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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白居易集》版本流传考叙 唐代诸家文集，《白居易集》保存的文本资料最丰富，版本也最繁杂。关于《白居易集》的流传，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有一简要勾勒：“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白居易有《六帖》，已著录。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见宋刻居易集两本，皆题为《白氏文集》，不名《长庆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诗集》，亦谓宝历以后之诗，不应概题曰‘长庆’。今考居易尝自写其集，分置僧寺，据所自记，大和九年置东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开成元年置于圣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开成四年置于苏州南禅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为六十七卷，皆题曰《白氏文集》。开成五年置于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为十卷，则别题曰《洛中集》。惟长庆四年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称尽征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九百九十一首。又称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则《长庆》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为无据。然《唐志》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转不著录。又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白氏长庆集序》，宋人目录传于今者，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则谓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尽然。况元稹之序本为《长庆集》作，而《圣善寺文集记》中载有居易自注，称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则《长庆集序》已移弁开成新作之目录，知宝历以后之诗文均编为续集，袭其旧名矣，未可遽以总题‘长庆’为非也。其卷帙之数，晁公武谓‘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五卷，今亡三卷’，则当有七十二卷。陈振孙为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当有七十二卷。而所标总数，乃皆仍为七十一卷，与今本合，则其故不可得详。至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谓集中《进士策问》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冯班《才调集评》亦称每卷首古调、律诗、格诗之目为重刻改窜，则今所行本已迥非当日之旧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1月，第2018-2019页。这段话，对我们了解通行本《白居易集》的流传情况，有很好的认识价值，但离清晰明了地把握《白居易集》各种版本流传的相关情况，还相距甚远。近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对《白居易集》各种版本进行了系统考察，取得显著成绩的学者有岑仲勉、朱金城及日本学者花房英树、平冈武夫、太田次男等。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谢思炜与日本学者冈村繁撰写了总结性的论文《〈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价值》《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明刻本〈白氏讽谏〉考证》《〈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证》《明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考证》《〈白氏文集〉的旧钞本与旧刊本》等，把迄今能见到的各种版本进行了考索、比勘与校对，取得了超轶前人的成果。这里，我们无意再对《白居易集》各种版本进行相同性质的研究工作，仅就《白居易集》各种版本的本土流传情况，以及各种版本域外的流传与影响这个问题进行考叙，以期对白居易这位伟大诗人在后世的诗学受容，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一、《白居易集》生前结集及主要版本流传 “才人未有不爱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郭绍虞等：《清诗话续编·瓯北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191页。加之“深信因果，惧结来业，悟知前非”，欲“以今生俗世文字之业放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卷七十，《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本文所引白居易诗文均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白居易生前就非常珍重自己的创作，多次对自己的诗文进行结集。最早见于元和十年（815）《与元九书》：“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卷四十五）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则请时任越州刺史的密友元稹对自己的诗文进行编次，厘为五帙五十卷，存作品2191首，此次结集后来通常被称为“前集”。大和九年（835），又亲自编成《白氏文集》六十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后集十卷），存作品2964首，供奉于江州庐山的东林寺经藏院。次年，即开成元年（836）闰五月，编成《白氏文集》七帙六十五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后集十五卷），存作品3255首，供奉于东都洛阳的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开成四年（839）二月，编成《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前集五十卷，后集十七卷），存作品3487首，供奉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这个版本于会昌二年（842）得以进一步完善，据会昌五年（845）《白氏长庆集后序》可知，在原来基础上补充三卷，共后集二十卷，成七十卷本，送庐山东林寺，有诗云：“后集寄将何处去？故山迢递在匡庐。……来生缘会应非远，彼此年过七十余。”（卷三十六，《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这个版本在唐末僖宗朝，为当时“幼好为诗”的朝廷勋贵高骈（？——887）所得，给这个版本迅速广泛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冈村繁：《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0-142页。白居易生前最后一次对自己的作品结集是在会昌五年（845）五月，这次几乎囊括了白氏所有的作品，共3840首，用其自己的话说便是：“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白氏长庆集后序》）由此可见，这个白居易晚年最后写定藏于三大寺庙并托付于胞弟白行简之子龟郎、外孙谈阁童同时殷切期待他们能够承当起传于后世的七十五卷本，是其生前最完善的手定本，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 但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往往抵御不了历史的无情，尽管宋代以后的文献学家考察《白氏文集》的视点，都是以最终的七十五卷本为基点，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白居易殁后不久的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广泛通行于世的并不是前后续集完整的七十五卷本，而是只含有前后集的正编七十卷本，而这个正编的七十卷本很有可能就是从东林寺七十卷分立编辑的形态发展而成的先诗后笔的统一编排格局一个再编本。这一点，日本学者冈村繁指出：“如此说的证据，首先在中国方面，有或曰白居易自撰、或曰后人伪作的《醉吟先生墓志铭·序》（《文苑英华》卷九四五、宋本《白氏文集》卷七十一所收），十国吴僧匡白的《江州德化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全唐文》卷九一九所收），五代后周陶谷的《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那波本、马调元本附录所收），北宋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卷下之‘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条等；其次在我国，有平安前期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别集家》、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所收的《白乐天》赞、菅原道真《菅家后草》卷首所载的醍醐天皇御制《见右丞相（道真）献家集》诗之原注，平安后期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人伦部）所收的诗题‘近日蒙纶命，点《文集》七十卷云云’，以及中国北宋初期《太宗实录》卷二九（太平兴国九年三月条）所见的日本僧奝然之语。”冈村繁：《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39-140页。尽管这个正编七十卷本确来于庐山东林寺七十卷本，但二者在体例上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因为，白居易会昌二年供奉于东林寺的这一后集，并不是全面地重新编订二十卷，而是在上次的基础上补辑后一半的十卷，这一点可以从那波本后集部分的卷五十一至卷七十分立编辑的形态看出。 如前所述，东林寺七十卷本这个极其珍贵的原本为高骈所得，为它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此后约四十年，五代后唐明宗第二子李从荣（？——933），在首都洛阳履道里白居易旧居原址的普明院经藏，再次入藏了《白氏文集》的手写本，这个版本是李从荣在东林寺本系统的七十卷重编重抄，同时加上了他自编的补遗一卷。这一普明院本，宋敏求谓是当时的“今本”，即北宋刊本的祖本，于是北宋的刊本时代，便出现了承袭李从荣本所谓的“今本”七十一卷（前集七十卷，补遗一卷）。朝鲜系统刊本、那波本的祖本，大致就是李从荣本与北宋中期“今本”过渡而来的极其珍贵的传本。此后，又在北宋“今本”的基础上加上了“后人”的外集一卷的两种七十二卷本——“吴本”与“蜀本”。至南宋，出现了由“吴本”改编而成的先诗后笔型的七十一卷本“苏本”，由于其便利性，很快压倒了“蜀本”而成为后代最为通行的本子，这个版本的流传情况，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勾勒相近。 二、《白居易集》版本的域外流传与影响 《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传，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笔，如长庆四年（824）十二月请元稹编成的“前集”，这次结集的作品，于此之前便以抄写形式流入朝鲜半岛，并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鸡林国的宰相以百金换取白居易的一篇作品，而对贪财商人制造的赝品，“宰相辄能辨别之”。开成四年（839）二月编成的《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本，在结集后的四年，即会昌四年（844），即由日本遣唐僧人惠萼直接抄写带回本国，成了第一个完整传入日本的《白居易集》版本。但是，由于前此二年，白居易又将江州庐山的东林寺经藏院六十卷本手定成更加完善的七十卷本，因此在当时一般士子眼中，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的六十七卷本，已成了一个过时的未完成本，而为时所淘汰，所以后来从日本来的一介旅僧，又花了数月的时间“密写得”东林寺经藏院七十卷本这一秘藏之本。 据日本学者冈村繁考察，他认为，白居易各种编纂的文集，它们的命运都和惠萼钞本一样，各自随时随地被各色人等或全集或篇章地抄录下来，流传于世间，平安初期是《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的最高峰的时段，被推定为白居易逝世前后十余年间，所以，日本现存的旧钞本，多数应是这般从白居易晚年的各种文集反复抄写流出的传本。冈村繁：《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2-151页。并且，由于中土本身不断出现新的便利的钞本与刊本，所以旧钞本和旧刻本，往往于不经意间失传了，而相邻的朝鲜半岛、日本由于对中土原生文化的敬重，相反倒保存了不少宝贵的旧钞本和旧刻本，例如，旧钞本有平安末期神田家旧藏本、平安末至镰仓初期书写的金泽文库旧藏本、镰仓中期校订完成的金泽文库旧藏本《文集》《白氏后集》残卷二十二轴，金泽文库本又包含了惠萼于苏州南禅院写下《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本重抄本的部分内容，旧刻本有从朝鲜半岛传来的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鲜铜活字（甲辰字）印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直到现在，日本和韩国还保存了该铜活字合刻原刻本、补刻本而成的朝鲜整版本十余部，及日本江户初期的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圆翻刻该本而成的木活字本（《四部丛刊》集部所收），这些旧刻本大抵保存了白居易手定的原貌，即“前集后集”型，而与中国所传的南宋绍兴（1131-1162）刊本，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校刻本等“先诗后笔”型迥异。可见，正是朝鲜、日本现存的旧钞本、旧刻本保存下来了在中国久已绝迹的旧编本的原貌，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日本著名的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平冈武夫、太田次男等正是诣力于此，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白居易在其生前就有国际声誉，身后更是成了域外影响最大的唐代诗人，因此《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传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日本吉川幸次郎于其《中国诗史》中，就简要点出了日本自平安时代起学习、模仿并热衷于《白居易集》研究的盛况，其云：“日本人自平安朝以来，对他（笔者按：指白居易）的诗感到亲切，主要就是由于繁复的一种结果——通俗平易的原因。江户时代的学者室鸠巢在《骏台杂话》中说：我朝多有古时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侨歌之风，平易通顺的程度，为唐诗中上等，故学《长庆集》之风盛行。”紧接着，吉川幸次郎还告诫读者，要于白居易诗歌平易的句子中发现不平易的内涵，并引述江户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伊藤仁斋《白氏文集跋》对白氏的评价：“目之以俗之处，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伤稍冗。盖诗以俗为善。三百篇之所以为经者，亦以其俗也。诗以吟熟性情为本，俗则能尽其情。俗之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为妙。”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25-257页。与日本的情况大致相仿，《白居易集》在朝鲜半岛影响深广的原因，诚如被朝鲜文坛称为“唐李白”高丽诗人李奎报（1169-1241）所指出的那样：“予尝以为，残年老境，消日之乐，莫如读白乐天诗……白公诗，读不滞口，其辞平淡和易，意若对面谆谆详告者，虽不见时事，想亲睹之也，是亦一家体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诗颇涉浅近，有以嗫喏翁目之者，此必诗人相轻之说耳。何必尔也。”李奎报：《书白乐天集后》。转引自邹志远：《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6页。 日本平安时期膜拜白居易的这种盛况，或者说《白居易集》对日本诗坛的深刻影响，萧瑞峰《且向东赢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指出：“平安朝诗人对白居易其人其诗的膜拜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醒酮夭皇在《见右垂相献家集》一诗中自注道：‘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藤原为时在《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中自注道：‘我朝慕居易风迹者，多图屏风’；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收有《白乐天赞》，中云：‘集七十卷，尽是黄金’；藤原公任编纂《和汉朗咏集》时，于中国诗坛取30人，就中，元稹等人入选佳作数均在11首以下，独白居易达142首之多。这种不平衡正昭示了平安朝诗人对白居易其人其诗的推崇之甚。由于天皇和太子都耽读自诗，以至出现了侍读白诗的‘专业户’——大江家。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有记：‘近日蒙纶命，点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萧瑞峰：《且向东赢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19页。至于近一百年的情况，蒋寅《20世纪海外唐代文学研究一瞥》也指出：“在所有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独特渊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据丸山茂统计，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关白居易的书籍多至78种（不包括再版），比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物的总和（65种）还多。1993年勉诚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编集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学者为主，有其他国家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参加，集数十人之力，从资料到问题，对白居易研究做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蒋寅：《20世纪海外唐代文学研究一瞥》，《求索》，2001年第5期，第98页。但事实上，白居易的作品最早流入域外的，不是日本，而是领土接壤的邻邦朝鲜半岛古国鸡林国，这一点，与白居易“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卷六十九，《祭微之文》）的至交元稹，长庆四年（824）十二月编次白氏文集时所作的《白氏长庆集序》，就用不无带着感情的笔调描述了这一盛况，其云：“乐天诗歌）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555页。元稹所谓的“鸡林”，即朝鲜半岛古国之一新罗，新罗于东汉永平八年（65），新罗国王夜闻金城西始林间有鸡声，遂更名鸡林，至唐龙朔三年（663），高宗以武力征讨该国，置该国为鸡林州都督府，因以是称，但中唐也有直称新罗的，如白居易临终前为文集写的最后一篇记序，就不无自得又不无无奈地感慨自己作品在日本、新罗流行的状况：“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白氏长庆集后序》）并且，由于古朝鲜地缘上的亲近，差不多于白居易在域内留下盛名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长庆以前就开始了对白居易作品的受容，而隔水相望的日本，白居易对其影响的时间相对要晚些，据日本典籍《文德实录三仁明天皇记》，唐敬宗开成三年亦即日本承和五年（838），仁明朝太宰少贰藤原岳守，在查阅船载唐朝商品货物时，才发现有“元白诗笔”，而正史首次记载《白氏文集》东传，则在清和天皇贞观十三年（871）年之际，离白居易去世已过25年，不过实际情况应早于此。 《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传与影响，随着近代以来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密，前贤做了不少的工作，有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如日中比较文学研究著名的学者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韩国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萧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董达《韩国汉诗分析检索》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以单篇论文形式出现的，如日本前川幸雄著、马歌东摘译《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马歌东《白居易研究在日本》、萧瑞峰《且向东赢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韩国金卿东著、刘维治译《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范闽仙《〈和汉朗咏集〉中的白居易诗句》、邹志远《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陈友冰《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其相关特征》、李瑞芝《论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论著论文或全局或个案地介绍了历代以来《白居易集》在邻国的受容情况，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白居易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就研究本身来说，也诚如萧瑞峰所指出：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