长贰非公事弗造其室,与之语曰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十五年,云南平,撰贺表称旨,有金币之赐。秩满,召至便殿,承顾问,以质直见重。明年拜中都国子监司业,约度明信,诸生悦服。又明年,召还,升齐王府左长史,辅翼开陈,一以正道。丁内忧,以病卒。”

      从史料来看,周斌是一个与明初皇家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宁德籍文职要员,洪武中期他就当上了皇帝的顾问,后来出任中都国子监的教官,最后担任齐王府左长史,负责齐王府公务之类的事情。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初朱元璋经常让朱标等皇子上凤阳学习锻炼,想必“以质直见重”的周斌与仁弱端庄的朱标太子肯定熟悉。建文帝从小在明皇宫里长大,周斌又当过宫廷顾问,可以想象他们俩肯定很熟悉,两人又都是正人君子,其相互关系肯定也不会错,至于是不是师生,目前没有充分依据不敢妄断。但建文帝失国之际,周斌已在宁德老家守孝,最后也病卒于家乡(当地有一种说法是周斌诈死)。

      古时候通讯不发达,建文帝遭遇国破家亡之大难后不得不出亡,到了福建,来宁德找周斌(周氏为宁德地区的一大族)合乎情理,它比上浙江和江西等哪儿地方去躲藏都合适,既不招眼又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与社会基础。

      因此综合起来看,建文帝最终出亡到福建宁德是个聪明又理性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除了我们俗界之外,在600多年前的佛门圣地还有一位皇爷爷朱元璋晚年曾做过特殊安排的特殊人物,极可能就是皇孙儿建文帝出亡要寻找的“庇护者”,他就是洁庵法师。

      据明代《雪峰山志》所载:“第六十七代中兴雪峰寺正映洁庵禅师。师讳正映,号洁庵。江西抚州金溪县洪氏子,幼不茹荤。先投宁德安仁、三峰寺为沙弥。明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禅师。方入门,怀中香忽坠地,遂有省。谦命任维那职。谦示寂后,往天界雪轩。典藏会有旨云:泉州开元寺僧临难,选的当家住持乃阄选而出。乃引见;谕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你,恶则毁谤你。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师奉诏来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开堂演法,众志翕然。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不数年,百废俱兴。”

      明代地方志上记载的有关洁庵法师的这些信息,应该来说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洁庵原本是江西抚州金溪县人,俗姓洪,青少年时代在福建宁德安仁寺和三峰寺当沙弥。据福建省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道亨先生提供给我的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资料来看,“安仁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宁德市蕉城区石后乡境内;“南峰寺,亦名三峰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境内。洪武二十九年洁庵上南京参加僧人选拔考试,后往东郊灵谷寺拜慧明谦法师为师。慧明谦法师圆寂后,洁庵离开了灵谷寺,前往南京天界寺。洪武晚期,素有东南名刹的福建泉州开元寺出了住持空缺这档子事,大家正准备用抓阄的办法来选个住持,朱元璋闻讯后在明皇宫里召见了洁庵法师,并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叫你上开元寺去当住持,如今这年头做住持不容易啊,你人善要被人欺,人不善就会有人说你坏话。只有清静洁心才能长久啊!”朱元璋晚年的这个任命耐人寻味,而洁庵也不负朱皇帝的一片皇恩,他一到开元寺就开堂演法,振兴佛事,成绩斐然。

      “永乐元年朝京,(洁庵)回福州,诸山长老举师主雪峰。”但据朱棣秘密特使胡濙在《雪峰崇圣禅寺碑文记》中说:洁庵是永乐二年来雪峰寺当住持的,永乐十六年,他主动将位置“禅让”给了远芷法师而归老于南京的灵谷寺。从表象来看,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的,但如果再仔细追问一下,问题就出现了:永乐十六年洁庵法师从雪峰寺“消失”后,他到底上哪儿去?胡濙说他自己要求“内退”归老灵谷寺,但笔者查阅《灵谷禅林志》,发现洁庵并没有归老于那里。有人说他上了北京,这样看来胡濙在说假话,胡濙说假话很有本事,他是朱棣的密使,为人处世极鬼。胡濙的同事叶盛曾记下了这样的事情:“礼部尚书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广时谒之,尚强徤,取酒命酌,因有请曰:‘老先生身承列圣宠遇,圣德、圣训,不可无记录,否则百年后,门人故吏多谬误矣。’公笑曰:‘无之’”。《明史·胡濙传》曾这样评述胡濙的:“濙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

      由此看来胡濙是个极富城府的政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比谁都清楚,因此他说洁庵归老灵谷寺不足为信,事实上南京灵谷寺没有洁庵的塔陵就证明了这一切。既然洁庵没有归老灵谷寺,那他又会上哪里?谢元福在《灵谷禅林志》作了解释——上北京去,而且一去去了六年,直到洪熙元年才被明仁宗重新“安排”回南京。洁庵是临济宗的,与朱棣的第一红人姚广孝不属于一个宗派,他上北京总不会是去作学术交流吧?

      我们再比对一下明嘉靖时的学者郑晓所著的《今言》和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就会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巧合”: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指朱棣)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

      《明史》也说: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危时,他恳求永乐皇帝朱棣释放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的临济宗的掌门人溥洽,结果,朱棣依了。

      姚广孝的辅助促成了朱棣最终起兵造反,但就在“靖难”成功的关键时刻,朱棣却并没有听从姚广孝的话:勿杀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而偏偏在过了十多年后将一个被指认为与建文帝出亡有染的老和尚老囚犯给放了,姚广孝面子固然大,但这与做事一向做绝的朱棣风格很不相符。更为蹊跷的是,据福建宁德民间流传的说法:永乐年间,在宁德一带的古官道上不下有20座寺庙一起被毁,出奇的是这些寺庙都属于临济宗的。再联想起永乐十六年临济宗高僧洁庵从雪峰寺突然“失踪”,笔者认为,洁庵“后游北京”是一种隐晦说法,事实上他是被捕了,因为朱棣可能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溥洽并不完全知道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而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朱元璋晚年特殊任命的洁庵法师是建文帝万一罹难所投靠的主要“保护神”。可谁知最终“保护神”洁庵也给逮了起来,建文帝很自然会逃亡到洁庵曾经出家当沙弥的宁德安仁寺或三峰寺等寺院去避祸;更有“巧合”的是,洁庵法师当年出家的三峰寺就在传说是“帝师”的周斌家乡宁德蕉城洋中镇区域,因此说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应该说“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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