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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原本是一个与外界的交往很不密切的畲族人居住的闽东山区村落。2008年初宁德市委组织部部长郑民生等领导率领大家搞“新农村”建设，来到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深入田间地头展开工作，无意间发现了一座金贝古墓。为此，他们邀请了原福建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振镛等考古专家对它进行勘察，随后认定其为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自此开始，上金贝古墓的认定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与相关人士的关注热点。2009年5月、8月和10月笔者三上福建宁德进行实地考察，并对相关史料进行反复研究与比对，提出如下观点： 咋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其所开列的书籍、认真比对其观点与所谓的证据，就会发现其实难以自圆其说，笔者兹列于下： “佛日圆明大师”为忽必烈的老师，从严格的历史学来说：查无实据。 认为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依据古墓的碑铭的20字进行一一解读，这本来是件好事。笔者也曾顺着其思路进行查找和考证：忽必烈在大都尚未称帝之前曾拜了印简为老师，要是忽必烈真有这样的老师，众所周知，我们传统的正史是以皇帝为轴心，对于皇帝极其亲近之人（只要没有政治讳忌和负面影响的）应该是大书特书。皇帝拜师学习，说明圣君好学，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言之，再说忽必烈以异族入主华夏内地，巴不得有人将如此光彩的“圣迹”载入史册。可实在令人失望的是，笔者翻阅了《宋史》、《元史》和《新元史》，它们都没有记载说：印简或“佛日圆明大师”就是忽必烈的老师。 按照常规，正史中的《释老传》是记载佛道最为集中的地方，可《元史·释老传》中却没有提一下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 《元史》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接着《元史》记载了八思巴、亦怜真等十几个国史帝师，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佛日圆明”或印简。 诚然，由于当年朱元璋要结果要得太急，宋濂等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赶出了一部《元史》，故而其向来颇受研究者非议。民国时有人就着力编写了《新元史》，那么《新元史·释老传》中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 《新元史》中对等重量级的元帝师、国师记载如下：“八思巴、胆巴、必兰纳识里、丘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元、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康泰真、祁志诚、张宗演、张留孙、吴全节、郦希诚、张清志、萧辅道、李居寿、莫起炎。” 《新元史·释老传》中也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由此笔者怀疑自己查找的方向错了。既然认为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说“佛日圆明大师”就是忽必烈的老师，那么会不会在元朝皇帝的《本纪》里有所记载呢？查《元史》、《新元史》中所有的《本纪》，但依然是一无所获。此时笔者忽然想到忽必烈为宋末元初之人，为了谨慎起见，又查阅《宋史·释老传》，结果还是未见所载。最后笔者想到忽必烈时代有位影响大元国策制定的重量级人物——刘秉忠，查《元史·刘秉忠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世祖在潛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卷157，列传第44） 既然见到有海云的记载，笔者回头再仔细阅读《元史》，但查遍了《元史》，有关海云禅师的记载也只有《元史·刘秉忠传》中2处提到，这就让笔者产生这样的疑问：要真是海云被忽必烈拜为老师的话，正史应该有更多的记载啊？ 当然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会说《五灯全书》、《补续高僧传》等非正史或言野史中有所记载呀，其曰：“佛日圆明”就是“印简”，“印简”就是“海云”。 《五灯全书》：“庆寿璋禅师法嗣北京大庆寿海云印简禅师，宁远宋氏子，生而神悟……于是，俾从中观沼受业，年十一纳具戒，十二，沼听参问……年十八，元兵破宁远，四众逃散，师侍沼如故……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将迁寂，书偈曰：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泥牛飞过海东来，天上人间寻不见。无疾而逝。阇维，收顶骨舍利，师为乞缘造塔供奉……及开法后，两主庆寿，世祖以师道事之……师年五十六。忽患风痹。仁宗延祐丁巳闰四月一日。集众说偈毕。遂泊然而逝。茶毗，获舍利无算。谥佛日圆明大师。” 《补续高僧传》载：“海云大士传印简，山西之岚谷宁远人，姓宋氏，微子之后，生于金之泰和壬戌年，人品恢伟，童幼神悟……师年十三时，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师在宁远，于城陷之际，稠人中俾师敛髻。师告曰：若从国仪，则失僧相也，遂获如故……师既入燕，至大庆寿寺……丁酉正月，加师先天镇国大士之号。己亥冬，命主大庆寿寺。壬寅，护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王大悦，从师受菩提心戒。因奏曰：我释迦氏之法，于庙堂之论，在王法正论品，理固昭然，非难非易，恐王者不能尽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王大悦，锡以珠袄金锦无缝大衣，奉以师礼。将别王，王问：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师曰：‘……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尝行方便，皆佛法也。’……王益敬焉，寻奉命统僧，赐白金万两，即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蒙哥皇帝即位，顾遇隆渥。丙夏辰，旭威烈王奉以金柱杖、金缕袈裟，求法语开示。七月，师会诸耆旧，录所长物见数，令主后事。丁巳夏，说偈毕，师云：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师吉祥，泊然而逝矣，世寿五十六，茶毗，获舍利无算。护必烈王为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望临济为十六世。” 看了上述两段有关佛日圆明的“史料”记载，笔者产生了四大疑问： 第一，正史上的“海云”在野史里一下子“变脸”了：“海云”就是“印简”，也就是“佛日圆明大师”，这三者真的能画等号吗？ 第二，正史《元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相比明清之际成书的《五灯全书》和《补续高僧传》至少要早200年，难道明初正史史料价值反而不如大讲仙道神异的明清野史？（如果存在政治上的忌讳当属例外，但从海云与元主之间的关系来看不存在什么政治忌讳） 第三，《五灯全书》载，佛日圆明大师死于元仁宗延祐年间。《补续高僧传》载，佛日圆明死于蒙哥时期，这就怪了：一个人死的时间居然相差了50来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 第四，从《五灯全书》和《补续高僧传》记载的内容来看，其宗教传说与民间轶闻甚多，甚至还有许多鬼怪迷信，这等野史能否作为信史？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那么“佛日圆明”到底作何解释呢？查《辞海》“佛日，佛家语，佛能觉悟众生，如日之破暗，故以日为喻。《涅槃经》：‘佛日将没大涅槃山。’《隋书·李士谦传》：‘佛日也，道月也，佛五星也。’”“圆明”中的圆即圆圈、圆形，明者，光亮也。故而，圆明即为圆光，应该指佛之圆光。 透过上面的查找、比对与考证，笔者认为，所谓“佛日圆明大师”为忽必烈的老师，从严格的历史学来说，查无实据。 既然如此，那么他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又是何许人也？ 上金贝古墓碑刻上的“沧海珠”就是上金贝古寺的建造者“止云沧海”？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认为古墓碑文上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就是上金贝古寺的建造者“止云沧海”，其曰：“明嘉靖和万历版《宁德县志》也记载：‘金邶寺，唐大中八年建。至和间圆轨居之，宋季圮废。元大德间，住持止云沧海重建’，众多地方志中提到的‘止云沧海’，和僧塔碑刻‘沧海珠’、蒙泉石刻‘住山沧海作’，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就是元大德年间重建金邶寺的僧人，‘止云’、‘珠’都属于他的别名法号。” 看了上述的文字，给人的感知：沧海是一个僧人，“止云”就是“沧海”，“沧海珠”也就是“沧海”，那么依据呢？按照上述的逻辑：在一个僧人名字前面或后头加上一两个字就是原来这个僧人的别名与法号，“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我们姑且沿着这样的逻辑进行一番考证，就拿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深信不疑的非正史作为例证：《五灯全书》不同地方记载着不同朝代的几个“圆明大师”：“临安府灵隐正童圆明禅师”；“柳州宜章圆明希古禅师”“瑞州清凉觉范慧洪禅师……高宗建炎戊申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赐宝觉圆明之号。” 如果按照上述的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逻辑，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等量关系”：“正童”就是“圆明”；“圆明”就是“希古”；“宝觉”就是“圆明”，原本三个不同朝代不同地方的禅师在荒诞逻辑演绎下顿时被推定为一个人，这岂不是笑话？因此说，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在大打文字太极游戏时，始终没有确切地回答重建金贝古寺者是不是金贝寺古墓之主人的问题，仅凭猜测，没有提出任何确切的依据；同时他们又回避了上金贝古墓一个最大的怪异难题：金贝寺古墓为什么既有墓又有塔？ 既有墓又有舍利塔就能认定它是元末明初僧人墓？ 众所周知，元朝的国教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信徒死后是天葬，没有坟茔；而我们内地佛家人死后一般是火化塔葬，也不用墓葬，但宁德上金贝古墓主人却十分奇特：他既有墓又有塔，这究竟是为什么？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