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明园的故事:历史上圆明园的那些灾难与耻辱(2)

  • 发布时间:2017-06-11 11:19 浏览:加载中


  •   我私下里甚至认为:曹雪芹是以圆明园为原型而臆造出大观园。贾府的繁荣期,如同乾隆盛世。(而家道衰落,荣国府被查抄,似乎无形中预兆了若干年后的火烧圆明园?)曹雪芹当年就住在香山脚下(卧佛寺一侧有其故居),抬头低头,皆可望见圆明园。

      当然,圆明园可比大观园要阔绰多了。或者说,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跟圆明园相比,顿时显得小家子气。

      惟一的相同之处在于结局:梦终究是要碎的。梦碎之后剩下的,只有荒凉与冷清。

      圆明园布满了梦的碎片。

      圆明园:一个没有风景的风景区。

      我又联想到雨果了。他是法兰西的曹雪芹。《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红楼梦》——或者说是他的“大观园”。而曹雪芹呢,则是中国的雨果,大观园是他的“巴黎圣母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贾宝玉即钟楼怪人夸西莫多——只不过一美一丑,但骨子里是一样的。贾宝玉爱林黛玉。夸西莫多爱艾丝梅娜达。他们各有自己爱情的庄园。

      ——这些,都是圆明园的题外话。

      这些,都是我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意识流。

      我认识一位搞美术的法国留学生,他来北京的第二天,即背上画夹去圆明园了。从日出转悠到日落,没找到什么可供写生的景物,感到有点失望。他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大水法、方外观之类颇感兴趣,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欧洲触目即是;况且,圆明园内造的这些西洋景,并不正宗,显然是非专业人士草率设计的。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群出现在东方土地上的“四不像”,非鹿非马,杂种而已。

      他的看法本身没错。西洋景的总设计师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郎世宁为乾隆皇帝“打工”,有宫廷画家之称,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情节为乾隆和子女在圆明园中欢度春节)待诸多作品,他的绘画顶多属于“业余”水平。至于在建筑设计方面,更是“半吊子”了。给他当助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圆明园西洋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属于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张萍、柴火两位,对此颇有研究:“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整个建筑群由中国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务,历时十四年(1745——1759年)完成,可谓慢工出细活;加上材料本身无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弥补了设计思路的僵化与做作。譬如海晏堂,“为安餐欧洲喷泉机械设备而起造,是圆明园中最宏伟壮观的西式建筑。主要立面西向,两层11开间,中间设门,门外平台左右布置弧形石阶及扶手墙,可沿石阶下达地面水池。池两侧将西方贯用的裸体人物雕像改为铜铸十二生肖属相,代表十二时辰,每隔一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依次喷水。”这喷泉居然带有报时之钟的性质,更有趣的,是以十二生肖属相取代裸体人物雕塑——可算作有中国特色的西洋建筑。莫非中国皇帝怕有伤风化?又如黄化阵(别有菊花迷宫或万花阵之称),系我国惟一的仿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看来乾隆威严的龙颜,掩饰不住一颗童心,居然跟嫔妃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黄花阵1989年修复,我还去钻过呢(跟打地道战似的),颇动了些脑筋,才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坑道里迷失。待我终于走到头了,下意识地抬头,只看见亭子里空荡荡的,皇帝早就消失了。这么说,我只能自己奖赏自己了?

      圆明园好玩的西洋景还有很多,远瀛观、谐奇趣、蓄水楼、线法山呀什么的,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况且,例举了也没用。因为大多数都只剩下摇摇欲坠的残局。连皇帝都不在了,谁还有耐心,陪你下这盘永远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风。风在乱石断墙间迂回,百无聊赖地信手摆弄着这个“烂摊子”。摆弄来,摆弄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以改变尴尬的局面。

      正是在这凌乱的棋盘上,大清帝国,输了。在自己的家底子,全陪光了。隔着起伏的山峦、浩瀚的海洋,它输给了彼岸的对手。圆明园,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贪玩的乾隆,若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百年后的耻辱,他老人家,还有心思跟宫女们打打闹闹吗?当他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强悍的君主,而西洋的科技发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时,大清帝国就输定了。或者说,注定会死得很惨的。康熙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学及近代天文学原理,曾忧心忡忡,意识到东方的道高一尺而西方的魔高一丈:“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可乾隆一点也没继承其祖父的忧患意识,对“夷人之技”很瞧不起。他惟一引进的只是西洋的建筑艺术,在圆明园内盖了占地一百多亩的西洋楼,只不过是过了开开洋荤、闹着玩而已。他花高价进口了一批花哨的西洋自鸣钟,作为宫廷的摆设,却对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之类不屑一顾。他根本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固执地认定大清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拱卫于周围的皆是些弱小的藩国。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居京的“老外”(传教士)全部召集到圆明园,劝他们改信儒学。双方展开了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毫无结果。乾隆认为这些外国“傻帽”是执迷不悟。“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了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艺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的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中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张宏杰语)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驾驭着先进的炮舰访华:“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此时恰逢乾隆八十二岁大寿,宴会上的满汉全席自然使英国人大开眼界,而他们远渡重洋携带来的各类“土特产”,无形中成了给老寿星的生日礼物:除了工业机械、天文仪器之外,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乃至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等实物。英国使国甚至还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卫队,想表演一番现代炮兵的装备与队列,供中国皇帝检阅。乾隆却不稀罕听西洋的礼炮声,觉得不会比鞭炮爆竹之类更能烘托喜庆的气氛。挥挥手,让太监们将这些怪模怪样的枪炮原封不动地运进圆明园的仓库并且傲慢地评价:“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他只是浏览了一遍英国使团递交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及冗长的礼品单,告诉手下:“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英国使团在乾隆眼中,仿佛一支远道而来的马戏团,靠耍一些洋把戏,来嘘弄看客。而且乾隆并不以为这些异域的杂技与魔术有什么新鲜,有多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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