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周代礼乐文明中的诗酒精神与理性机制

  • 发布时间:2015-09-15 13:59 浏览:加载中

  •  
      关键词:礼乐文明 ;诗酒精神;理性机制
      作者简介:季雪冰(1980-),女,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6--02
      一、三代先民朴素的诗酒理性
      和古希腊神话中一开始就走向绝对自由和精神迷狂的狄奥尼索斯酒神不同,华夏先民在遥远的时代就自觉地形成了朴素的理性倾向。《战国策》记载了夏禹“绝旨酒疏仪狄”的故事:“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钦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夏禹不是不喜欢喝酒,而是更高的理智战胜了口腹之欲,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夏禹最终疏远了仪狄,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易经》释困卦为“九二,困于酒食”,释未济卦为“饮酒濡首,亦不节也”,都是凶险的征象,语句中也包含着对饮酒的警诚之意。随后的《五子之歌》、《胤征》、《伊训》和《微子》都延续了这种对酒谨慎和批判朴素理性。这种朴素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饮酒上,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见到它的影响,后世中华文明务实中庸不走极端的思想在远古时期就可以见到它的源头。
      然这种朴素的理性很快便被弥漫着巫神风习的夏商王朝用铺天盖地的美酒冲决。如果说嗜酒与巫神崇拜的风习为夏商时代的古人步入迷醉的虚幻之境以摆脱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一扇可以逃遁的天堂之门,那么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这种日趋极端的滥饮之风和对巫神的过度依赖最终将整个王朝基业送进了地狱。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初统治者特别是周公姬旦继承借鉴了夏商体制并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周人提倡“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不失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敬德保民”,人的力量和意志第一次超越了神权威,这就从根本理念上否定了殷人“宗天尚鬼”的神本传统。周公又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制礼作乐,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创制出基本上涵盖国家、社会和人生方方面面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礼乐配合显得文质彬彬,这种让后世儒家仰慕无限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尽善又尽美地展示了一个伟大成熟的文明所拥有的和谐与典雅。周公还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了宗法制社会,它虽然因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而屡遭后世学者诟病,但在当时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对于人类团结起来共同抗拒抵御各种灾难打击却不失为明智之举。这一切从根本上结束了巫神支配人类命运的时代,开启了张扬民本思潮的理性时代之大门。
      二、周公礼乐文明中的理性机制与诗酒礼仪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公发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禁酒的法律《酒诰》。《酒诰》的发布固然有殷商遗民继续酗酒滋事扰乱社会安定的因素在里边,但从更深的建设性角度来看,周公的《酒诰》意在建立一套以“德”为核心的民本意识形态进而彻底替换以神为本的夏商统治理念,建立一个受到理性控制的人类文明社会以替代时常冲破理性束缚因酒亡国的非理性社会。那么,由此而开始的酒禁意不在禁酒本身,而在于重新建立一套合乎新时代要求的饮酒规范。周人创造了“酒德”这个新概念。什么是酒德?简而言之,就是《酒诰》所归纳的“饮惟祀”(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彝酒”(不要经常饮酒,平常少饮酒,以节约粮食,只有在有病时才宜饮酒);“执群饮”(禁止民从聚众饮酒);“禁沉湎”(禁止饮酒过度)。接下来,周人便创制了一套关于酒的规范:《周礼》中专门设立了管理酒的职位“酒正、酒人、浆人”;《仪礼》则从“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几乎所有方面酒的饮用进行了详细的规范,比如饮酒礼仪的四步骤:拜(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祭(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啐(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卒爵(仰杯而尽)以及特殊的饮酒名称酬(主人要向客人敬酒)、酢(客人要回敬主人)、旅酬(客人之间相互敬酒)、行酒(依次向人敬酒);后世编写的《礼记》则不但对造酒提出了六点严格要求“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炙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 (月令篇),而且对酒和酒器的摆放也进行了说明“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望,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 (礼运篇)。为了防止人们醉酒,周人也设立了许多严格的规矩,《礼记乐记》中说道:“一献之礼,其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备酒祸也”,在繁冗的礼仪中,采取延长每喝一盅酒的时间来防止酒祸发生。为了强化酒德,周代曾专门设置一种叫“萍氏”的官职,督察提醒人们饮酒须谨慎有节制。就连饮酒器也常常警示人们节制饮酒,比如爵上有双柱,于饮酒不便(傅晔),意在劝人适可而止,不可醉酒,再如后世用来罚酒的斗制作人形,意在提醒酒友不要重蹈国君酗酒而亡国之后尘。
      单是对酒的规定在周代已经是无分巨细、具体明晰,更遑论其他礼乐制度了。难怪后世孔子对开创有周一代煌煌文明盛世的周公仰慕不已,甚至在梦中也要去追寻他的身影,孔子的一生都在梦想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如果说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明是对夏商周数代文化的总结、继承和创新的话,那么孔子则是期望用周公所开创的制度重新拯救这个陷于危亡战乱的民族。
      三、孔子的酒德观念与诗酒精神的演进
      在对待酒的态度上,孔子和周公更是不谋而合。孔子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周公式手握重权能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再加上他所处的更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孔子的身上比周公多了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色彩,在面对乱世乱象时也少了周公发布《酒诰》时的那种杀伐凌厉之气,因而在面对现实人生之时会流露出更多的人生关怀。孔子本人并不反对饮酒,甚至自己就有“海量”,人称“尧舜千钟,孔子百觚”。他关于酒的两句名言几乎成了后世评价“酒德”的重要标准,一句是“惟酒无量,不及乱”,另一句是“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将其与周公发布的《酒诰》作一比较,便可见出孔子酒德的人性光辉。周公《酒诰》是站在一个政治家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推行禁酒令的,而且这种酒的背后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威严和压抑。孔子的酒德观念虽然本质上与周公并无本质不同,但在立足点上已经站在了周公的对立面,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正是这种差异,使孔子本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具备了更加深厚的现实基础,也因而获得了更加坚韧的生命弹性。当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随着春秋战国的兵燹很快崩解之后,并不依靠强力意志推行自己主张的孔子终于在晚年停下了奔波的脚步开始编定六经,正是他晚年的这些努力将由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制度以更加生动的形式保存下来,甚至成为一个民族曾经辉煌的记忆与梦想。这种记忆和梦想保留在孔子编订的六艺经传中,也保留在他三千弟子心中,一旦未来需要时便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渗透进整个民族的文化血液中,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民族未来的精神气质和文明格局。
      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迅速土崩瓦解,但他所开启的民本理性大门却再也无法关闭。特别是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终于可以不再受到巫神的精神欺骗与天子维权的现实压抑,纷纷冲出大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间,中国文化一下子就进入一个百花争艳的时代,这是一个不需要美酒就可以沉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无论饮下多少美酒都无法沉醉的时代。无论饮酒与否,华夏民族的思想者们围绕现实人生的理性酒神精神论辩的大幕已经沿着孔子推进的个体生命体验之路缓缓开启。
      参考文献:
      1、刘向《战国策》[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2、《十三经注疏》 [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7月;
      3、张远芬主编《中国酒典》[M]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3月。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相关阅读: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