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文帝朱允炆有哪些历史贡献?为什么悲剧了

  • 发布时间:2017-06-26 15:34 浏览:加载中
  • 朱允炆


    一、建文新政

    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这就是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

    这位在位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权成功的失败帝君,在历史上却得评价甚高,朱元璋的遗诏里说他“明仁孝友”,可称是仁德之君。

    清历史学家徐元文也曾说他“若无篡逆之乱,必修德安民,开一代盛世也”。

    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当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现实,安心做一个藩王,朱允炆也必将成为一个堪比历代仁君的好皇帝。

    而观其一生的“善举”,事实也似乎如此,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朱允炆即大刀阔斧,对朱元璋时代的诸多制度进行更化改革,史称“建文新政”。

    新政的主题恰如其年号“建文”一样,与前代的“洪武”相对,施行重文臣,兴儒学的“仁政”。

    即位第一个月即下令全国复查“冤案”,对洪武时代的几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从宽”,赦免无辜者数万人。许多被朱元璋流放边关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

    进而修订《大明律》,删掉其中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更进行“机构精简”,户部和刑部下属的各类司级机关从12个缩减到4个,但有些部门则进行“机构扩充”,如翰林院和国子监。

    官职级别也发生变化,六部尚书的品级从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边则形成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三人组成的“参议”,即后来明“内阁”的雏形。

    赋税政策也大做调整,改变了洪武时代对江南地区的苛刻重税,改为轻徭薄赋。

    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议下改革国家土地制度,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

    上述种种“善政”,六百年来史不绝书。

    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诸如“内阁”等制度,文臣治国的理念,实际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纳并延续下来。历代史家对其评价甚高,由此不足为怪。

    既是“善政”,又为何招致战乱呢?

    这就是靖难之役的“导火索”——削藩。

    二、削藩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军队打仗,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斩获连连,却突然一个挫折,接着就是昏招连连,连战连败,最后败到一发不可收拾。

    说“削藩”,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鲠在喉。

    黄子澄曾宽慰他说:“汉景帝在位时,诸王也多不法,酿成七国之乱,可汉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

    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反问他该怎么办,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先用德争取,再用礼规范,再不行就改封地,还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满意,赞道:“甚好,甚好。”

    而观朱允炆削藩,论开头,也可为“好的开端”。

    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

    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

    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

    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将当年向朱元璋陈述的“五步走”连贯动作一气呵成,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噩耗连连,“主要对手”朱棣也紧张,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

    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成为自己耳目,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接掌北平军权,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见,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五月,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入京朝见,又有大臣“旧话从提”,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再被拒绝。

    最终放虎归山,归家后,为掩人耳目,朱棣开始“装疯”,成日疯疯癫癫,做病入膏肓状。

    七月,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建文帝终下决心,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对这段“削藩”过程颇多非议,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先将朱棣削藩,而照黄子澄的方式,实为“先易后难”,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各藩国却被“得罪光”。

    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

    而在这之间,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他放过,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称之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细观其过程,朱棣两次觐见,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恰如齐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诸藩众怒”。

    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黄子澄谏道“放归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而说到“先易后难”的削藩选择,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也是必然会采纳的。

    但对照之前的汉朝“七国之乱”,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乱”,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错处”。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而这,恰是建文帝,及其“师傅”们最大的疏漏。

    直到战争打响后,建文帝还反复告诫前线诸将,不要伤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三、长兴侯耿炳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口号,拉响了持续三年的“靖难之役”的大幕。

    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精兵,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牵制朱棣的“防区”,此时尽皆攻克,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

    由此牵出了朱元璋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

    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炆命运的人。

    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

    朱元璋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其间数次以少胜多,击败朱元璋劲敌张士诚的疯狂进攻。也因战功为封为长兴侯。

    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

    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

    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给耿炳文的命令却是“火速堪乱”。

    接着同年九月,耿炳文率军在河北真定与朱棣激战,朱棣先以夜袭的方式,相继歼灭耿炳文属下的潘雄,杨忠部,出战遇挫的耿炳文收缩兵力,死守真定,数次击退朱棣的进攻,终将局面拖入对“中央军”有利的相持战轨道。

    岂料后院起火,建文帝闻败报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战而摧锋”,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万大军北征朱棣。

    这个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将,就这样告别了靖难之役的舞台。两年后,坐稳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之赐死。

    四、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又一次获胜机会,又这样轻易的放弃。放弃的表面原因,是“帝师”黄子澄对李景隆的倾力推荐。君臣短视,急功近利,又怎能不败。

    建文帝很快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

    建文元年11月,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攻北平不克,被朱棣击溃,继而又在建文二年五月,在白沟河与朱棣决战,以众击寡下,竟然在战局相持阶段临阵崩盘,导致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用人不当的结果,很快就以战场上的崩溃来“埋单”。北方战场,几乎败至不可收拾。

    好在危难时刻见英雄,先是山东布政使铁弦死守济南府达三月,硬是顶住了朱棣的攻势,保住了山东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将军盛庸率部在山东东昌与朱棣鏖战,凭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骑兵,歼敌一万多人,兴奋得建文帝忙向太庙告祭。

    次年二月,建文帝转守为攻,派盛庸率三十万大军北征朱棣,双方在夹河鏖战,尽管盛庸败阵,却也杀掠朱棣部燕军甚重。

    尤其搞笑的是,两战之中,朱棣数次陷入盛庸火枪队的重围,却皆因建文帝“勿让朕有杀叔之名”的训诫,令朱棣平安突围而去,否则这场惨烈的鏖战,或许早已划上句号。

    此时历史再次给了建文帝机会,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三年,双方在山东,河北一线相持,互有胜负,谁也进退不得。

    但是在补给,资源,人心等各方面远占优势的建文帝一方,在这种消耗战里的位置显然是有利的。

    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战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对谋士姚广孝戏言说:“早知今日,不如归家做一平头百姓”。

    急得姚广孝愤然大呼:“殿下,若败我等恐连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战之心。

    绝境之下,朱棣铤而走险,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轻骑绕开明军山东防区,大迂回直捣南京,兵临长江沿岸宿州,明将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与朱棣相持,双方互有杀伤,而明将盛庸则抄后路,断绝朱棣后援补给,明将徐辉祖(徐达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将朱棣陷入合围。

    前后夹击下,朱棣屋漏偏遇连夜雨,军中瘟疫流行,死伤大半,诸多将领也纷纷苦劝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这位筹谋叛乱多年的王爷,此时腹背受敌,终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瓮中捉鳖”,结束靖难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历史却在此时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军连捷后,“大儒”方孝孺担心“京城兵力单薄”,劝说建文帝回兵守卫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一纸调令,淝河一线“中央军”尽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马与朱棣周旋,而此时,背水一搏的朱棣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攻击,结果平安部大溃,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军”,也被朱棣发动“骑兵的机动性”,于沿途尽数消灭。

    一纸调令,终亲手毁掉了建文帝最后的“嫡系部队”。然而就是朱棣节节胜利,连下蚌埠,泗州,扬州,兵临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募兵”。并向“恩师”方孝孺继续问计,这位帮了无数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终蹦出一句:“长江自古天险,京城坚固,可挡百万兵”。

    但这次方孝孺说的是实话,京城尚有几万残兵,出战虽不能,据城防御却尚可。外出求救的齐泰,黄子澄也初见成效,几支“勤王”兵正火速赶来。这是建文帝最后的机会---坚守待援,成败的关键,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坚定了这一选择,他拒绝了群臣要求“迁都”的建议,下令整治城防,准备决战。

    防御的重任,却交给了一个最不该交给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结朱棣,打开城门,燕军兵不血刃破城。走投无路的建文帝在皇宫里焚起一把大火,然后不知所终---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却是最无可挽救的错误。

    来龙去脉讲完,或可对建文帝有一个综合的评价。

    他勤政爱民,宽厚仁慈,友爱亲族,施行仁政,在位四年除“靖难之役”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符合“仁君”的标准。

    他所创立的制度,许多也为后世明朝帝君所延续,也似有远见卓识。

    有关他的失败,后人更多的归结为方孝孺,黄子澄,齐泰三位大臣“腐儒误国”,可细细盘点,削藩之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自失良机,大战初起,发“勿让朕有杀叔之名”的圣谕,贻笑大方,初战失利,不由分说撤换了彼时中国最杰出的“防御战专家”耿炳文,启用毫无作战经验的“花花公子”李景隆,战场局面转机时,却误信人言,发圣旨“瞎指挥”,断送大好战局,兵临城下时,再次用人不当,最终彻底败亡。

    观这个素来被认为“可怜”的皇帝,累累昏招,却正见其“可悲”之处。

    而与他英年早逝的父亲朱标相比,“宽仁孝友”“礼贤尊儒”,确实“形似”,治国经验匮乏,缺少理政经验,这是年龄造成的差距,也可在实际中锤炼。

    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朱标“外柔内刚”的本性,大是大非面前敢坚持,外面宽柔,内心果敢的朱标,是败亡的朱允炆未曾学会的,步步昏招,实则来自于此。

    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圣君”,最应有的素质。

    恰如海外华人学者黄仁宇对建文帝的评价:即使没有那场战乱(靖难之役),朱允炆也注定不是一个好皇帝。

    下落之谜

    “出家为僧”说

    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为防被俘受辱,建文帝决定自尽殉国。这时,突然有一个太监跑了过来,他告诉建文帝,太祖皇帝临终前曾经交给他一个密匣,并叮嘱他如果皇上遇到危难,可以打开匣子。建文帝听后,急忙命这个老太监取来密匣,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三套袈裟,三张度牒,一把剃刀,三张度牒上分别写着应贤、应能、应文三个名字。

    应文指的是建文帝,应贤、应能分别是指建文帝的心腹近臣杨应能、叶希贤。匣中还有一封信,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而密匣中的袈裟、度牒、剃刀等物均是出家人之物,可以得知建文帝逃出皇宫后应该是出家为僧了,而全国许多地方的寺庙中出现的与建文帝有关的记录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说法的可信度。
     

    “遁入道门“说

    据有学者考证,朱允炆晚年化名詹碧云,隐踪在江西上饶玉山三清山任三清宫住持道士,在三清福地借修建道教宫观为掩护,巧妙修筑了“明治山詹碧云藏竹之所”的陵墓和其他相关石雕、楹联、三清山石刻260余处,留下了“风流建水翁承赞,樽酒论文千载同“、“方豪上“、“都俞脱生“、“壶市安井“等一系列可供考研的石刻隐逸文化密码。


    “出国流亡”说

    有传言建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朱允炆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朱允炆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朱允炆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朱允炆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朱允炆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经历了十几年的寻求,最终觉得建文帝是浮海下西洋了,于是命郑和下西洋,一是结交各国,并寻找建文帝的行踪,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最终无功而返。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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