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贤奉行的处世交际

  • 发布时间:2017-03-22 00:16 浏览:加载中
  •   不偏不倚,用于民,均衡情理,事不强成,这是中庸的智慧,也是做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态度决定行动,信念决定方向,看准了就应去做,但积极不是极端,物极则必反,如极左或极右,都会造成人生的失误,带来终身的遗憾。

      1.执其两端,物极必反

      “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即所谓“执两用中”的“中”。因此,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而是寻求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庸之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鉴于这种情况,古代儒家又找了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

      “权”的思想出现得较早,据《吕刑》记载:“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意思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如此可见,“权”的思想早在儒家之前就存在;而且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思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正如《论语·子张》中所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总而言之,“中庸”就是以人的内在为要求,特别是以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的“致中和”和“合内外之道”。

      “中庸”看上去很平常,不会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即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它是在平常普通中显出“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中庸”所展示的是一种合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中国式人生非凡大智慧。

      荀子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见,要做到“中”,并不像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渝。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就是“中立不倚”。

      其实,“中庸”思想早在尧舜时期就已有之。如尧的“允执厥中”,舜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但将其发扬光大,则是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后来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庸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庸之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所以,孔子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就一语道破了执行“中庸”的个中三昧。

      作为一种智慧哲学思想,“中庸”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合宜,以达到“和”的效果;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庸之道”,保持平衡,不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彰显“中庸之道”的现代价值和理性精神,应该成为一种时代的召唤和义务。

      2.中和之道,和而不同

      “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应该是对“中庸”比较准确的解释,那么,“中庸”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实行中道,不走极端。

      孔子在《论语·先进》里说:“过犹不及”,他不赞成或左或右的偏激行为,而是主张中立而不倚,提倡“中道”。什么是“中道”呢?孔子认为,“中道”就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乃是儒家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原则。有人把“中庸之道”理解成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其实是不对的。不讲原则,四面讨好,自私伪善,孔子称之为“乡原”,《论语·阳货》中说:“乡原,德之贼也。”孔子对之深恶痛绝。

      孔子所讲的“过犹不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小过”和“小不及”,不离仁义之道的大方向而在性情和行为上小有偏失;另一种是“反中庸”的不仁不义,胡作妄为,这种不遵守社会规则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第二,稳健行事,执两用中。

      《论语》提出“允执其中”、“叩其两端”,《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两端”是指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正面和反面的意见。执两用中的原则,要求主事者要多听赞成的和批评的意见,然后全面考察,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主张加以实行。从思维方法上说,这是考察事物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后加以统一;从认识论上说,这是集思广益后作出科学的判断;从实践行为上说,这是照顾各群体的实际利益后有所妥协,在异中求同,以便达成一致,实现合作。如果说“中庸之道”是一种折衷主义,那也是一种积极论调的折衷主义。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妥协策略。

      第三,符合人道,合情合理。

      按宋代理学大师二程的说法,“中庸”即是用中之常道,它的最大特色是人情与道理的协调,符合多数人的健康正常生活需要。孟子说:“仲尼不为己甚者”,所谓“甚”就是不合于情理。人性之中有三大要素:情欲、德性、理智,德性是调节情欲与理智的杠杆。情欲强而理智弱则流于放荡,理智强而情欲弱则失于冷酷。一个健康的人性,如果达到了情与理的平衡,他所做的事情便会合情合理,他的行为就会被多数人所接受。

      第四,宽容包纳,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与“和为贵”的思想相结合,便是“中和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从人性论角度讲的。人的本性是淳朴的,并无偏失;而后天的性情则有中节与不中节之分,所谓中节,就是符合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则,能与社会人群和谐相处。淳朴人性是天下之大本,和谐原则是天下之达道,离开“中和之道”,便会使人性沦丧,天下大乱。实行“中和之道”的关键便是使人的行为符合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互爱互信,互尊互谅,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则天下太平。事实上,“和而不同”体现的就是“中和之道”的精神。

      3.调节人际,彰显智慧

      “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所表述的调节人际关系、彰显人们内心品质和智慧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主要内容。

      “五达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五达道”主要就是指运用“中庸之道”来调节这五种人际关系的方法。通过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三达德”,就是指智、仁、勇这三种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关系。那么,智、仁、勇靠什么来培植呢?靠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在这里,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他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国家达到太平和合境界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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