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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元和体、长庆体与元白体论析 中唐贞元、元和之际的古文运动与“元和诗变”，既是一场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的运动，也是唐宋思想文化转型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作为主盟元和文学的元稹、白居易，在中唐以后的古典诗学走向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过，要想真正弄清元、白的诗学特征及其在古典诗学演进中发挥的作用，有必要对与元、白相关的“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三个诗学范畴进行有效的界定，尽管学界对这三个诗学范畴均作过单独的剖析，但迄今无人对这三个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诗学范畴作出清晰的分辨。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对元、白自我界定，后人品评，当代学人集中论述的有效解读，以及相关仿效体诗歌的取类比照，清晰地认识这些诗学范畴的使用边界，阐明其内涵、外延及各自的相互关系，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元、白诗学的精神意蕴与内在理路，以及元、白在中唐以后诗学走向中的重要位置与深刻影响。 一 “元和体”或称“元和诗体”“元和诗”“元和格”等，元、白本人对此多有论述。最早明确提到这一诗学范畴的是元稹，其云：“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冀勤校点：《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632-633页。在这封与令狐楚的书信中，元稹指出“元和诗体”大致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光景杯酒件”所为的“小碎篇章”，二是自己与白居易“次韵相酬”的“千言”或“五百言律诗”。稍后，元稹又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指出自己与白居易“多以诗章相赠答”的“百韵律诗及杂体”这种“新词”，号为“元和诗”冀勤校点：《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554-555页。可见元稹对“元和体”的认识，前后基本一致。对这种理解，当事人白居易稍有不同，外延稍窄，仅指“千字律诗”，其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的诗句“诗到元和体变新”下附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532页。可见，从元、白自身理解而言，这些所谓的“百韵律诗”“千字律诗”，当以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东南行一百韵》及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等诗为代表；而所谓的“小碎篇章”“杂体”，当以相互酬和的绝句小诗为主。 但当他人提及这个诗学范畴时，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如稍后的李肇，在“元和之风尚怪”这一总论下，把韩愈的“奇诡”、樊宗师的“苦涩”、张籍的“流荡”、孟郊的“矫激”、白居易的“浅切”、元稹的“淫靡”，俱名为“元和体”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第57页。可见，李肇所谓的“元和体”，乃是整个元和时代文风的展现。这个观点，大致为南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所接受：“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乐天、孟东野歌词，天下宗匠，谓之‘元和体’。”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9123页。而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二载晚唐李珏语，则把元和诗人“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的诗歌创作直接称为“元和体”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49页。于此，元、白创作的讽谕诗亦包含在“元和体”中。五代刘昫修《旧唐书》，于元稹本传下，又仅把“善状咏风态物色”之作号为“元和体”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4331页。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则基本顺承了这一看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则将“以时而论”的“元和体”解释为“元白诸公”之诗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第53页。外延大大超出了元、白对这一诗学范畴的界定。而同时代的程大昌则又严重限制了这一诗学范畴的外延，其云：“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二公自号‘元和体’。”程大昌：《考古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92册，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52页。此后虽然对“元和体”的讨论不绝于缕，但大体为上述观点所囿。 真正对“元和体”作出学术理性梳理的是陈寅恪，他用史家独到的眼光，认为“元和体”主要包括“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与“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元白诗笺证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35页。两类。陈寅恪虽然只是遵照文本严谨的解读了元稹自己对“元和诗体”的理解，但自此以来，“元和体”这一诗学范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据统计，发表于学术期刊以及散见于学术论著的相关论文，已30多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歧出，莫衷一是。其中带有总结性质的，是尚永亮《“元和体”原初内涵考论》一文，其主要立足于元稹自己《令狐相公诗启》及《白氏长庆集序》两篇文章的相关内容，通过大量细致地分梳考索相关的史料，充分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得出与陈寅恪接近的结论尚永亮：《“元和体”原初内涵考论》，《文学评论》，2006第2期，第48-55页。另外，持较独特看法的是许总与靳义增，许总从唐宋思想转型的角度，考察了“元和体”的时代内涵许总：《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第61页。靳义增则从“元和体”创作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来认识“元和体”的，如认为“元和体”诗歌的内容由普适性向感受性转移，诗歌功能由讽谕教化向审美娱乐转移，诗歌书写由歌唱向描摹转移，诗歌语言由典雅向通俗转移靳义增：《论“元和体”的文学思想》，《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47页。 显然，“元和体”的称谓在传播、接受、诠释的过程中，其外延要么超出“元和体”的原初内涵，如许总、靳义增，大致把元、白的所有诗歌及诗歌中所包含的精神意蕴，都归属于这一诗学范畴之中；要么缩小于“元和体”的原初内涵，如新、旧《唐书》元稹本传、程大昌的理解；要么游离于“元和体”的原初内涵，如李肇《国史补》《唐语林》载李珏的观点、张洎《张司业诗集序》中的看法；当然也有坚守这一原初内涵的，如陈寅恪、尚永亮等。因此，我们在理解与使用这一诗学范畴时，一定要弄清出发点是原初内涵还是外延，唯其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与有效使用这一诗学范畴，来考察唐宋诗学的演进与新变。 二 “元和体”研究乃众目所瞩，但是与之相关的两个范畴“长庆体”“元白体”，学术界投入的目光则显得比较冷清。“长庆体”作为一个诗学范畴的特定称谓，最初应该根源于元、白二人均以“长庆”命集，且白居易有“制从长庆自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卷二十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的表述，从上下句对举互文的情况来看，“长庆”与“元和”一样，在中唐文体新变过程中具有相近的诗学意义。除此之外，元、白本人再没有与之直接相关的阐述。直接标出“长庆体”这一诗学范畴的，是南宋后期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与刘克庄。戴复古其词《望江南》云：“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2309页。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及“长庆体”时云：“长庆体太易，不必学。”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20页。从二人的定义可以看出，“长庆体”应当是指元、白创作的律诗或以律句创作的古体诗，且诗风浅切滑易。 但历史地观察，“长庆体”这一诗学范畴情况则复杂得多，如有认为它是以长庆这一年号命名的某种诗风，如方以智《通雅》卷三《释诂·缀集》认为：“元和体、长庆体，则以年号名也。”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77页。有以元、白《长庆集》来指称“长庆体”的，如四库馆臣评清代诗人高珩“其诗多率意而成，故往往近元、白《长庆集》体。”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1月，第2518页。有人甚至以“长庆体”直接代指白居易或元、白，如清代许多诗人就直呼白居易或元、白为“长庆”。当代学人对“长庆体”这一复杂诗学范畴的内涵考察，有刘德重《“长庆体”名义辩说》，李中华、薛原有《“长庆体”考辨》，尚永亮《论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兼论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异同》，陈才智《长庆体名义考辨》等，这些论文的结论几近相同，均认为“长庆体”乃指元白二人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这种结论，大体上是受了启功《诗文声律论稿·古体诗》认为元、白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运用律句、作成古体的诗歌，即是“长庆体”启功：《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35页。这一观点的影响。这些受启功观点影响产生的论文，其意义主要是从诗歌体裁角度，将“长庆体”与“元和体”区别了开来，从内涵上将两个不同概念的诗学范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当代学人中，对“长庆体”这一诗学范畴进行发散性思考的，是陈文忠。其论文《〈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以“长庆长篇与文人叙事歌行”为小论点，对清代诗评家贺贻孙《诗筏》中“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盖龙门与《焦仲卿篇》之胜，在人略处求详，详处复略，而此则段段求详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这一观点，作了四个方面的剖析，他认为：首先，这个观点表明“长庆长篇”或“长庆体”乃特指元、白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其二，“长庆长篇”不同于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人抒情歌行，直接从《焦仲卿篇》得来，帝妃的爱情悲剧与歌女的悲凉身世，是“长庆体”常用的两大题材。其三，贺贻孙认为“长庆长篇”又不完全同于乐府民歌，其不满意者，正是“长庆长篇”褚先生似的“迂谬议论”。然而，这正揭示了乐府叙事民歌与文人叙事歌行的差别。其四，白氏原创的“长庆长篇”，“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梅村歌行不及“长庆长篇”者，正在于此。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第61-68页。这样的理解，无疑有独到之处，但纰漏也很明显。 首先，是不是“长庆长篇”或“长庆体”就是特指元、白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这点即有疑义，如纪昀《瀛奎律髓刊误》批白居易《杭州》说：“此所谓长庆体也，学之易入浅滑。”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88页。《四库全书总目》《樊川文集》提要评论杜牧与元白诗之公案也说：“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则牧之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视长庆体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1月，第2020页。《四库全书总目》《石湖诗集》提要则以范成大集中具体的诗篇指涉“长庆体”时说：“其他如《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则杂‘长庆’之体。”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1月，第2142页。《杭州》一诗是七律，范成大《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二诗皆为五古，而杜牧薄视的长庆体乃元、白“纤艳不逞”“淫言媟语”风情之作，这不仅包括《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而且尤指元、白集中的艳情短作。 再从效仿体诗歌用例来看，如王世贞《即事效长庆体》：“一春文事颇从容，约略莺花不负侬。酒户消来甘下则，书家老去任偏锋。斋时自托阇黎钵，饭罢闲敲窣堵钟。唯有山僧知此趣，雨前茶绿解相供。”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029页。于慎行《石楼独坐效长庆体》：“燕坐危楼日影迟，田家幽事亦多岐。因防过水移门径，为碍看山剪树枝。地简将迎全罢酒，人无酬唱少裁诗。年荒正恐烽烟起，怅念园葵系所思。”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又《闲居效长庆体》：“乾坤屈指阅行藏，不是狂夫老亦狂。宠辱百年身似梦，浮湛五亩醉为乡。鹪鹏各自便高下，凫鹤谁能制短长？回首昔游愁忆汝，缁尘偏染鬓成霜。”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从这些诗歌的体例及标题来看，诗体是七律，诗意明显是仿效“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第36页。之类的作品，这一点作何理解？因此，这样理解“长庆体”，似乎显得过于狭隘。 另外，清代以来，关于对“长庆体”加以明确定义的，有施补华《岘傭诗话》，其云：“香山七古，所谓‘长庆体’，然终是平弱漫漶。”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988页。此外，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首推梅村。高密单芥舟明经可惠亦为此体，乃以少陵之骨，运元、白之词，遂独步千古。”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51页。即便以此观，“长庆体”也不当单指《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而是包括所有的七言古体。 关于第三点，即“长庆长篇”“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是不是正在其“描写有意耳”？这一点，与贺贻孙有明确不同看法的也有之，如赵翼就认为：“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唯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盖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所之，辨才无碍。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功夫又锻炼至洁，看似平易，其实精纯。”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第38页。明确对其七古“主于用意”这一点表示了由衷的赞赏。除了贺贻孙从写意的角度否定长庆长篇之外，也有从精神实质和叙事结构的角度否定白居易“长篇”的，主要是苏轼、苏辙兄弟，如胡震亨《唐音癸签》引苏轼语云：“乐天善长篇，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而易厌。”并附注苏辙的观点说：“乐天拙于叙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由不得诗人遗法，附离不以凿枘也。此正大苏不能变风操之意。”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第69页。 其他两点，我们基本上表示认可，但也可以补充一下，比如第二点，关于“长庆长篇”不同于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人抒情歌行，林昌彝还从另一个角度作了特别的说明：“初唐四杰七言古与长庆体不同，二者均是丽体，四杰以秾丽胜，长庆以清丽胜，须分别观之。譬之女郎之词，一则为青楼之丝竹，一则为闺阁之笙簧，读者不可不辨也。”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458页。第四点，即梅村歌行不及“长庆长篇”者，王国维也明确指出：“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第219页。王国维致铃木虎雄的书信中亦有相近的看法，认为自己《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26-27页。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