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元秘史下——元代朝野秘闻

  • 发布时间:2017-12-28 14:15 浏览:加载中
  •   元代朝野秘闻

      元代“诈马宴"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件大事,也就是用兵打仗、围猎和宴饮。大规模的战争正在江南进行,围猎则需要合适的季节,现在朝廷中的头等大事就是朝会后例行的宴饮了。

      出席宴会的人,都要身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衣服,称为“质孙服”(又译为“只孙服”),由皇帝颁赐给蒙古宗王、后妃、驸马、朝廷大臣和近侍卫士等人。没有质孙服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大宴。宫廷大宴,一般要进行三日,每日换一种颜色的衣服。这种大宴,被称为“质孙宴”;波斯语把“质孙”叫做“诈马”,所以又称为“诈马宴”。

      大宴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蒙古大臣高声诵读“大札撒”。“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颁布的法令,其中既有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有成吉思汗的训言。每个蒙古宗王都收藏一部大札撒,并且要熟悉它的内容,念念不忘“祖训”。

      在蒙古宫廷中,能够参加诈马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谁也不愿意因为不会喝酒而失去这大好的机会,所以在大宴前宣读祖训,只是警告人们不要由于酒醉而失态,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祖上创业的艰辛和对后代的期望。这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

      在大宴上饮用的,有葡萄酒、蜜酒、米酒、阿剌吉酒、黑马乳、舍儿别等。阿剌吉酒用葡萄酒、枣酒等好酒蒸馏而成,制作方法刚从西域传来不久,乃是中国烧酒的鼻祖。黑马乳就是马奶酒,用马奶发酵后搅拌而成,色清味美,是蒙古人极喜好的饮料。朝廷中专门有负责制作黑马乳的人,称为“哈剌赤”。蒙古人称黑为“哈剌”,故有此名。“舍儿别”是用水果或药物、香料配成的清凉饮料,可以解酒,制作方法也是从西域传入的。宫廷中掌制“舍儿别”的人,就叫做“舍儿别赤”。宴会上备有各种食品,而羊肉是必不可少的。每逢大宴,宰杀的羊要以千、万头计。

      宴饮时,皇帝和臣僚各有座次,不可越座乱动。旁边有乐工奏曲助兴,还有各种艺人献技,热闹非凡。

      大宴上用的各种器具,非常考究,最引人注意的是贮酒的大瓮,时人称为“酒海”。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制成的渎山大玉海,由整块黑玉雕成,高7O公分,直径1.35公尺,重约35OO公斤,放在万寿山上(现在依然陈列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的玉瓮亭内)。在大明殿上,还摆放着一架七宝灯漏。这架灯漏是顺德邢台人郭守敬设计制造的,高一丈七尺,以金为架,共分四层。灯漏上既有调节机内水流缓急的戏珠龙,又有代表日月星辰的四神和按时跳跃的龙虎乌龟。更为奇妙的是漏中装有十二个小偶人,各执子、丑、寅、卯等时辰牌子,每个时辰的初刻,木偶人执牌开门而出,面对御榻报时。灯漏下层四角,又各立一人,分掌钟、鼓、钲、铙,一刻鸣钟,二刻敲鼓,三刻响钲,四刻鸣铙。当然,在饮酒正酣的时候,人们都不太留意时间,因为大宴总是要到日暮点灯时才散。

      耶律楚材出任中书令

      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为了征服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扩大,他需要各种人才。这时,他打听到在他统治下的燕京城中,有个博学多艺的耶律楚材,便派专使前来礼聘,耶律楚材陷在燕京城中已经三年了,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除了礼佛参禅而外,无事可干,这时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不应轻易放过,便立即应召。

      从蒙古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年),成吉思汗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是对中亚的花剌子模用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耶律楚材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这一时期,耶律楚材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担任成吉思汗的必阇赤,掌管文书;二是在塔剌思城屯田。三是在司天台担任春官,用他的律历星卜等方技之术,为成吉思汗服务。

      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可以全都委托他。”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已经用自己的知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拖雷监国已经两年,决定召集宗亲推举大汗。当时,成吉思汗诸子皆从各自的驻地来到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拖雷宣布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承继大位。窝阔台则认为拖雷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所受训教较他人为多,大位应由拖雷继承。推来推去,会议开了四十天,也未作出决定。

      耶律楚材觉得会议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便对拖雷说:“推举大汗,是宗社的大事,应该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早作决定,以免发生争端。”拖雷说:“意见尚未统一,能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说:“过了明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还非常迷信,听了这话便决定在第四十一日举行登基大典。

      大典由耶律楚材拟订仪式。耶律楚材为了使会议开得威严庄重,让所有宗亲都能恭敬顺从,便事先对亲王察合台说:“你虽是大汗的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然是臣,臣下对君按照礼节应当跪拜。只要你带头拜,其他的人就莫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他说得有理,在正式的即位大典上,便率领皇族及臣僚帐下跪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后,察合台对耶律楚材说:“你真是社稷的功臣呵!”

      窝阔台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准备对那些没有按时前来朝拜的王公大臣处以死刑。耶律楚材知道后便对他说:“陛下新即位,应当力求安定,对犯错误的人,应当宽宥,否则矛盾放大,政局反而不稳。”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前不拥护他的人,后来都拥护他了,政权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耶律楚材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应兴应革的事太多了,耶律楚材选择了一些急需办理的,写了《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危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窝阔台汗看了疏以后认为所奏各事,皆可听从,唯有送礼一事难于禁绝,便对耶律楚材说:“如果是自愿馈赠的,可以不追究吧!”耶律楚材说:“这是蛀政害民的开头啊!哪能听任不管呢?”窝阔台汗说:“凡你所奏,我都依从了,你就不能依从我这一件吗?”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召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根据耶律楚材建议设置的十路课税使,送来了许多粮食布帛和金银,陈列在宫廷中,数量很多。窝阔台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呵!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做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耶律楚材为百姓而泣

      耶律楚材作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促使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法”,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要求,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也不是全都言听计从。有时耶律楚材发现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窝阔台汗不仅不体谅耶律楚材的好意,反而说什么:“你想要打架吗?你就知道为百姓哭鼻子!”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

      但耶律楚材对于蒙古立国中原,是很有贡献的,因而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万事草创,各种制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极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原来的某些制度和做法,很难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需要,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窝阔台汗是比较开明的,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窝阔台汗言听计从,制订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

      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习惯法,免难民、降俘之死,蒙古统治者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残暴的杀掠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加了抵抗者持续反抗的决心。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军将征河南,耶律楚材便请求不要残杀当地居民,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所需。窝阔台汗说:卿言是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次年春,大军南征,陕洛秦虢等州的人民纷纷逃往山林洞穴躲避。窝阔台汗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有些蒙古贵族反对这个诏令,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请求制旗数百面,发给逃民,让他们回到蒙古军控制的州郡去种田。据说,因此而活下来的逃民不可胜数。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大将速不台攻打金国的南京开封府,即将攻下时,派人向窝阔台汗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听说后忙向窝阔台汗说:“我军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所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如果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汗听了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制造弓矢甲仗、金玉器皿的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之家,都聚在这个城中,如果全都杀了,我们将一无所得,那这个仗就白打了。”窝阔台汗点头称是,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罪大不赦外,其余皆免罪不问。”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城中的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因此而免遭屠杀。从此以后蒙古对南宋用兵,攻取淮汉诸城,也都为此作为“定例”,不再“屠城”,只诛“首恶”。

      忽哥赤中毒身亡赛典赤临危受命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四年之后,都元帅宝合丁企图专横一方,竟与王府人员串通一气,在酒中下毒,要毒死忽哥赤。劝农官张立道闻讯后闯入王府,忽哥赤已经中毒,不能讲话,只是抓住张立道的手伸入自己口中,让张立道触摸自己满嘴的烂肉,说明自己是被害的。忽哥赤死后,张立道密结十三人,准备起而讨贼,并派人赴京城告变,不想事情败露,张立道等全被宝合丁逮捕入狱。

      张立道族兄张忠领义士劫获成功,救出立道北逃,至吐蕃境,遇见朝廷派来调查忽哥赤落难事件的御史大夫博罗欢,报告了前后详情,并与博罗欢一同南下。宝合丁听说朝廷来人,准备了重金礼品送来,希望来者敷衍了事,不要穷究案情。博罗欢因宝合丁握兵在外,拒收礼物可能激起兵变,暂时收下了礼品,麻痹宝合丁等,随即迅速赶到大理,将宝合丁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返回大都后,博罗欢将宝合丁所送礼品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中书省。

      忽必烈对博罗欢的机智果断十分赞赏,同时为物色合适人选前往云南重建统治秩序而犯难,最终他选定了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又名乌马儿,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赛典赤”是阿拉伯语Saiyid、Aja11二词的联读,Saiyid指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穆罕默德之婿)后人,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裔;Aja11的意思是“最至尊的”,这个称号大致相当于汉语的“贵族”。成吉思汗征中亚,赛典赤率千余人迎降,随从成吉思汗东来,成为“怯薛”成员。成吉思汗只称呼他为“赛典赤”,以示宠信。窝阔台至蒙哥汗时,赛典赤历任丰、净、云内三州都龙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燕京路总管等职,逐渐熟习中原文化,积累了适应于统治中原地区的丰富经验。

      忽必烈即位后,赛典赤仍然得到重用,历任燕京宣抚使、吏户礼三部尚书、大司农卿、中书省平章政事、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等职,无论在中央机构任职还是担任地方官职,都有突出政绩。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忽必烈命赛典赤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衔行省云南,总管云南政务。忽必烈对他说道:“云南是我亲自率军攻占的,由于用人失误,引起混乱,民心浮动,现在我想选择老成持重的大臣前去安抚人心,整顿吏治,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赛典赤没有辜负忽必烈的厚望。他很快前往云南,建省治于善阐(今云南昆明),并做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事。

      继忽哥赤之后,宗王脱忽鲁坐镇云南。赛典赤南来,有人挑拨离间,声称此举一定是来夺脱忽鲁之权,脱忽鲁乃调集军队,准备兵戎相见。赛典赤闻讯后,派其子纳速剌丁去见脱忽鲁,转达他的来意:“皇帝因为云南守臣不称职,导致诸部叛乱,特派我来安抚,并且告诫我入云南境后即要设法安定民心,我不敢专断此事,希望大王派遣一人来共同商议良策。”脱忽鲁派遣亲信二人至赛典赤处,探看虚实。纳速剌丁与他们混熟,以兄弟相称,这二人乃用儿子见父亲的礼节向赛典赤跪拜,并献上名马。赛典赤设宴款待二人,宴后又将忽必烈赐给他的金宝、饮器等赠给他们,二人大喜过望。赛典赤认为他们虽是王府亲信,但没有正式官爵,不便处理政务,请求脱忽鲁同意授与他们行省断事官之职,脱忽鲁疑云全消。行省与王府的关系协调一致了,当地政令基本上可由赛典赤掌握。

      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赛典赤请求改变云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隶属关系,以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由行省节度,改变各地原来按蒙古制度划分的万户、千户为路、府、州、县,选贤能者为令长。忽必烈同意赛典赤的改革措施。当年正月二十一日(2月7日),赛典赤把改定的各路名号报给朝廷,得到了批准。

      通过赛典赤等人的努力,加强了元廷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使云南的地方行政机构达到了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水平,结束了云南长期自立一方的历史。

      赛典赤治理云南,一方面提倡文治,不滥用武力压服当地各民族的首领人物,一方面尽量照顾到当地民俗,不强迫当地人移风易俗。他的作为,毕竟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朝廷命官不断前来,当地土吏认为升迁困难,颇有怨言。一些土吏跑到京城,向忽必烈奏报赛典赤有专僭行为。忽必烈用人不疑,认定赛典赤忧国爱民,一片公心,这帮人纯系捏造事实,诬陷良臣,乃命人将他们押回云南,交给赛典赤治罪。赛典赤为安定人心,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委以官职。这些人当然感恩戴德,从此竭力为他奔走效命。

      姚枢佐大政

      公元1259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他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开始重用姚枢、刘秉忠、许衡等一批汉臣,在全国大力推行汉法,并接受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按照汉法确立国家机构,制定官职制度。这年,忽必烈下令在全国设立十道宣抚使,一方面监督各诸侯,另一方面推行劝农政策。在各诸侯中,以严忠济最为强横难制,因此忽必烈特派姚枢为东平(今属山东)宣抚使。姚枢到达之后,先置劝农、检察二官吏,负责办理新政务和监督严忠济的军政机务。姚枢按照民户的财力人力,合理均摊赋税差役,罢除铁官职位,招抚农民安居务农,工商勤于经营,很快就使东平地方的行政得到整顿,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统二年(126O年),姚枢被任命为大司农。身为廷臣,他看到元朝朝廷上下的朝仪礼制十分混乱和落后,就向忽必烈进言整顿朝仪礼制。忽必烈有心仿效历代王朝君临天下的气派,建立统治秩序,便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诏姚枢“赴中书议事,谋定朝格”,并且命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到中书省从事制定朝仪礼制的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很快完成了制定工作。姚枢与中书丞相史天泽制定好的条文上奏忽必烈审阅,忽必烈大为满意。

      中统二年,李瘺在山东密谋发动叛乱。他秘密将其作为质子留住京城的儿子李彦简召回。忽必烈得到情报后,料定李瘺想谋叛,于是召问姚枢:“卿预料李瘺将采取什么行动?”

      姚枢答道:“按我看,李瘺面前有三条路,首先,他可能乘我大军北伐,后方兵力不多之机,出兵占据山东,进攻河北,据守居庸关,动摇汉地民心,这是上策;其次,他可能与宋联盟,固守自己的地盘,并多路出兵骚扰我边地,使我忙于奔救,此乃中策;最后,如果他出兵济南,等待各地诸侯应援,此为下策,必然成为瓮中之鳖。”

      忽必烈又问:“那么依你看李贼将出何策呢?”姚枢自信地答道:“必取下策”。这下忽必烈心里有了底,便从容地静待事态的发展。次年,李瘺果然兵进济南发动叛乱,号召各路诸侯应援,结果很快便被元朝大军剿灭。

      中统四年,姚枢被晋升为中书省左丞相。这时,他看出经过李瘺之乱以后,忽必烈对汉族地方军阀十分不信任。为了防止汉族地方军阀再次发生叛乱,也为了缓和元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使忽必烈不至于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其他汉族军阀,姚枢及时奏请忽必烈“罢世候”(即罢除诸候世袭)。这个计策正中忽必烈的下怀。就忽必烈的本心来说,他是很想这样做,关键问题是如何做更为妥当。恰在这时,以史天泽为首的一批地方军阀,以主动请求“释兵权”的方式向忽必烈表示谢罪和孝忠。忽必烈顺水推舟,剥夺了他们的实权,消除了分裂和叛乱的隐患,同时也使汉族地方军阀免遭覆灭,从而避免了内耗可能给元朝政治力量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元朝以蒙古人为首的政治联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至元十年(1273年),姚枢官拜昭文馆大学士,受命详定朝廷礼仪制度。同年,元军攻克襄阳,取得了征宋战争的一个战略性胜利。于是,忽必烈召文武大臣商议对南宋进行最后的征讨。

      姚枢上奏道:“如果任命征宋军统兵大将,非右丞相安童和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忽必烈也十分了解伯颜的才能,就任命他为征宋军统帅。至元十一年七月,领命南征的伯颜行前来向忽必烈辞行,忽必烈交给他一份敕书,命令他只诛杀抵抗者,余者一概禁止杀掠。并对伯颜说:“古往今来,善取江南者,仅曹彬一人。你如能不妄杀,便是又一个曹彬。”伯颜领旨出征,将皇帝的敕令传至全军。

      战争开始后,元军恩威并施,势如破竹,很快就渡过了长江。

      次年,征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南宋军民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元军对许多城市进攻都是经过血战才克服,因而元军的损失很重,再加上天气酷热,元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驻夏休整。

      姚枢了解到前方的战况后,就向忽必烈进言道:“去年伯颜出征,由于陛下下了‘不杀降(之诏,使伯颜渡江进展顺利,我军没多久,西起川蜀,东至海边,降城三十,得百姓三十万户。自古平定南方,没有如此神速。然而,自今年夏季至秋季,我军竟一城未降。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军官不顾国家大计,不体量陛下的仁厚之心,不执行陛下的怀柔政策,唯利是图,滥杀无辜所致。这样下去,所降城除四壁之外,一片废墟,土地虽广,没有百姓,国还有何用?我所说,在扬州、焦山、淮安等地战事中,宋人皆殊死斗争,我军虽获胜,却伤亡惨重。南宋既然不能作为蕃国而存生,那么临安未必肯轻易投降。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宋人并不是不怕死,而是由于担心我们宣诏的不杀降之令信用不坚,骗其投降后又遭杀掠”。

      忽必烈觉得姚枢分析得很对,就问:“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做呢?”

      姚枢回答说:“我认为,应立即派遣一名特使,专门辅佐伯颜宣布止杀令,有敢违者犯者必杀不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赏罚分明,恩信必行,圣上无须焦虑,军力不再浪费。”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重新下了杀降之诏,督促前方将帅严格按诏行事。元军统将伯颜、董文炳等都能很好地执行此令,使南宋临安顺利降附,千百万宋民幸免于难。

      许衡三辞隐

      中统元年(126O年),许衡北上任国子监祭酒。因与王文统意见不合,不久谢病辞职还乡,教授生徒。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召其至上都咨问政事,他上疏《时务五策》,强调北方游牧民族入中原汉地,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统治。至元六年(1269年)受诏与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和官制,使国家体制大体齐备。至元七年(127O年)受中书右丞。这时忽必烈急于财用,宠信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弹劾阿合马专政罔上,蠹国害民。忽必烈未听,许衡见势不利,称病辞职。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命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使主持教育。但由于权臣阿合马等掣肘,难有所作为,至元十年(1273年),又辞归乡里。

      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给忽必烈的上疏中指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他列举历史上北魏、辽、金进入中原后,改行汉法,“历年最多”。而其他不推行汉法的“皆乱亡相继”的先例,认定蒙古要统治全国,“非用汉法不可”,这好比“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然而蒙古权臣勋旧不愿变更旧制。他劝谏忽必烈不为流言所动,坚决革新政治,推行汉法。在许衡等儒臣劝说下,忽必烈提出“祖述变通”的统治纲领,在保留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实行汉法。

      许衡在上疏中说,上古之圣君尧舜,得贤相稷、契辅赞,“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王教以善民心。”由于重农重教,使道行、民富、兵强、人才盛、国势强。“而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殴游惰之人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嘱而督行之,十年以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在许衡等劝告下,忽必烈在做藩王时就认识到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继汗位建元后即下诏禁止占用农田为牧场和践踏农田,设劝农司,颁行《农桑辑要》,督促、指导农业生产。还召集逃亡者,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减免租赋,设置粮仓,赈济灾民,使元初农业得到恢复发展。

      许衡把重教与优农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他说此二者之行,则“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他在上疏中指出“自都邑而到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室以下到庶民之子弟,皆人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在许衡奉劝下,世祖下诏要求各地广立学校,培养人才,以备选用。

      许衡以《小学》、《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用“圣人之道”,程朱理学教育生徒,以“存天理,去人欲”,培养“贵为公相”或“甘为贫贱”的“志士仁人”。由于他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更易为人接受,从而有利于程朱理学的普及,对元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许衡是元代著名理学家,是唯一身居相位的“道学君子”。他辅佐元世祖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他对理学作了宽泛的阐释,普及推广了理学,使理学成为元朝的“官学”。他的治国思想和实践对蒙元适应历史发展趋势,加速封建化和巩固元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因其为官惠能清正,为教诲人不倦,故其去世后,家乡“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外,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卢世荣善理财

      卢世荣生活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畏兀儿人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元世祖召见,奏对称旨。又召中书省官员与卢世荣廷辩,不能胜卢世荣。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被罢,起用安童为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左丞。安童、卢世荣既居中书,为更好理财治国,又劝告元世祖对那些虽与阿合马有牵连,但善于规划钱谷,通才可用者,不应当做罪人而应给予擢用,使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撒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

      卢世荣执掌财政,当即奉旨整治钞法,提出并实施理财措施。

      整理钞法是卢世荣经国治世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主张一种钱、钞并行,反对专以纸币为流通工具的制度。他建议废除人民不得私自买卖金银的禁令,允许金银自由买卖,并发行铜币,减少社会对纸币需求的压力,从货币制度本身去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削弱通货膨胀的趋势。卢世荣不仅强调控制发钞,还努力采取各种财经措施,多方面地扩大财政收入,这也是对付通货膨胀的重要对策。他还主张发挥平准库和常平仓制度的作用,以稳定物价,这对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有帮助的。卢世荣能提出一套货币、财政和物价相互配合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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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