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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按理说，一个皇帝的好坏自有公论，也有历史典籍记载为凭。可明朝的这位皇帝却实在是个谜，谜之症结就在于抢夺了他帝位的“好叔叔”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朝官方档案进行了肆意的清洗，而几乎与此同时又开始在官书和官史中重新“勾勒”和塑造建文帝的形象，将其描绘成嗜杀成性、好色荒淫，甚至与禽兽相类的昏君闇主，是历史上无法找出第二个比他更坏的皇帝。不过当我们读到明代非官方人士对建文帝的描述时却发现，其情况大相径庭。 明代人曾记载道，“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间，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衢者，辄拂其尘土，置高洁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实，尚义者多，其所渐靡者然也。”著名学者顾起元也这样说道：“（建文）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这怎么可能？一个“荒淫、残忍”的皇帝治理下的国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治”景象；就连这个“坏皇帝”失国时也竟然“哭声震天”。无独有偶，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历史名著《国榷》一书中记载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清初学者谷应泰在他的史学著作《明史纪事本末》中也说：“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而建文朝文臣投降朱棣的却只有29人，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比例题与历史谜案。更有近世以来，海内外此起彼伏地有人出来爆料，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连“老外”也不甘寂寞，前不久法国足球明星里贝里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裔。 如果建文帝真是一个“坏皇帝”，谁愿意出来将历史的屎盆子扣到自己或自家祖先的头上？我还没见过有谁自己主动出来说我是历史上某个大奸贼的子孙的呢！ 因此，于史于理，我们都不难看出建文帝不是明代“正史”中所描述的“坏蛋”，而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对此，清人在纂修《明史》和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撰写《明史考证》时对以往的史料作了一番甄别与清理，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这为今人全方位地正确认识建文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 那么历史上的建文帝为什么会留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影像”？这就要我们从建文继位与“建文新政”说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孙，如果不是他父亲朱标太子早亡的话，接替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朱元璋帝位的应该是朱标，朱允炆理应是大明帝国第三代君主。但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它并不按照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洪武晚年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数”，迅速地将个性文弱的朱允炆从大明帝国第三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将他“卷入”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怪圈与漩涡之中——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奇怪景象：开国皇帝后的第二代君主要么经历一番惊涛骇浪后才得以登位，要么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宁，甚至会影响到了整个王朝的寿命。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惠帝短寿；东吴主孙权死后皇帝如走马灯地换个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后期发生了骨肉相残；宋太祖临终时居然上演了“斧声烛影”一幕……明朝也不例外。 作为一代雄主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问题的潜在危险性，他在通过一系列的征伐与杀戮后，不仅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个人魅力效应——克里斯马型权威，而且还通过“洪武”尚武，严刑峻法治国理政，丧心病狂地大肆屠杀开国功臣勋将，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建立在克里斯马型即“个人魅力效应”上的权威，是一种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它“是形容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的禀赋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当这个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伟人”向世人谢幕以后，极为自然地引发出权威危机。所以在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洪武”之后，大明帝国居然朝着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发展，出现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甚至是“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局面。 对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未来君主所面临的治国的严峻性。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在洪武晚年他就适当地让他所寄托“文治”厚望的皇长孙朱允炆参与国政。但就实而言，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之后，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克里斯马权威”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恰恰相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乐此不疲地种植的“罂粟花”——分封制，随着“后朱元璋时代”的到来却结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国君位争夺战暗波汹涌。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生性文弱的书生、只有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大统，并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施政纲领的“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这个说法最早是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提出的，它是对建文朝实行的一系列维新举措的总体概括，在笔者看来，至少应该包括“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与推行“削藩”等五个方面。 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贯彻着一个核心精神，即“宽和”的“文治”。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尊重文臣学士，放手让臣下做事，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从制度设计上建立约束规谏皇帝职能权限的左右拾遗；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注重礼教与德化，由此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改革中央官制，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此同时，进行地方官制改革，“省并州县，裁撤冗员”，减赋全国、减赋江南，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轻刑典，宽刑疏法，纠正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仅是对洪武严刑峻法的纠偏，而简直是一大“反动”，更是明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步关键。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叛乱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君权限制意识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许许多多文臣学士看来，与将儒士位列妓女之后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无端杀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百年难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建文帝失国之际，建文朝大臣压倒性多数选择了“出亡”或“殉难”，演绎了一出出极为悲壮的“建文悲歌”（笔者首创）。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妨将之归结为“建文情结”（也是笔者所创新论）。而这一情结一旦形成，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600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的传言层出不穷，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赘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但历史的无情也就在这里，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只执政了四年，就匆匆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由此拷问了一个古老的历史命题：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 （三） “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话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在整个这段话里，孟夫子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条成功的秘诀：要想得天下必须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须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须对其实施仁政，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得天下”理论的完整内涵。简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言，似乎让人觉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宽政即可成功了，可问题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矫洪武酷政，广施仁政、宽政，最后却失国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这里既有建文帝个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国“狼群中的羔羊”。而政治权力角斗场向来是不会同情弱者的，因此说建文帝失国有着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个性使他一次次地错过了机会；又有治国理政实践中他采纳的指导思想不是“外儒内法”的汉代以后的儒学，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学主张，过分强调礼教、德治，对最大的也是最为阴险的政敌朱棣大讲“亲亲”，即使到了“靖难”战争白热化时，还要告诫自己的北伐将士：不要伤了朕之叔叔，让朕背负杀叔的罪名。这简直是将北伐将士的手脚全给捆住了，反而帮了政敌朱棣的大忙；再有就是用人严重不当，对于李景隆等“至亲”过于信任与重用；而最高层领导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文帝靠着相投的趣味来组建他的领导班子，这样就造成了建文朝廷领导核心全是书生，没有人精通军事。随之也就构成了另一大致命失误——没有掌握好军队或言“枪杆子”。坦率而言，建文朝廷军队将领中不乏有勇有谋又善战的军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的养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可他们被压在了“绣花枕头”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战事发生后才逐渐地被发现。但即使这样，还没有及时地得到大胆的提拔和尽其所能地发挥军事作用，这就大大地制约了建文朝廷军队自身力量的有效发挥，挫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造成了他们越战越没劲而燕军却越战越强的尴尬局面，想来就让人昏闷不已。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