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 发布时间:2017-09-11 23:08 浏览:加载中
  •   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出发,从传统与有机力的交互作用出发,赫尔德在更高的层次上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特征。同时,这也使他能够从新的角度出发把各时代、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看作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从而提出了构成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核心内容的个性原则和移情原则。

      深受启蒙运动世界主义影响的赫尔德,坚信人类的统一性。在他看来,“地球上的人类只能是同一个物种”,“人的本性永远保持为同一种本性”。但另一方面,“适当的多样性是造物主的塑造艺术的规律”。在历史上,各民族、各时代创造了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文化。因此,如果像启蒙运动那样仅仅停留在对普遍的共同人性的抽象把握上,是无法正确地理解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的。只有从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出发,在多样性之中把握统一性,才能真正地把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理解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赫尔德更为注重的是,把握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所独具的个性。如同前文已谈到的那样,在赫尔德看来,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性是由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时代和民族特性决定的。在谈到各民族的神话时,赫尔德又指出:“每一个民族的表象方式都有深刻的特色,因为这是它特有的、与其风土关系密切的、从其生活方式产生的、由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外人看来惊讶万分的,它却认为可以极清晰地把握;外人觉得可笑的,它却对此异常认真。”赫尔德曾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人们的身体结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由此对其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甚至认为,如果希腊人位于中国,而中国人位于希腊的话,希腊和中国的历史将不会采取它们实际采取的路线。但是,赫尔德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在影响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性的诸因素中,赫尔德认为一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和参与的文化传统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教育的决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赫尔德这里,地理环境和传统都参与了一个民族特性的形成,而民族特性又反过来影响着该民族对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反应方式。正是在这种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个个民族、一个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特色。

      各民族、各时代的各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否则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不成其为链条;但反过来说,这些相对独立的环节又是相互联结、共属于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整体的,否则它们也就不成其为链条的环节。正像一条河流永远是水、永远是河流一样,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无论多么不同,依然属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整体。在这种意义上,历史自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认这一点,就谈不上发展和进步。但是,赫尔德反对那种把过去的民族、过去的时代看作是为后来的某个民族、后来的某个时代做准备的,是后来者的手段的目的论哲学,而是明确肯定了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个体价值和自在价值。在这一点上,赫尔德和他过去的老师康德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针对康德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一文中的思想,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一书的第二部分中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说:“上帝的所有作品都具有这种特性,即它们虽然都属于一个极为庞大的整体,但每一个也都自成为一个整体,并在自身具有它的规定的神性。植物和动物是这样,难道人及其规定会是别的样子吗?难道数千人都只是为了一个人,所有过去的世代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个世代,最终所有个人都只是为了类,即为了一个抽象名字的图像而产生的吗?全知者并不这样做;他并不虚构一个抽象的幻梦;他爱他的子女中的每一个,并且充满了慈父般的情感,好像这一造物是他的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他的所有手段都是目的,他的所有目的都是无限者在其中完满地启示自己的更高目的的手段。”在这些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哲学对赫尔德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赫尔德对其老师康德的严厉批判。赫尔德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各种各样的力在具体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一个具体结果,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标准,都是人类历史的整体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人类历史就像是一棵生机勃勃的树,就像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他必须经历不同的年龄,所有这些都处在明显的进步中!一种前后相继地处于连续性之中的追求。在每一个年龄之间都有表面上的停滞、革命和变革!但尽管如此,每一个年龄的幸福的中心都在它自身当中!青年人并不比天真无邪的、心满意足的儿童更幸福,安宁的老人也并不比雄心勃勃的成年人更不幸。”同样,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幸福核心,正像每一个球体都有自己的重心一样。更何况,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完善性,它很可能是后人只能仿效却永远无法超越的。赫尔德在谈到古希腊的艺术时指出:“如果可以要求人们具有完善性的话,那么,每一个最完善的作品都是它那个品种中的一个最高者;在它之后只可能有仿效或者企望超越它的不成功的追求。在荷马歌唱过之后,就他那个类型来说不可想象有第二个荷马;荷马摘取了史诗的桂冠,谁要是追随他,就不得不满足于只博取几片树叶。因此,希腊悲剧诗人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他们坐在荷马的餐桌旁,但却给自己的时代准备了另一道菜。就连他们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悲剧的对象已经耗竭,只能由这些最伟大的诗人的后继者们加以变化,即以一种蹩脚的方式再现,因为希腊戏剧的较好的、极美的形式已经随着那些样板出现过了。无论道德如何高尚,欧里庇得斯再也达不到索福克勒斯那样的水平了,更不用说在其艺术的本质上超过他了,聪明的阿里斯托芬就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对于希腊艺术的所有类型,以及在所有的民族中,情况都是如此;希腊人早在他们的辉煌时代就认识到了这一自然规律,他们并不企图用一种更高的东西来超越一种最高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鉴赏力如此准确无误,使他们的发展如此丰富多彩。”赫尔德认为,这是一条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律,它不仅适用于人类的一切事务,也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历史和文化。

      对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价值的肯定也必然带来历史考察角度的变革。赫尔德坚决反对当时启蒙运动所流行的那种非历史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往往喜欢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或标准强加给过去了的时代,其结果不是把那个时代贬得一无是处,就是对它过于推崇和粉饰。甚至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曾起过重要推动作用、对赫尔德的思想形成有过重大影响的艺术史家文克耳曼也不免受到赫尔德的批评。在赫尔德看来,“古代艺术史的最佳撰写者文克耳曼明显是仅仅按照希腊的标准对埃及的艺术作品作出评判,因而对它们的讨论虽然在否定方面很成功,但却很少是根据它们自己的本性和方式,以至在这一重要章节中,几乎他的每一个命题都表现出明显的片面和偏见”。赫尔德尖锐地指出:“从古埃及的背景和人类精神的青年时代中挑出埃及人的个别美德,然后用不同时代的标准加以评价,这是何等地愚蠢!即使希腊人对埃及人的评判可能极其错误,即便东方人可能恨埃及人,但以我之见,我们头一个念头应当是设身处地地看待埃及人。否则,我们就会看到——尤其在用欧洲人的观点时——一幅极度歪曲的讽刺画。”按照赫尔德的观点,不存在适应于人类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抽象的统一标准,必须从当时的存在条件出发去体验和感受过去的时代,才能真正地把握它们并对它们作出评价。为此,赫尔德力主摈弃启蒙运动的单纯理性原则,提倡在历史研究中注入情感、感受等非理性因素。他写道:“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和行动的词句,要思索它们丰富的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这些愿望和行动。否则,人们读到的就只是词句而已。”这就是被历史主义奉为圭臬的“移情原则”。它要求人们,不能简单地从抽象的原则和一己的标准出发给以往的历史现象贴标签,而是要具体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传统,设身处地地体验当事人的感受、思想、愿望,才能真正地揭示历史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真实面目。移情原则的提出,为科学的历史观的出现洞开了门户。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把“浪漫主义”作为“科学历史学的滥觞”这一编的第一节,把赫尔德看作是第一个以浪漫主义带来的新历史态度对待过去的思想家,是很有见地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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