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城市制度与城市生活的变革

  • 发布时间:2017-09-11 23:32 浏览:加载中
  •   一 城市管理制度变革和城市地理分布的拓展

      1.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

      坊市分离的城市管理制度西周时已比较明确,从汉至唐都实行这一基本制度。唐代的城市管理实行坊市制度,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在管理制度上,城市设置规定的交易场所“市”,而“坊”是封闭的居住之所。市也是封闭的如1960年至1962年对长安西市的勘察发现,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四周有宽4米的围墙,中有宽16米的南北、东西向大道,各两条,将市区分为“井”字形。市内四面立邸,设220行。

      市内定点交易,定时开关,“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击鼔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市中设有专门的官吏,根据城市级别和规模而不同,较大的城市有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违法之事;市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州县市。中县户满三千以上及州附郭县,置市令一人、史二人,不满三千户,不置市官。市是商人逐利之所,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入市。在市中经营的商人各有商铺。“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

      坊是居民区,四周有坊墙,“非三品已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就是说,普通的居民居住在坊墙围闭之中,面街不能开门设窗,有街司廵检负责检查。坍毁的坊墙要及时维修,如贞元四年二月勅令“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大历八年七月勅令还说到,不仅坊墙如此,市墙也如此:“京城内诸坊、市门至秋成后宜令所由勾当修补。”市门定时开关,坊门也如此。入夜以后和五更以前,居民不得出入坊门。

      在这一制度下,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并无根本区别,都按里划分聚落,称都市的里为坊,称乡野的里为村。《旧唐书》卷48《食货上》记载:“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规定:“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总而言之,唐代城市管理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为目标,而置其经济功能于极其次要的地位。

      朱熹对唐宋两代城市管理有一比较:

      唐制尤有近古处,犹有条理可观。且如古者,王畿之内仿佛如井田规画,中间一圈便是宫殿,前圈中左宗庙、右社稷,其它百官府以次列居,是为前朝。后中圈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买卖,乃是官中为设一去处,令凡民之买卖者就其处,若今场务。然无游民杂处其间。更东西六圈以处六乡六遂之民。耕作则出就田中之庐,农功毕则入此室处。唐制颇放此,最有条理。城中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振城,坊、市门皆启。

      这样的城市生活是相对静止的。如朱熹注所引杜甫诗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亦见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来不可。”但朱熹是赞赏这种近于古制的管理制度的,他认为,这样的管理制度使“奸盗自无所容。盖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来皆可知”。而且如果“如那时措置得好,官街边都无闲杂买卖,污秽杂糅”。他特别举了武元衡被杀一事,说明此制度于治安管理方面的必要性:“如杀宰相武元衡于靖安里门外,分明载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贼乘暗害之。亦可见坊门不可胡乱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杀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这样静止的城市管理制度必然被打破。《唐会要》也说道:“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唐后期,不断重申“向街门户,悉令闭塞”,“夜市宜令禁断”。但是已经禁止不了了。因为这些需求不仅是普通百姓的,更不是奸盗之徒的,朝中大臣也莫不如此。如大臣刘晏上早朝,来不及吃早饭,在街边买胡饼,置于袖中,候朝之时,拿出享用,连称“美不可言”。

      而远离天子脚下的其他城市,如扬州,面街开店和夜市更已是公然盛行。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徐凝诗写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王建诗更写出了扬州夜市的繁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五代时,唐朝以社会控制为目标的城市管理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坊”墙已经被突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侵占官街和坊内空地新建房屋越来越多。对于扩建房屋只能做最低的限制了,那就是不妨碍基本的交通:“其诸坊巷道两边常须通得牛车,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这说明此时的“坊”已经不是唐朝时封闭的、外人不得轻易进入的居住空间,而是开放的城市通衢。坊门不过依据“已前街坊田地分,擘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只是地理标志,而已不再是封闭区域的惟一出入口了。

      与此同时,临街不得开门开窗的规定也消失了,人们不仅可以面街开户,而且可以临街开店。城市的房价根据是否面街而各有贵贱。宋代坊市制度已经全面瓦解,城市管理制度彻底变革。宋代肯定了夜市的合法,宋太祖时即宣布了不禁夜市。如杭州夜市“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夜市的店铺已是“大街小巷在在有之”。

      面街开店更是成为宋代城市的普遍现象。如北宋东京和南宋杭州,“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坊巷的开放,坊市的混一,展现了宋代城市管理以经济生活为主旋律的开放的特点,显示了宋朝的城市管理不再如唐代那样以政治管理和治安管理为最重要目的。

      在管理上,宋代以厢坊制取代了唐代以前的坊市制。州府城市一般实行以厢统坊的两级管理。如北宋开封有8厢120坊,南宋临安有7厢68坊,到南宋后期,杭州城内扩大为9厢。明州(庆元府)分为4厢51坊。

      厢管理治安和部分民政。以南宋杭州为例,城内厢的管理多见以武将分领,下设巡捕,维持厢的治安,以治安管理为主,城外则兼理民事的状况。治安管理以厢分设巡检,置铺若干,每一铺差军兵若干。厢的民事管理职权有限,但在赈济之时,却是统计赈恤人口的一个单位。

      治安管理和军事管理方面还设有隅,与厢平行。有学者提出宋代出现了以隅统坊的隅坊(巷)制。实际上宋代的“隅”主要还是军事性质,负责军事、治安和防火事务,而非行政性设置,与属于行政管理系统的坊并无统属关系。宋代的隅在城乡皆有设置。在乡村设置的隅也是以乡为单位的负责治安的军事性机构。

      各坊设有坊正,其下设有保头、队头。“保头管夫十名,队头管五十名,以本坊之殷实者为之。坊正一名,以本县合干人为之。凡保头、队头皆隶焉”。其职责主要是考核百姓物力,确定户等,赋役征收。但是,宋代的坊正是职役而非命官,不受俸禄而承担着赋税征收的责任,因而坊正是一个有风险的职务,若未能如数征收,后有所损失,则由坊正赔纳。熙丰时期,一度以甲头取代坊正,宋哲宗时又恢复了坊正的设置。

      多头管理导致“坊”事实上主要与赋役有关,而与行政管理和治安管理脱节,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坊与巷一样只表示人们的居住之处,而淡化了城市基层单位的特色。坊正的职役性质使坊并无一个稳定的控制和管理机构。民间更习惯于以巷称呼所居住的坊,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居住空间不断扩展和相互交融,使坊巷日益混同。如南宋临安坊号久废,多以巷称之:美俗坊被称为罗汉洞巷,紫云坊则称杨府巷,孝慈坊则称马家桥西巷,市西坊北俗呼菱椒巷,修义坊北俗呼卖马巷,富乐坊北俗呼虎跑泉巷,积善坊北俗呼下百戏巷,羲和坊俗呼官巷,修文坊北俗呼陶家巷,里仁坊北俗呼剪刀股巷,戒民坊俗呼中棚巷,定民坊俗呼宗学巷,安国坊俗呼砖街巷,等等。另如昆山县在宋孝宗时只存四坊,淳祐时县令尹泽建成三十二坊,仅逾二年,大半废去。这种现象在宋代地方志的记载中十分普遍。巷或以姓氏名,或以官署名,或以实业名,纪录一个社区的实况。

      这样,坊就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单位了,而更多的是赋税征收单位。因而坊名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标识地理,壮观市容,一个以虚名寓教化。正如《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所说“里有坊,坊有扁,所以识道里,视观瞻也”。《嘉泰吴兴志》卷2《坊巷》所说,重立坊名,“非惟征人”,也使“客子过是邦者得以知巷陌之名,阛阓通衢新题华表,璀璨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

      但更主要的还是教化意义。“巷名出于俚俗,或以寺观,或以名物,或以姓氏第为识别,多非驯雅,循习岁久,遂为通称”。因而,在宋代方志中可见因某人中状元而名其里为状元坊,因某人以孝道闻,而名其里为孝感坊或旌孝坊等等。另如《云间志》卷上《坊巷》载,华亭县立显善、劝义二坊名,“因邑人之孝义者特表之,以感化里俗”。这样的教化有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嘉定年间,湖州因地方官的表率,人们相率“各于其居请表坊名,务称守意”。这本身也说明坊不再表示管理单位。

      而这样脱离实际的命名并不起很大的作用。如宝祐间昆山县人曹椿年刲股疗母病,地方官名其里为孝感坊,但坊名不久就废去,匾额也只能收藏在曹椿年家中了。甚至有人拒绝以自己的名义立坊,如《中吴纪闻》卷6《蒋侍郎不肯立坊名》记载,蒋希鲁将致仕回乡,他的学生做地方官,表其第为难老坊,蒋希鲁不受,后改为灵芝坊。

      坊失去了作为管理单位的实际作用,有的地方则变为以“界”称所居乡贯,模糊了坊的概念。如《嘉泰吴兴志》卷2《坊巷》载:“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此处界统辖于厢,就是取代了原来坊的区划。“界”在湖州出现,主要原因是该地坊巷混同十分严重。常熟的情况也如此,因坊巷混同严重,而分界管理,城内分六界,界有四至,则显然是一个管理单位。

      宋代将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造籍管理,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宋代的坊郭户制不仅实行于州县城市,也实行于市镇。坊郭户按物力分为十等。户等的划分主要是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坊郭户主要经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生。官府对经营工商业的坊郭户编定团行,进行管理。《都城纪胜·诸行》认为行是官府为了科配而设:“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

      2.市镇的兴起

      唐代曾规定,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作为经济性的市镇,其发展受到限制,而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现象就是经济性市镇的大量兴起,市镇不仅在经济发展和市场网络中成为联系农村和中心城市的中间环节,而且从经济功能和管理方式上表现出城市的特点,使城市突破州县治所,在县以下广泛出现,扩大了城市的地理分布,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

      镇作为军事屯戍之地,北魏就已经出现,设置镇将,主要职责是军事防卫。早期的镇主要是军事性的设置。唐五代镇主要是军事性,军将之权重,“县官虽掌民事,束手委听而已。人至以长官为戏,置镇繁多。而每县又有镇者”。“唐至吴越县之镇戍多矣”。这样,镇的存在成为影响地方行政和经济运行的不利因素。宋朝收藩镇权,县之有兵者由知县带都监或监押,财赋则由参丞掌管,“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至于离县稍远者则有巡检寨”。亦即宋朝废除了大量军事性的镇,所存留的只有经济性市镇,军事则另设巡检负责。军镇逐步转化为市镇,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唐宋之间湖州地区镇的变化。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10《管镇》载,湖州唐代管镇24,至宋朝景德元年存16镇,熙丰年间止存6镇。其原因是军事性的镇消失,而其中一部分转化为经济性市镇。

      市镇的出现主要还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唐代已经出现,如唐代的彭州建德草市,贸易繁盛,“商旅赞货至者数万”,“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榆杨相接,桑麻渐繁”,于是“又置一镇,抽武士三十人而御之,亦立廨署,早暮廵警”。其功能主要是经济贸易。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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