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的一些政治事实

  • 发布时间:2016-05-19 19:56 浏览:加载中
  •   公元前771年,西周为犬戎入寇,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晋、魏、秦、郑都去救周,太子宜臼东迁于洛邑,是为周平王(前770)。

      周朝如从武王大封诸侯算起,已是或已近于武王末年。这件大事是周公在武王授意之下做成的,那就到了前1116年。成康盛世全算在内约68年,到了周昭王,在位51年,《史记》已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昭王之子穆王即位时已经五十岁,《史记》说他在位五十五年,那么他不是一百零五岁才去世的吗?似乎不太可能。

      穆王之世,不可说中兴,但比起昭王来似乎强得多。《史记》说穆王时,“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周以至于复宁”。同上。内部事有了眉目便有“穆王将征犬戎”,同上。这一“复宁”的部分是严刑之下而生的:

      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其非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史记·周本纪》。

      《康诰》是成王封武王弟康叔,应出于周公之手,通篇就是说对于不从命之人如何用刑,而它是“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尚书·康诰》。,《召诰》也提出“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尚书·召诰》。

      《周书·吕刑》,孔颖达《疏》说是周穆王“训夏赎刑”而作。就是说穆王以为“刑”或“五刑”始于夏。实际上是“舜作五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尚书·舜典》。穆王不过是重新提出。孔颖达是怎么知道“训夏赎刑”的,也应该是孔门汉代的传说吧。《吕刑》中提到的四刑要比史公的详细得多,我们怀疑史公手上的资料是否另有出处,但二者同出一源: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勿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维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阅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罪之属千,剕罪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尚书·吕刑》并参考《史记·周本纪》。

      又说,“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史记·夏本纪》。《尚书·皋陶谟》就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而最早要算是《舜典》:“五刑有服。”

      成、康、昭、穆一共是一百二十三年。《史记》上没有成、康、昭之世详细的记载。我们以为,不是没有什么说的,而是史料不详而史公一言以统之。至于那些后代流传的“书”的内容,虽不都是后人的臆说或虚构,其史实是可疑的。但是到了穆王,他的关于五刑的疑、赦、刑罚,甚至于罚多少钱都详载了,可见穆王严法较为突出,也可能在那些钟鼎或甲骨文上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可惜史公并未注明出处。但祭公谋父的一段话却有很大的价值。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术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史记·周本纪》。

      穆王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周公的方法“怀德而畏威”。我们有理由相信,穆王的严刑、疑、赦等方面是重新将周公的刑、疑、赦提出,或许加以一定的修改,但原本按照周公的精神治国。这使我们从而怀疑周公建立的法以五刑为主,以及《尚书》中说到的五刑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他按照殷商的版本而推出的?周公制定刑法时手中肯定有殷商的刑法作为参考的,但殷商的刑法是什么呢?我们比较倾向于周公在建国伊始一切更新,一面封诸侯,制礼乐,全新的一套封建:为了以少数的周人征服殷朝的天下,在刑法上用的一定是周朝自己发明的严刑。周朝的政治手腕是西方人所说的“棒子和胡萝卜”,祭公谋父所说的“怀德而畏威”。中国历代君主不惜用严刑来使百姓就范,似乎周代中兴或欲中兴的诸王是不会犹豫去用的。

      历史上,人们认为孔子只留下《春秋》一部著作。孔子死后两百多年,孟子说起孔子著《春秋》:“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自己说起《春秋》:“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孟子·公孙丑下》。

      《春秋》首先是一部历史书。

      一般的人对于历史的看法,是根据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的文本,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春秋》也不例外。《春秋》以鲁隐公元年始,记的是鲁国王朝的事,以其为经,以他国为纬,也包括了周朝的史。奇怪的是以王道为主的孔子不以周史为经附以他国的史,似乎是有乖他的正统思想。汉朝就有人提出来,但未深究。后来的史家对这事也无从追究。所谓孔子写的鲁《春秋》,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许孔子不在周史官之位,不谋周史;但他也不是鲁史官呀!这种不写周正史的原因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吧。也可能孔子对于鲁史知之甚详,说起来最为清晰,最为亲切。但偏爱鲁史却不能不以他国史为纬,因为鲁史也是受到了他国史的影响,和他国史发生重要的关系,因此对于他国史的了解要求也是很高的。特别是在春秋的年代中,作者因为许多时候他国发生的事比鲁国的重要而写了他国的历史,鲁史只剩下某王某年的空壳。这种写法的本身是有问题的,就像今天有人写基督教史不以罗马天主教史为本而从德国路德教开始,或从俄罗斯东正教开始以其为经一般。当然这么写也是可能的,只要不忘正史为周史。东周虽弱,未为亡也;齐桓晋文为霸,尚尊周室故也。像孔子这样的人专写鲁史是可疑的。

      《春秋》史是帝王的史,将相为其附,今天读来,甚有遗憾。如果写鲁隐公元年一村庄的事,读者觉得更有意思,但读完以后有漫汗之觉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说起其地位,还是要叙述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帝王将相事虽无内实之感,尚能提纲挈领,有编年之益,可以将它认为最为简单扼要的一种尝试。定位之余才能及到政治形态影响社会大事,它们间接、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而一村庄人民生活和一定时代的文化和政治有不可分的关系,将它和时代连接起来才没有悬空的感觉。《春秋》始于鲁侯纪年是有一定苦衷的。另外一种看法干脆是《春秋》写的就是王室的流水账,不考虑什么历史的方法和意义,这就更当别论了。

      《春秋》用的是断史的方法,而从鲁隐公开始,断史的应用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过去的历史,它对本史的关系、影响一概不问,其原因或是去世已远,无可征信,或者是不作任何本史影响之推敲的猜测,这就使证明的工作为不必要,以杜绝挂一漏万之讥。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9》。这种历史的实证精神在那个时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孔子所说的“吾能言之”的“夏礼”,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口传,对于夏和“夏人殡于东阶”《史记·孔子世家》。等事知道得不多。因为夏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之间,去孔子已千有余年。在那草莽初创时代,它的礼所失或所演化已久,无法说起。孔子的“能言”不知指的是什么。杞则是周初封建的一个小国,作为纪念夏代、承继夏代的产品。孔子在杞地,或通过其他的方法追寻夏代遗迹都是“不足征”的。就算是殷朝,周前的五百年皇朝,也不能在它的后代代表宋国找到什么礼的迹象,周人灭殷以后,虽然是封了微子的后代于宋,但这不过是一种政治的表面文章以示承殷之天命,实际上对于殷朝的一切是尽力扑灭,唯恐不逮,哪里会将殷文化加以发扬?殷礼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只好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销匿,而五百多年后到了孔子,就更不足征了。没有文献——且不说周朝有意地消灭殷朝的文献。这种消灭前朝文化的行动或有意的、或因对其不理而自动消灭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不是什么不可追的远古国人的本领的问题。夏、殷文化的不足征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家,只有地下的器物,而孔子时代还未发明考古。

      《春秋》是实证的历史,一刀切断隐公前的历史道来。历史家为了在历史中寻求因果,不厌其详地回溯到古代,愈行愈远,愈行愈渺茫,以致不可避免地就极细微的事实作貌似逻辑的臆测。这种做法的错误虽然不能掩没其对于历史某些方面的贡献,但可以造成极大的偏见。比如说,古代历史家为了证明自己对某一历史的正确判断,一直要溯至开天辟地或人类进化之初,往往使人对其稚见失笑。人类虽然在任何时代都对上古史有一定的爱好和追求、个人的意见,但将这些无根据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事实则必有错误,为了防止这一错误,断史还是较合理的方法。

      孔子、儒家的一贯思想虽然总是和三皇五帝连在一起,但写起历史来却倾向于实证,这也是儒家实践中颇令人称奇的一个事实。儒家中像董仲舒式的将天人之变合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作为至理的毕竟为少数,还需要回到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名言上去,其去实证精神明矣。

      《春秋》是第一部中国的长篇历史著作,前后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前,孔子删订的《诗》是歌功颂德、卜筮祷神、战争的檄文、严峻的法律、少量的愁思情怀的诗歌。《书》和《易》的存在就更是问题。《春秋》是将周平王东迁后末年的政治、于周礼有关之政治大事连成至周敬王末年、鲁哀公十八年,言简意赅,完全根据史实一气呵成,它以中国封建人文为历史哲学的实证历史,在国际上也是较为突出的。小亚细亚地中海的早期巴比伦征言碑始于公元前4000年,索马利亚文字、诗歌的出现也早在公元前4000—3000年之间,以后的埃及文字、文艺也都在公元前2500—2000年先后出现,中国的甲骨文在殷朝才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文化的起飞应是周朝封建文化的建立。孔子的《春秋》虽较荷马史诗晚出,但其中的历史哲学却是人类第一部有系统的哲学,而且是以实证历史为本,走出了古人环绕神话、卜筮、个人感情、宗教书写,它是世界哲学的一件大事。

      人一直在解释历史,把它称为历史哲学吧。不管哲学是不是否定其解释的价值,不管人承认不承认,人就是这么个动物,唯一以历史解释历史的动物,因为生命要是有意义,或是生命的意义成为问题的时候,人的历史哲学就自然形成了,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哲学家,解释历史的努力是写《春秋》。

      春秋之始(前722),距平王东迁(前770)至洛邑后48年。平王东迁至洛邑后,觉得洛邑很好,有点喜出望外。平王是个逃难的君王,在犬戎的大军逼近下如丧家之犬,其尴尬的情状可想而知。他失去了一切。我们这里注意的是,平王丧失了西周一切的典籍、史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史家说起西周来一片黑暗,想来犬戎入了镐京,一如那时的惯例,抢掠、执民为奴、放火,也许还有强奸和屠杀。这也可以说明孔子为何入周问礼于老子:文献不足故也。

      平王在洛邑靠了西周以前的传统、声望和诸侯的容忍,惨淡经营五十年而去世,其声势已沦为春秋一个小国。他的军事、政治、经济已不起任何作用;天子一称已为虚衔,只是据了鼎而已。从西到东搬鼎,将周朝王权的象征迁移自然是最大的一件事,这就不免将一些史策留在后面了。一些有力量的诸侯都有觊觎周鼎之意,但由于彼此的挟持而各自检束,东周还是维持着诸侯争雄、各不相让、暂时无绝对霸主的局面。

      《春秋》记的是东周各国往来和诸侯的一些王朝大事,如卜筮、祭祀、狩猎、战争、天文、星辰、婚要,它遥远、模糊的模式是西周。对这些,当时的诸侯各国肯定是知道的;各国的史官也应对本国的大事有所记录。《春秋》的著作依据也就是鲁国太史的一些著作和资料的搜集,除非是牵涉到鲁王室的私事、不光彩的事需要隐瞒。我们以为鲁太史的一些原材料比《春秋》还要简单。

      中国的史家很早就提到“《春秋》笔法”,因为除了《左传》等在许多方面提醒读者,孔子说一件故事怎么说的,为何有的不说,不说就含有贬斥的意思外,我们还会遇到在同一件事比如杀人上,臣杀君就是弑,君杀臣就用诛。它的根据是周朝的礼法:杀人也有上下之分,不管什么理由。这就将一事实上划入了当代一定的历史哲学的范畴。大家都知道,范畴属认识论中的逻辑,逻辑无范畴不立,也就是说“《春秋》笔法”的范畴虽为封建范畴,一切历史的写作必有其特定范畴,舍此无史。在一个民主政治社会中,虽然“杀”字应用普遍,没有上下之分,但民主政治也有其范畴,如杀(to kill)与杀人(homicide),与屠杀(genocide)不同,前者无罪,后二者有罪,它们是民主法律范畴的规定。如民主制度中杀父(patricide)和杀人(homicide)同是“人”,人与父并无基本的分别,而在中国封建制度中则以杀父为弑父,弑父是要罪加一等的。民主制度用的是它本身的范畴,范畴是存在的。

      一切的范畴对于人,对于写史者都是无选择的,或选择之后依样画葫芦,正因为范畴是认识的必要,写史的必要。它貌似绝对,在历史中却是相对的绝对,因为政治形式在历史中虽然改变不多,但改变是有的。有时候它的改变绝大。以现代眼光看《春秋》,以为《春秋》的历史范畴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应用的范畴在后人看来也会是应予商榷的。

      《春秋》的“褒贬”在后代的人看来似乎以为是孔子奠定的,其实不然。《论语》中盛赞董狐,《左传》中说起董狐不畏权贵,写崔杼弑君坚持这一种封建范畴的写法就是,证明《春秋》笔法不是《春秋》独一的是很明显的。固然,为史官的要依《春秋》的范畴直书会得罪权贵,需要不少勇气。依封建范畴写历史不是孔子发明的,写历史说真话也不是唯《春秋》有之。把《春秋》作为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范畴的创作当以《公羊》为甚,这固然是和孔子复礼的精神一致,但它绝不是孔子之“作”。切勿忘记,如果《春秋》是孔子写的,孔子也必然是“述而不作”,他只不过是紧跟周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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