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人怎样推翻了殷人

  • 发布时间:2016-05-29 13:26 浏览:加载中
  •   《史记》给我们留下的一点记录远远不够,且太史公肯定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周文化、春秋战国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的范围内,通过现代许多学者的努力,会重新写这段殷周递嬗的历史。

       两千多年以来通过周文化相传,经过历代王朝帝王将相政治性的渲染,大家都以为朝代的改变是天命。虽然要推翻一个腐朽的王朝就不得不用武力,武力是重要 的,但还是以新王朝的“德”为主。这是中国传统上一律的史观。这里的天命有两种意义:(1)它是天规定的,有德者有神器。(2)它是宿命,后被称为天命, 即我生在无论哪个王朝,我认命了,这个命应是天安排的,那么也就等于是天命。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不如说五十而知宿命,此宿命者天之命令也,即一定政权之 下的必须接受的事实。我们称之为宿天命以有别于天命的第一义。

      其实在宿天命背后的就是武力的征服;这一个真理,每个带军的人都会了 解。历代开国君王是同意的,且都以天命来美化。只有严正的历史家、考古家一点一点地用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天命。历史初看像是混沌一片,但甚至没有上过学的 老百姓、一般没时间也没有问题来想这一问题时会直截了当地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切的政权又都是以武力来征服的,只有最愚蠢的君王如纣才会说“我 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夏本纪》。和项羽在四面楚歌时说“天亡我也”如出一辙,天命和武力在事实上是同义词。且以这一观点来看看周朝的开国史。

       周朝的先祖以外国人宗殷而入西陲的“豳涿”(邠),从史载第四代公刘开始迁移的。看来公刘才是周人入殷可以有记载的远祖《毛诗·公刘》。,它的地理位置 是“昔大王居邠”《汉书·地理志》。,又“豳地今为枸邑县,在广山北、沮水西,北有泾水。从此西南行,正东乃得周……”古公亶父又迁周而建都周原,“周原 膴膴”。《毛诗·绵》。

      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王季记载颇为不少: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同上)

      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战,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同上)

      七年,周人始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同上)

      文丁杀季历。(晋书·束晰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引)

      今本《竹书纪年》:

      (文丁)五年周作程邑。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87页。

      文王之时,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大抵自文王之时,周势力已达于陕西全省,甘肃、河南之一部分,似可断定。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89页。

       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列举的征战,有犬戎(槃觚之后,当在南方)、密须(《正义》引杜预注谓在安定阴密县,在今陇东)、耆口(即上述之黎)、邘(《正 义》引《括地志》置于怀州河内县,属今河南沁阳)和崇侯虎(《正义》云在丰镐之间)。参阅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增订本),社科院历史 研究所本所专刊1969年第52期90页,张光直。

      周文王伐邘一事是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邘即沁阳的盂,文王伐此地,可以直驱而至商郊。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956,97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91页。

      殷对周的关系首先是征伐,然后是通过周向殷献巫和嫀(美女),不是一般的贡物。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学报,1957,2—3页。以巫和美女来作为贡物,用心何在?

       周朝对付周边的外国人是打不过的便“事”,如“太王事獯鬻”《孟子·梁惠王下》。或狄之侵扰服事以皮币、犬马、珠玉而不得免。古公亶父之迁于岐下,看来 不光是“周原膴膴”的关系而是避难。太史公写古公亶父的周人的努力: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卒,季历立,是 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行仁义,诸侯顺之。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会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 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盖往归之。太颠、闳沃、敬宣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

      这一段描写中肯定是 以某些事实作为背景。但写周人古公立的“德”、“仁义”、“敬老”、“慈少”、“礼下贤士”等都是周人后代以理想中的君主形象加添的,有许多德行是天生有 的;后代人没有的君王的美德,前代人会有么?我们有的后代的君主是用理想的君主笼络人心倒是事实,比如说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其本身就很有流氓的气息,他 们在上述的“德”的表现都是比较暧昧的“有为而作”,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收买人心”;这些君王残暴的一面更指出历代为他们描绘的“圣君”形象都是假的或至 少是有问题的。我们固然对于周的先祖们可以稍有保留,但君王的模式具在,不会离它太远吧。

      太史公的史识我们姑且不说肯定是卓越的,但这并免不了他也“写故事”。他可能就是受到了“文本”的限制,认为必须尊重史实。可见周朝开国后的一些文饰代替了真正的史实。太史公甚至写到迷信的程度: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同上。

       “诸侯皆来决平”的描述似乎是大家住在一个城市中,说到就到,又像是大家可以不先以武力解决,共同商量去求“正义”,把一些以扩展地盘为目的的诸侯说成 文质彬彬的政治家,连二十一世纪也极少见。最令人发噱的便是“让畔”。好像两个农人,一为孔子一为孟子:“夫子有请了。”这种伟大之举又怎么让那些争讼的 虞芮之人看到了?周人既然不争又怎么可能让畔,既有畔怎么又可能互相推让,推让些什么呢?我们没有见到让畔之事,当然不能武断地说,没有这回事,但求诸历 史,中外古今除了周人让畔还有过什么让畔的事么?如果没有,那就百分之九十九是“神话”。如果我们了解到神话的编纂是一切中外古今开国人的共同语言,我们 就会见怪不怪了。你告诉农民让畔的事他会抿嘴笑你;他不需有任何历史的知识,甚至于知识、任何文本学的训练,他会说这是天方夜谭。但这些事实出于中国最伟 大的史家笔下,为中国两千年的读书人心仪的孔子主义者的理想政治!

      太史公还写到古公之德: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史记·周本纪》。

      文王时代的武功和外交得到更大的发展,《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这一段又是神话。古公亶父一言而将战争视为不义——“杀人父子”,是个极端的反战者,无条件地为了躲避战争、保护百姓而拱手将财物、土地、人民让于野蛮 的侵略者,又不分民之在我在彼,好像老百姓到处都一般过日子。中外古今哪里有这种君王?极端的反战者如果换到别人也许有这个可能,换到古公亶父这么一个诸 侯且是成为一强盛地方势力的诸侯如何可能?

      而且“民”这一概念之应用有如《尚书》中的诰,将它抬得很高,真有些以“民”为主的味道。 且“民”字在殷周出土的甲骨文中并不多见,根本没有像《尚书》那么将它作为政治的主体。它要到战国时代的孟子,因为各国激烈的争斗才成为重要的;但孟子的 思想是不合于那个时代的。在汉以后的民的地位显得重要,因为他们是自由耕种的民、封建政治中赋税的重要对象,这是不合于殷周时代直到后秦时代那么可以将他 们视为己物的,也只有在他们逃亡到其他诸侯处才觉得他们的重要。《尚书》中的“民”的概念是汉代儒家根据孔子人本主义与孟子发明的,可以说毋庸置疑。至于 周人在文王时代对“民”的真正态度在文件中还是可以找得出来。且看周武王、周公怎么一反神话的古公亶父反战而战的:

      武王以前并最迟至 武王时代,周人已野心勃勃地与相当远的地区经营。许倬云:《西周史》,香港三联书店,2001,96页。周人在克商以前即在江汉流域建立若干据点也未尝不 可能。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再检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本所集刊第7期,1936A,144—145页。

      《逸周书》:武王灭九十九国,斩获十七万七千七百九十七人,俘三十一万二百三十人,降六万五十二方国。《逸周书·世俘记》。这一数据的真实与否还未经过证实,但即便《逸周书》是后人纂的,也不大可能无中生有,否则作者目的为何?

       武王伐纣:“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于正月甲子日清晨到达朝歌郊外之牧野。”参阅《史记·周本纪》;《逸周 书·世俘记》。诸侯会师的戎车四千乘,纣发兵七十万人。许倬云认为这个数字可疑,因为殷商的总人口,以其疆域来说,未必能超过一百万,许并引《孟子·尽心 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矣”。许倬云:《西周史》,香港三联书店,2001,95页。武王伐纣是主动的,以一当十,且借诸侯战车十倍于己似乎不是一个历 史的事实。以小挡大,以弱凌强,以正义抗非正义是可能的,但敌我之力那么悬殊而骤发难于理不合。后代美化前代的历史和传说在中国传统上是不陌生的,我们相 信从文王以来,蓄志已久与殷争天下,所带之兵必为精锐,以足够的精兵直捣殷都以俟一举成功,果不出其所料。周人之用心明矣,一反史书周祖先反战、西伯诸善 之说。

      武王伐纣曾“命多友……”在、龚、世、杨冢等地进行战斗,在“折首二百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十又七乘,卒复笋人 俘”;在龚“折首三十又六人,执讯二人,俘车十乘”;于世亦“折首执讯”;至杨冢“折首百又十五人,执讯三人”。厉王多友鼎铭文,《中国青铜器》,337 页。

      无论如何,这次的战争是全面型杀伤性的,即包括一切殷商直属或从属关系的部落、大邑性的国的战争,牵连的人民之多也是空前的。从 武王周公战后大迁移的情况看来,《逸周书》中斩俘人数不会相差很远。如果说武王纯以德服人、以十倍小于纣之兵车骤然发难,诸侯响应,(据太史公说是在将伐 未伐纣之前就有“诸侯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居二年……’”太史公更可能为周人正史影响,而不像《逸周 书》上面所述)那就不需这般规模的战争,做到所谓的攻纣以后,天下归心。事实上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尚用三年平定淮夷,说明这场战争需要多年的武力来赢 取,而不是好名誉好道德所能代替的。在这场大规模杀伤性的战争中,《逸周书》的记载还是比较真实的。

      文王死后二年,武王率周公伐殷, 打了两年仗,最后灭殷杀纣,三分殷地;周公、管、蔡合为“三监”。文王死后六年,武王病重,遗命周公代继王位,周公拟告天策藏于金滕匮中,内容为求天代武 王死——这一举动似乎为后代人,甚至为周公本人假造,周公再愚也不可能发明“代死”以示爱武王,又为了表明“心迹”,来个“告天策”,此心唯天可表还不 够,撰了告天策肯定是要让后人知道。“你不信我可以给你看告天策!我真的没有意思接受武王的王位。”好像周公已经预料到人们不信任他不会觊觎王位。至于武 王遗命到底是周公还是成王,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以周公的武功、军权而能不跻王位有三个可能:一是武王欲传位给成王,因为根据周人的做法,只有在古公死后传 位于太姜少子季历。后来季历生昌(即文王),即传于文王,文王传武王,父传子不传弟,一反殷人昭穆之制。第二个可能是周公自己:是周公欺成王年幼而为王, 但鉴于周人父传子之习,决定遵守祖制。第三个可能是周公如果自立为王肯定遭到本族人,特别是带兵的管、蔡、霍叔反对。太史公写: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 恐诸侯畔,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霍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 定。《史记·周本纪》。

      《逸周书》也说:“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 降辟二叔。王子禄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霍叔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惟九邑。”《逸周书·作雒》。这里又有了王子禄和熊盈族的提及,还有一些《史 记》所无的细节。

      周公为了平定管蔡,打了三年仗。周人内部为了争权相互残杀。这时候,我们看不到一切史中对周人祖先功德的赞扬,看到 的只是赤裸裸的“枪杆子”。而等到周公最后胜利,便将管、蔡贬为寇。从军事上看来,管、蔡等非周公对手。我们相信周公之让政成王是因为他诛管、蔡的借口是 为了成王,将拥护成王的人作为自己的支持和得到召公的认可。第三个可能还是比较合理的,在这一方面,周公是一个实实在在有野心、但顾全大局的野心家,他之 不践王位有如曹操司马懿之类的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以为周公是个不惜以战争来消灭敌人与弟兄的。

      周公三年平定管蔡之战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九邑。孟子说“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

       周公是一个大政治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所谓的“大政治家”是他做起事情来大刀阔斧,决不从百姓的生命、安危、财产上着想,而是一个建立帝国的人。是 周公联合召公杀了自己的弟弟管(《史记》说他自杀),囚了蔡,第三监叔父霍生死不详,可能是早已投降。在这其间纣之武庚也作乱,由周公平定;管、蔡连结了 东(鄘)、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嬴)。周公等平了内乱之后便掉头来“伐淮夷残奄,迁其居薄姑”。《史记·周本纪》。

       等到了平定了内外之乱后,周公便进行了自武王征服殷后开始的封建和大迁移。封建和大迁移是双生子,有封建不能无迁移。在姬、姜二姓中,共分七十一国,姬 姓占五十一国《荀子·儒效》。,姜姓二十国,这是在成王四年时做的。他的目的是从以前殷朝分封诸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巩固中央的权力,将“天下”直接隶属 于姬、姜二姓。这就进行了全国大调动。这种以极大政治、军事之力做出的调动为史所罕见,可见周公之气魄和封建极权的形式和内容。以这种形式来统治会对 “民”感到兴趣而以民为征战革命的出发点么?这么以民为借口的封建极权并非始于周公、终于周公,而是一切极权的方式,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是周公在孔子 眼中是至善至美到令人不解。孔子推崇周公应该发自内心,但是他难道看不到周公战争和封建的作为么?何故竟盲目至此呢?孔子难道也像后世掌权的儒者口是心 非、不顾一切地树立君王的绝对权威而故作美词么?且看周公如何进行大迁移的。

      首先是周公自己留守成周,统治自陕以东的广大疆域,而后 分权。召公统治即今河南陕县西南。封召公的长子于燕,次子于邶,合族的人齐往,解决了召公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和以召公之力镇守东方。又将殷遗民的一部分迁到 召公处。将儿子伯余封于鲁接受殷民六族;将康叔封于沫邑为卫国,接受殷民七族;他的儿子封在鄘;分怀姓九宗,封叔虞于唐为晋。为了尊重殷得人心的纣的哥哥 微子,封他于宋。将西土的姬姓封于山东的有滕、郕、极、郜、阳、茅;将西土姜姓的太公子吕伋封在薄姑。然后他将山东的奄、薄姑一部分的两族迁到几千里外的 江南;将薄姑另一部分人和其邻国丰国迁至江北;将征服了的原在潍水的淮夷、徐戎迁至淮水,楚迁丹水流域;将盈族迁于渭水的西戎地方。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 考证》:殷所属各国如奄、薄姑迁长江以南之今江苏境内,与薄姑为邻的丰国迁今江苏北部,淮夷(原居潍水)、徐戎迁淮水流域;另有徐戎的一部分作为殷民六族 之一留在鲁境,一部分则被迁至汾水和渭水流域,楚则迁丹水流域,盈(嬴)姓族则迁渭水西戎之地。刘起釪:《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1,60页。

      淮夷的事周公暂时是以武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了,但可能是因为淮夷离中央较远,似乎是在被征服以后,虽然有了周公迁移的徐戎居于淮水流域,还是未全服。在穆王时代还敢“伐中国”。

      克狄淮夷,印燮繁阳。东周曾伯簠铭,《中国青铜器》,381页。

      王令曰,“戏,淮夷放伐内国,汝其以成周氏戍于古丰启……”穆王时代录卣,《中国青铜器》,410、411页。

      王用肇使乃子率虎臣御戎。——见“汗简”,淮即。方号乙——穆王时代,《中国青铜器》,411页。

       这种洗牌式的大迁移罕为史家论及,它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是周公在距今三千多年时搞的;周公的气魄至大、手腕至烈,大起大合,将殷、周的全部人 民调动起来,让他们放弃一切,自西至东,自东至西,自北至南,自南至北。“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后汉书·群 国志》,刘昭注。我们估计周公实在迁移的可能是数百万人,那些和政治、部落、权贵有联系的直系宗族和人民。在流动的时候,百邑为空,只留下那些遥远、山居 的、不受政治影响的化外之人。在那无舟车代步、无沿途粮食供应的年代,徒步的扶老携幼的远涉千里确实蔚为景观,而且这一大流动是在武装的兵士的监控或许鞭 策之下进行的。史书不载逃亡、病弱、饥饿、途中死亡之事,但可想见一斑。等到这些大迁移的民众与贵族到达目的地之后,人们面对的是凋零的城市或是草莽未开 的自然,当用双手从零开始。大革命、理想世界是从这种情况开始的。周公的这一举动是通过这种封建方式可使姬姜两族的统治万世不衰,在殷商的、原有松散的部 落共和、以殷商为首的王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巩固中央的势力。虽然周公以武力达到了推翻殷商的目的,征服了不服的一些被贬为夷狄的诸侯;虽然他以暴力对中外 诸侯的一切属下人民进行了大迁移、大调动,但他知道他必须承继殷朝的余绪,有点像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种种措施,以承继夏、商的正统自居。甚至于他在对殷朝大 举征伐时的借口是,它并没有遵从自己祖先汤革命的传统。武王在讨檄上说:“自弃其祖肆祀不答,遗其王父母弟不用……”《史记·周本纪》。就是说殷朝末年社 会的基础被严重腐蚀,这一基础就是以王父母弟合成的昭穆制下、以祀为社会道德结构的中国文化,就是通过这一文化中国才为中国,而纣对它的破坏不遗余力。

       武王的另一个行动表面上是贿赂纣,其实是加速纣的灭亡,“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同上。他在讨纣时有 “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同上。,再加上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同上。。一个“以德服人”、“极端反战”、“以民为先”的周人部落会纠 集这么多的兵力战备,且能够召唤诸侯助他车“四千乘”,近十三倍于己的兵车,武王向纣出兵,盟军十倍于主力军,可见周朝的武功对于周边的盟国已进入到准统 治的地步,不仅他们不敢得罪武王,且争相示友好;周人之强大与对周边可能施用的暴力应令人生惧矣。

      纣王朝对于周人日益强盛,文王之软 态,不会不感到威胁,甚至于几次出兵,并囚文王于羑里。周人非但不予还击还示以友好献媚。纣利令智昏,虽有大臣警告,不予理会,以为天命在殷,周人无奈其 何。也就是殷人数百年统治的深度、广度,可以不将草莽中崛起的周人放在心上而一意寻欢作乐,自以为是。有点像是清代于十九世纪中叶受到列强的欺侮而自以为 天命在大清一般,西洋所示的不过是奇巧淫技,船坚炮利,不足与中华数千年的文化同日而语,虽然举朝上下已是卖官鬻爵、贪污横行、民不聊生,而皇亲贵胄、高 官酷吏,照样鱼肉小民不遗余力,其公德较西洋之公德甚远,远不足与之抗衡;以至于交战后一败再败,反而倨傲如旧,举朝迷信义和拳之符咒可以抗西方之枪炮, 加速了己身的灭亡。

      周朝的革命正和任何革命一般是以武力取胜的,而其武力取胜的原因之一是己身的图强与被取代政权的堕落成正比。它的 成功必定是在原有被革命对象之不能控制、或对己身权威的妄用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纠正。新的政权在代替了旧的政权时的借口必须是继往开来,在人们的传统的道 德意识上的强化而作为正统的继承人,或以天命或以民意为张本而进行的武力征服。在武力征服成功后,必定会进行中央集权大改革,它会为了新社会的设计牺牲、 处罚一部分过去有权势而反抗的人,造就一批新贵使之巩固既得之政权。

      周人打了五年仗,到了周公才在全国结束战争。三年伐武庚、管、蔡,一年伐淮奄,成王那时年纪还小,他急忙回过头来制定礼乐。

       周公规定的诸侯与周王室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君王、诸侯与臣下之间的礼实际上是一部周朝王室的亲疏权力分配史,而用仪式将它固定下来。它是一切围绕着 皇室的各种礼仪的中心,从而建立起家庭的制度——它是君臣的翻版。这就是孔子主义中政治、社会、文化的“君臣父子”的由来。抽象地看,它似乎只是一个社会 制度,它的取舍可以随便,但从周代实际社会中看,它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结构。哪一国的诸侯不以它为准,必被认为制造破坏性的影响,破坏了“君臣父子”的中 心价值。

      周朝的成立“天实为之”。它是个既定了的政治事实(武力征服殷朝),也是百姓生活稳定、制度上的保证,因此是“天命”,便成 了一切政治制度存在的理由。反对它的是反对“天命”,是应受到严惩的。这种悖论式的做法的产物是极权,也是《尚书》诰文中的主要内容。这一逻辑到了周公就 更加强了,它的效果是: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这种作为历代儒家政治理想楷模的说法,稍有政治经验的都会看出,它是极权政治下的社会现象。它可以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还可能做到“画地为牢”。在严刑之下的静默是社会的理想么?秦国在商鞅李斯的德政下完全可以做到。一切的极权也都可以做到。

      史称周公作“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唐诰”、“酒诰”、“梓材”;成王时又作“名诰”、“洛诰”,又作“多士”、“无佚”。伐淮夷时作“多方”。《史记·周本纪》。

       今天学者们基本上同意《尚书》不全是由汉人假造的,即便是假造,它们必有一些原始的底本。有一部分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等应出于周代假造底 本,因其口语内容基本上和周公的大诰等相同。《皋陶谟》中最为人称道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与其杀不幸,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甚至超过两千年后民国蒋介石剿共的手段,那不就太进步了么?它简直是战国时孟子一派理想主义儒家的口吻,连孔子和他的门徒都望尘莫及。至于《禹 贡》、《甘誓》、《五子之歌》皆标为《夏书》,特别是《五子之歌》中的民,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凛乎若索朽之驭六马”,六 马为周礼皇家之驭,夏礼竟先用上了!——这种以民为本、民不可犯的思想只有在战国时代尚有其可能,孔子曾经有过以失民心为最大的政治错误的说法。但说得这 么清楚的民本主义应还是孟子战国时代的理想中的“民”,它在各国,更在秦国受到践踏。且奴民、以严刑临民所收的经济效益甚佳;孔孟之道、尤其是孟子的民道 不行于世,正因为它们不济于当时君王急谋的功利。以它来作反对王朝的政治资本则可,以它来作为封建主义的王朝的政治社会结构则违反了皇族、贵族等权势人物 的基本利益。它和封建主义是矛盾的,是与孔子主义“君臣父子”不可并行的悖论。因此孔子主义只能为封建王朝所用而永不能行其道,果而行其道,则君臣父子之 排列与价值当改之而无疑。这是两千年自汉王朝封建实践的证明,是不可能有任何申辩余地的。“君臣父子”的理想政治必有“子父臣君”为社会的实践方可;然则 孔子主义不以民利为本明矣,以致终两千年之封建,不可能建立民主、民生、民权,不能取消阶级社会明矣。

      《尚书》为檄的说法并不是我们 发明的,我们不过较为明确地找到了《尚书》的本质而已。太史公就在《史记》中说过:“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虽不及三代之诰誓……”《史记·律书》。孙武的 军令状比作《尚书》,这也是太史公的、与众不同的天真。“军约”即“诰誓”,而诰、誓也好,军约也好,讨、檄也好,条、例也好,它们的模式是一律的。

      陈梦家在给《尚书》归类的工作中这么说:……因为古代王的命书书于简册,此等王命称之为命册、命书或书,所以古代王命之书亦称之为“书”。《尚书》的主要部分是此类命书。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38页。

      其实颜师古在注论及《尚书》时就写到:“刘向《别录》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了刘歆的《七略》,以为孔子纂《尚书》,“凡百篇而为之序”。同上,283页。

      “古代王命”、“诰誓号令”的性质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讨檄,一篇篇杀气腾腾的,如战争中对敌人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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