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进步的过程

  • 发布时间:2017-09-11 23:09 浏览:加载中
  •   以上所讨论的,是赫尔德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支配下,赫尔德具体地探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与众不同的是,赫尔德对人类历史的考察是从太阳系的形成开始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在赫尔德看来,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史的合理延续,在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中,有着同样的普遍规律在发挥着作用,二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赫尔德很重视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诚然,赫尔德并不是一位绝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而且他还曾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过令人信服的批判。例如他曾指出,在一些经历过繁荣和衰落的国家里,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甚至完全没有变化。而在法国、英国、德国和瑞士,森林的种植和砍伐都未能使这些国家发生它们从凯撒和塔西佗时代起所发生的那种程度的变化。但赫尔德认为,个人乃至整个的民族毕竟是在一定的地点、时间和自然力的作用下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必然会多多少少给人们打上自己的烙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因此,赫尔德在分析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时,很重视研究它们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地球上的自然状况也必然会对人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之前,首先考察地球的自然状况,对赫尔德来说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了。《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开篇伊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类历史哲学要想算得上名副其实,就必须从天体开始。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的居住地,即地球,不是什么自因的东西,而是从天体的、充斥我们整个宇宙的力量获得它的特性、它的形态、它组织和维持各种创造物的能力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不是孤立地而是在它被置于其中的诸多世界的大合唱中考察它。”这样,地球的形成和构造,地球上的植物界和动物界的产生,最后,人类的起源,就构成了《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

      在严格的意义上,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哲学,它涉及更多的是大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自然史。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哲学视野的扩展和深入。维科因不满于格劳秀斯等人仅仅探讨文明社会的历史而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追溯人类野蛮时代的历史,赫尔德则更向前推进一步,把考察人类的自然起源作为自己的历史哲学的起点。也正是在这一考察中,赫尔德把康德在天体演化的学说中表述的发展思想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世界,进一步扩大了康德在旧形而上学的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恩格斯在评价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时指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赫尔德正是从康德的这一“起点”出发“继续进步”的哲学家。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德国宗教势力还相当强大的情况下,赫尔德的学说实际上动摇了上帝创造一切的教条。他把地球、地球上的生命乃至人类都看作是自然的产品,把人看作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由无机物到生命、由植物到动物、最后是人类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当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复述赫尔德在这一领域的思想,只能限于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关于生命的产生,赫尔德写道:“空气中的可燃物也许促成了砾石向石灰质土的转化,在这种石灰质土中,形成了最初的海洋生物,即贝壳类,因为在整个大自然中,质料显然早于有机的生命形式。”而从最简单的生命到人类的出现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在最初的植物有机体,例如苔藓,能够出现以前,一定先发生过水、气、光的各种各样的结合。在一种动物有机体形成以前,一定有许多植物产生又消亡了。即便就动物有机体来说,昆虫、鸟类、水中动物和夜行动物也先于更发达的陆上动物和昼行动物,直到最终在这一切之后出现了我们地球的有机组织的顶峰,即人、小宇宙。作为一切元素和本质的儿子,作为它们的最优选的总和,仿佛是地球上创造的精华,人无非是大自然的最后宠儿,为了造就和接受他,一定先发生过许多发展和变革。”赫尔德不仅把人的生理机制看作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且认为人的心理机制包括理性也是由动物发展而来的。在《论灵魂转世》这部著作中,赫尔德借书中人物费阿格之口说道:“我不以我的半兄弟——动物为耻,相反,在对动物的关系上我是一个非常拥护灵魂转世的人……动物的十分确定、坚强、有狡智和大有教益的性格制作出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光明的火花,于是人就形成了……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起源和动物在人类中复生。”从这种进化的观点出发,赫尔德勾勒出了世界发展的上升系列的大致轮廓:“从石头到晶体,从晶体到金属,从金属到植物的创造,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我们看到有机组织的形式在上升。借助这种形式,造物的力量和冲动也变得更多种多样了,并且最终全都结合在人的形态中,只要人的形态能够容纳它们。由于人,这个系列停滞不前了。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组织得更多样性和更精巧的造物超过了人;人显得是一种地球上的有机组织能被造就成的最高造物。”

      把人看作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创造物,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但由于该宗教同时信奉的原罪说,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肯定。随着时代的发展,正统神学对学术界的支配地位逐渐被泛神论、自然神论乃至无神论取代,上帝创世的学说也逐渐被学者们抛弃,“人是创世的中心和目的”也就逐渐演化为“人是自然的中心和目的”,这不仅为发展和进化的观点的出现洞开了门户,同时在哲学上也意味着或表现为康德式的内在目的论取代了传统基督教直至沃尔夫学说的外在目的论。而赫尔德的学说也正处在这一进程的转折点上。柯林武德对赫尔德的目的论作了以下解说:“赫尔德总的自然观是坦率的目的论的。他认为演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自然设计好准备着下一阶段的。并没有什么东西自身就是目的。但到了人类,这个过程就达到了顶峰,因为人的本身就是目的:人在他的理性的和道德的生活中,证明了他自身的存在是正当的。既然自然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性的生命,人性就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系而在不断发展着自身,而它的充分发展则有待于未来。”从柯林武德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赫尔德哲学与康德哲学的一致性。当然,康德对赫尔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们依然有理由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当康德于1790年在《判断力批判》中系统地论述他的目的论哲学并把文化的人视为自然的最终目的,把道德的人视为创造的终极目的时,熟悉《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并为该书写过两篇书评的他,是否受到了赫尔德的某种启发或影响?

      把人类作为大自然发展的最高目的,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把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同其他部分区分开来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区分?或者说,人类之发展为人类,其决定性的步骤是什么?赫尔德为此考察了人与最接近人的动物猩猩的区别。“猩猩在其内部和外部构造上都和人相似。它的脑具有我们的脑的形状,它有宽阔的胸部,平展的双肩,相似的面孔,构造相似的颅骨;心、肺、肝、脾、胃,内脏都和人一样。”不仅如此,猿类的思维能力已经逼近理性的边缘。它们善于摹仿,为此必须在大脑中有上千种感性观念的联结;它们具有人类的所有情感,甚至组成了社会,并且用棍棒之类武装起来与入侵之敌斗争。那么,这种与人类相似的造物究竟缺少了什么,以致它们不能成为人?赫尔德认为,问题既不在于语言,也不在于器官。“根据剖析,几乎所有的区别都好像取决于行走的分化。”直立行走最终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了。“人的直立行走唯有对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它确实是适宜于人这个族类的全部天职的机制,是人的与众不同的特性。”直立行走使人的大脑变得更适宜于理性思维;使人的感官变得更为精巧;使人的双手获得了解放,变得更适宜于创造性的工作,尤其是适宜于制作和使用工具;只是随着直立行走,才出现了真正的人类的语言;甚至自由、羞耻心、正义、真理、人道等观念也只是随着人的直立姿势才出现的。于是,赫尔德要求道:“让我们以感激的目光在这种神圣的艺术杰作、在这种恩赐面前停留一会吧!我们这个族类都是由于它才成为人类的。我们将满怀惊异地看到,在人类的直立姿势中开始出现怎样的新力量机制,以及人怎样仅仅由于它才成为人的。”

      显然,赫尔德这里所说的使人成之为人的新力量机制已不再纯粹是大自然的恩赐。在他看来,人是为社会而生的,人之为人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社会的人,或者说,在于他生活在社会之中。“如果我把人的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并且否认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链条,那么人的本性及其辉煌的历史对我来说就无法理解了;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仅通过自己本身成为人的。”因此,赫尔德所说的新力量机制乃是那些使人成为社会的人,或者说,把人们维系成一个社会的因素。

      首先引起赫尔德重视的社会因素是语言。在他看来,“人的形成的奇特手段就是语言”。“人们在地球上所思、所想、所做和将做的一切人性的东西,都取决于一种流动的气息,因为倘使不是这种神圣的气息向我们呵气并像一种魔音一般飘荡在我们的唇边,我们所有的人都还在森林中游荡。”语言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理性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是通过语言,人才获得了理性。”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必须借助语言来表达。“最生动的直观永远是隐晦的情感,直到灵魂寻找到一种标志并借助语词把它纳入记忆、回忆、理智,最后是人的理智、传统;一种没有语言的纯粹理性在尘世是一处乌有之乡。”对于语言和思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赫尔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一种流动的气息是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的唯一的,至少是最佳的手段,这是多么奇特啊!没有它与我们灵魂的所有同它如此不同的行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结合,这些行动就不会发生,我们的大脑的美妙配制就会是多余的,我们的本质的全部禀赋就会是不完备的。”其次,语言不仅是“理性的工具”,而且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不仅使一个个孤立的人构成了社会,使不同的民族构成了人类,而且还使不同时代的人们沟通起来。“唯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人性的,因为它把人的感情的大潮封锁在堤坝内,并通过语词赋予它合理性的特征。并不是安菲翁的琴建造了城市,也不是什么魔杖把荒野变成了花园。做这些的是语言,是它——人们的伟大助手。通过它,人们团结在一起,相互欢迎,缔结起爱的关联。它创立法律,把各个世代联结起来。只有通过它,在心灵的前后相继的形式中的一种人类历史才是可能的。直到今天我还看到荷马的英雄们,感受到奥西安的悲叹,尽管这些歌手唱的英雄们的魂灵早已从地球上消逝掉了。嘴巴的一种流动的气息使他们不朽,把他们的形象带到我的面前。已逝者的声音回荡在我耳中,我听到他们久已沉寂的思想。人们的精神之所谋,前代的智者之所思,倘若天意惠我的话,都只有通过语言才到达我这里。通过语言,我的思维着的灵魂与第一个,也许还和最后一个思维着的人的灵魂联系起来了。简言之,语言是我们的理性的品性,只是由于它,理性才获得了形象并传播开来。”

      当然,语言的产生和完善也有其自己的历史。从动物的嚎叫到人类的语言,从原始人类的简朴语言到今日的复杂语言,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青年时代,赫尔德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除了渗透其中的发展思想外,赫尔德关于语言和思维同步发展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由于有语言,各族人民才逐渐学习思维,而由于有思维,他们才逐渐学习说话。”这一思想成为他日后的历史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人们发现了事物的某种特征,并把它和某种发音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第一批把事物的某些具体属性记录下来的词,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越来越具有抽象性质的词。一旦人们踏上了用语词表述事物特征之路,同时也就踏上了科学和艺术之路。“由于语言,只是由于语言,感知、认可、回忆、占有,一个思想的链条才成为可能。于是,科学和艺术逐渐地诞生了,它们是作出描述的理性和有意的摹仿的女儿。”

      对于科学和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赫尔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生活一开始就不可缺少的东西。科学和艺术赋予人们以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巨大力量。人们借助科学和艺术获得对生活有用的和必需的东西,限制和消除有害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赫尔德仍然认为:“还有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即艺术和科学对人们的幸福有何贡献或者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了人们的幸福;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是与否来绝对地作出裁定的,因为这里和所有的问题一样,一切的关键在于对发明的使用。”当然,每一种科学与艺术的发明都能够节省人力,为人们带来福利。但同时,科学技术发展的任何一个新阶段都创造着新的社会条件,不满足这些需求,“人为的”人们就无法生活。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把人放置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使人软弱无力,使人的能力受到限制。更何况,一些发明的滥用还会给人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辩证地对待这个复杂的问题。赫尔德以火药的发明为例指出:“火药的发明者未曾想到,他的黑色粉末的火花给人类力量的政治王国和自然王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毁灭。他也很少能够看到,即使我们今天也几乎不敢猜测,在这一火药桶中,即在专制君主的可怕的王位上,为后世的另一种制度孕育着一颗善意的种子。因为暴风雨不是净化了空气吗?”不是孤立地而是在全部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中考察科学与艺术的作用,显示出赫尔德从卢梭的启迪出发又超越了卢梭的辩证思想。

      另一种引起赫尔德重视的社会因素是治权。赫尔德不同意启蒙运动流行的把人类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对立起来的观点,而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社会状态。”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出生并在该社会中接受教育。在任何形态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赫尔德称之为“治权”。他一共考察了三种治权。

      “第一等的自然治权”也就是完全产生自自然原因的家庭关系。赫尔德认为,诸如父亲、孩子、兄弟、姐妹、爱人、朋友、养育者等“是在任何初民社会状态中都存在的自然法纽带”。家庭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没有它,我们的社会就不能存在。因此,家庭关系这种自然治权也就“永远是最高的和最终的治权”。大自然也仅仅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引导到家庭治权的出现为止。“在这里,大自然完成了它的社会基础,而把在此基础之上建造更高的大厦的任务交给了人的理智或者需求。”

      “第二等的自然治权”是一种由选举产生的领袖形式。由于人们的共同活动需要领导,例如狩猎的部落需要首领,于是那些最能干、最公正的人就被选出来担当领袖工作。人们出于自由的选举并且为了共同的目的而服从他。赫尔德认为,这种自然治权存在于所有纯粹遵循需求、生活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之中的民族那里。

      “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自然的”治权,都服从于自然的法则,但“第三等”,即“世袭治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最聪明、最公正的人被选为裁决者,这是出自事物的本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儿子也具备适宜于担当此项职务的品质。因为聪明和公正并不能通过遗传获得。赫尔德质问道:“自然的法则在哪里终止了?或者说,世袭治权是在哪里开始的?”在这里,赫尔德反对启蒙运动的社会契约理论,而是认为这种“世袭治权”,即国家,产生自战争、暴力、侵占。在欧洲,由于各野蛮部落的侵入而出现了国家,这些野蛮部落的首领们瓜分了侵占的土地,把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变成了农奴。国家的更迭依然是借助于战争和革命。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乃至一些传说中的王朝的兴衰也都不例外。因此,任何国家都是与暴力、压迫相联系的。“暴力的征服支持着法的地位,而法只是在事后由于年代久远,或者如我们的政治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由于默契才成为法的。但是,默契在这种场合下无非就是强者取其所欲,弱者则予之,并忍受其无法改变的境况。”基于这种观点,赫尔德批判了康德的有关思想。他不无夸张地指责康德道:“对于人类历史哲学来说,这是一个虽然轻松但却邪恶的基本原则,即‘人是一种需要一个主人并把自己最终规定性的幸福寄托在主人身上或者主人的联合体上的动物’。让我们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需要一个主人的人是一种动物;一旦他成为人,他就不再需要任何真正的主人。’”赫尔德甚至认为,随着人们的理性发展,建立在强制力之上的国家终将会消亡:“一个邪恶的医生治愈他的病人,是为了让病人永远需要他;一个邪恶的监护人教育他的被监护人,是为了让他终生被监护;最好的统治者,是尽自己所能促使有朝一日统治者对人类全无用处的人;因为人之为人需要一个主人的说法是错误的、骗人的。只要人民还没有自己的理性,它就需要一个主人;它获得的理性越多,越是知道自己治理自己,治权就越是必须削弱或者最终消失。”赫尔德对第一等和第二等的自然治权的肯定以及对第三等即世袭治权的否定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倾向。

      最后受到赫尔德重视的社会因素是宗教,赫尔德把它与理性、人道并称为“人类生活的三位美惠女神”。在他看来,“宗教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神圣的传统”。即使那些最贫穷、最不开化的民族也有宗教的痕迹。没有宗教,乃是一个民族处于极端野蛮状态的证据。宗教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的结果。既然人的最杰出的天赋就是理智,那么理智的本性也就是在一切事物中探索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在不能发现这种联系的地方就猜测它。而我们在大自然的作品中又本来就认识不到最深层的原因,我们甚至不认识我们自己,不知道某种东西在我们身上是如何起作用的。这样,只要我们还坚持要把某种原因和某种结果联系起来,就不可避免地要编织出一种梦幻。“这就是哲学的进程,而第一种哲学和最后一种哲学都永远是宗教。”在赫尔德的心目中,哲学和宗教都是人们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宗教才给各民族带来了最初的文化和科学,甚至文化和科学最初无非是一种宗教传统罢了。在所有的野蛮民族中,它们的一点文化和科学至今还与宗教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在野蛮民族那里,还是在文明民族那里,艺术、诗歌、音乐、文字、天文、历法、医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无一不源自宗教。不仅如此,宗教还由于它所树立的神圣典型而具有陶冶人的性情的作用。“除了宗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如此使我们的形象和本性变得高贵,这无非是因为,它使我们的形象和本性回归到其最纯粹的规定。”

      在探讨了这些促使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化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人的诸种因素之后,赫尔德转入了对人类文化史的具体考察。在这里,赫尔德的历史主义基本原则得到了全面的贯彻。由于我们在前面已经集中讨论了这些基本原则,此处已无必要再亦步亦趋地跟着赫尔德考察它们的具体运用了。这里只想再指出赫尔德在这方面的两点突出贡献。一是,赫尔德特别强调抛弃文化史观点中的欧洲中心说,认为世界各族人民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文化和历史的进程提供了历史的证明,即人类产生于亚洲。”在亚洲可以发现最古老的人类文化的萌芽,即最古老的语言和文字。驯养动物也是开始于亚洲。“对动物的统治是走向文化的最初步骤之一,它在这一地区出现,超过了所有的历史革命。”赫尔德还谈到了埃及人的水利工程、天文学等,谈到了腓尼基人的字母创造、玻璃发明,谈到了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在保存和继承古代文化成就方面的贡献。他甚至认为,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欧洲文化的繁荣。在他看来,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关键在于承认各民族文化所独具的特色。“如果我们以欧洲文化的概念为基础,那么文化也就只存在于欧洲了。”相反,如果我们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所看到的就无非是“一种导向任一形式的人类幸福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传统”了。赫尔德的另一突出贡献在于,即使对于欧洲的文化,他也能够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予以客观而又具体的分析。对于古代希腊的神话、艺术、科学、哲学,赫尔德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他反对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神的恩赐或者突然产生的东西,而是结合当时当地的气候、国家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具体地探讨了它们的产生、繁荣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中世纪的问题上,赫尔德的历史主义态度表现得更为鲜明。他既反对一些启蒙学者把中世纪看作一种退步,看作社会发展中的反常的中断的观点,也没有像某些后来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把中世纪理想化,而是把它看作人类文化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的环节。他谈到了基督教会对文化的限制和禁锢,但也没有回避教会在保存和发展文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和宗教关系密切的建筑艺术和一些实用艺术在中世纪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城市、同业行会、大学等也都和教会的庇护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指南针、望远镜、火药、纸和印刷术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明或者传入欧洲的。它们对欧洲近代的文化繁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欧洲近代的文化正是在中世纪的母腹中孕育成熟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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