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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史上的建文帝为什么会留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影像”？这就要我们从建文继位与“建文新政”说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孙，如果不是他父亲朱标太子早亡的话，接替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朱元璋帝位的应该是朱标，朱允炆理应是大明帝国第三代君主。但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它并不按照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洪武晚年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数”，迅速地将个性文弱的朱允炆从大明帝国第三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将他“卷入”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怪圈与漩涡之中——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奇怪景象：开国皇帝后的第二代君主要么经历一番惊涛骇浪后才得以登位，要么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宁，甚至会影响到了整个王朝的寿命。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惠帝短寿；东吴主孙权死后皇帝如走马灯地换个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后期发生了骨肉相残；宋太祖临终时居然上演了“斧声烛影”一幕……明朝也不例外。 作为一代雄主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问题的潜在危险性，他在通过一系列的征伐与杀戮后，不仅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个人魅力效应——克里斯马型权威，而且还通过“洪武”尚武，严刑峻法治国理政，丧心病狂地大肆屠杀开国功臣勋将，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建立在克里斯马型即“个人魅力效应”上的权威，是一种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它“是形容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的禀赋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当这个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伟人”向世人谢幕以后，极为自然地引发出权威危机。所以在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洪武”之后，大明帝国居然朝着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发展，出现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叶伯巨传》卷139），甚至是“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局面。 对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未来君主所面临的治国的严峻性。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在洪武晚年他就适当地让他所寄托“文治”厚望的皇长孙朱允炆参与国政。但就实而言，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之后，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克里斯马权威”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恰恰相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乐此不疲地种植的“罂粟花”——分封制，随着“后朱元璋时代”的到来却结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国君位争夺战暗波汹涌。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生性文弱的书生、只有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大统，并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施政纲领的“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这个说法最早是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提出的，它是对建文朝实行的一系列维新举措的总体概括，在笔者看来，至少应该包括“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与推行“削藩”等五个方面。 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贯彻着一个核心精神，即“宽和”的“文治”。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尊重文臣学士，放手让臣下做事，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从制度设计上建立约束规谏皇帝职能权限的左右拾遗；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注重礼教与德化，由此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改革中央官制，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此同时，进行地方官制改革，“省并州县，裁撤冗员”，减赋全国、减赋江南，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轻刑典，宽刑疏法，纠正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仅是对洪武严刑峻法的纠偏，而简直是一大“反动”，更是明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步关键。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叛乱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君权限制意识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许许多多文臣学士看来，与将儒士位列妓女之后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无端杀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百年难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建文帝失国之际，建文朝大臣压倒性多数选择了“出亡”或“殉难”，演绎了一出出极为悲壮的“建文悲歌”（笔者首创）。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妨将之归结为“建文情结”（也是笔者所创新论）。而这一情结一旦形成，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600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的传言层出不穷，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赘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但历史的无情也就在这里，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只执政了四年，就匆匆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由此拷问了一个古老的历史命题：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 “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话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在整个这段话里，孟夫子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条成功的秘诀：要想得天下必须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须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须对其实施仁政，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得天下”理论的完整内涵。简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言，似乎让人觉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宽政即可成功了，可问题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矫洪武酷政，广施仁政、宽政，最后却失国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这里既有建文帝个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国“狼群中的羔羊”。而政治权力角斗场向来是不会同情弱者的，因此说建文帝失国有着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个性使他一次次地错过了机会；又有治国理政实践中他采纳的指导思想不是“外儒内法”的汉代以后的儒学，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学主张，过分强调礼教、德治，对最大的也是最为阴险的政敌朱棣大讲“亲亲”，即使到了“靖难”战争白热化时，还要告诫自己的北伐将士：不要伤了朕之叔叔，让朕背负杀叔的罪名。这简直是将北伐将士的手脚全给捆住了，反而帮了政敌朱棣的大忙；再有就是用人严重不当，对于李景隆等“至亲”过于信任与重用；而最高层领导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文帝靠着相投的趣味来组建他的领导班子，这样就造成了建文朝廷领导核心全是书生，没有人精通军事。随之也就构成了另一大致命失误——没有掌握好军队或言“枪杆子”。坦率而言，建文朝廷军队将领中不乏有勇有谋又善战的军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的养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可他们被压在了“绣花枕头”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战事发生后才逐渐地被发现。但即使这样，还没有及时地得到大胆的提拔和尽其所能地发挥军事作用，这就大大地制约了建文朝廷军队自身力量的有效发挥，挫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造成了他们越战越没劲而燕军却越战越强的尴尬局面，想来就让人昏闷不已。（《明史·瞿能传》卷142；《明史·平安传》卷144）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一个政权是否牢固与民心向背并没有过分直接的关联，绝不像孟夫子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它更多更直接的与是否掌握军队有关，换言之，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掌控天下。建文帝政敌朱棣之所以能夺得天下，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他多得人心——试想一个灭人“十族”、活剥人皮、挖人祖坟和轮奸别人妻女的魔鬼怎么会得人心？由此追问下去：那朱棣靠什么夺天下？又是靠什么来稳住天下的？（前提是只要它对占据人口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不过于暴虐） 答案还是军事武力或言枪杆子！不过对于这样的答案，有人可能要质疑了：建文帝在位时，军事武力绝对优势掌握在他那里，而不是在朱棣手中呀，怎么能说朱棣是靠掌握军事才得了天下的？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的： 第一，朱棣最初“靖难”的主要资本就是他“老爸”给的护卫军事势力和特殊的军事优惠权，虽说建文帝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随即对燕王府的军事势力进行了抽调和分解。但这是表面上的，其实朱棣造反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就已经起意，并开始有所秘密准备，真可谓蓄谋已久又树大根深。而从他逆杀封疆大吏张昺、谢贵那一刻起与随后打出的“靖难”大旗和一夜之间占据北平城等相关事情来看，皇位争夺战争正式开始时建文朝面临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已经是相当之严峻。 第二，朱棣夺得天下是靠军事赌博赌来的。打了近四年的“靖难”战争，一直到建文三年底和建文四年初时，经人提醒，高皇帝的这位“好儿子”才领悟到，成功的秘诀不是一城一池一地的争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利用建文朝廷军队重兵在外、京师空虚之际，直趋南京，占据帝国的心脏地区，然后号令天下。至于全国臣民如何反应？ 第三，朱棣自起兵造反那一刻就满口谎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忽悠了全国臣民。当然这种政治家的忽悠伎俩也没什么新鲜的，自古以来，夺得皇帝宝座或占据高位者多非善主，要么卑鄙龌龊，阴谋多多，既强词夺理又巧施粉饰，糊弄小民；要么巧舌如簧、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盗名，等到了功成名就之时再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甚至对自己不雅的长相也要进行极度的“矫正”与美容，大明开国君主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么他的所谓的“好儿子”朱棣呢？简直就是朱元璋的克隆产品！就实而言，在治国才能方面他还赶不上自家的老爷子，但在欺世盗名方面可要比父皇强出百倍、千倍。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七日，朱棣把将士们召集在一起，举行起兵誓师仪式，正式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他慷慨激昂地对“靖难”将士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追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奉天靖难记》卷1；《明太宗实录》卷2略异） 在这200字不到的“靖难”誓言中朱棣瞒天过海地撒了两大谎： 第一大谎，说自己是嫡出的，言下之意自己有继承皇权的天然优势与优先资格。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呢？中国臣民向来很听上面的话，只有肚子吃饱就没有更多的要求，绝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对“绝对真理”的理性追求。所以说朱棣也就根本用不着担心下臣或小民们向他讨要他是高皇帝嫡子的证明看看。在一般人的眼里，管他是不是嫡出的，反正都是高皇帝的皇子就行，就连建文铁杆支持者铁铉治下之人似乎也曾这么认识的。在济南市民向朱棣递交的诈降书中曾这样说道：“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虽说名义上是诈降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当时普通人还真可能弄不懂朱棣到底有没有继承皇位的合法依据？ 第二大谎，说自己“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那么朱棣真的守法了吗？明代官史已被粉饰得漂漂亮亮了，不过出乎朱棣及其子孙意料的是朝鲜《李朝实录》中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乙酉五年（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六月辛卯“领议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赵浚卒”下记述了赵浚经历之事：“辛未六月（即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以赞成事入贺圣节，道经北平府，太宗皇帝在燕邸，倾意待之，浚退语人曰：‘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 洪武二十三年老皇帝朱元璋和皇储朱标都活得好好的，朱棣这般“倾意”善待朝鲜使者，究竟为何？据《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人似乎比当时的明朝国人看得更清楚：“燕）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这话说得再白一点，就是讲当时朱棣就起意要谋反并在暗中准备着。明成化年间苏州太仓籍进士陆容在他的笔记中也有相类的记载。密谋造反是传统社会里“十恶不赦”重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可到了朱棣的嘴里却变成了“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 由此说来，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家说的话人们千万别当真，而所谓的“正史”、“官史”更不可盲信！不过这是我们后人经过理性思考和反复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600年前的当朝人与寻常百姓哪会顾得上这么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铁定真理”铸成了既定的历史，这或许就是从建文转向永乐那段非常历史的比较妥帖的注释吧。由此可以这么说，政治场有时堪称野兽角斗场，而在明初的那场政治群兽角斗中，不具备政治野兽特性的建文帝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性的失败者。那么失败了的建文帝究竟下落何处？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