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赌博花会介绍:“无人不道看花回”

  • 发布时间:2015-11-18 20:14 浏览:加载中

  • 打字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是唐人刘禹锡的《赠看花诸君子》诗,它辛辣地讽刺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后弹冠相庆的朝廷新贵们。如果用它的前两句来形容清朝后期粤、闽、江、浙和上海、天津等地“花会”赌博的盛况,也是十分贴切的。

      “花会”又称“字花”、“打花会”。最初产生于浙江黄岩一带,时当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以后,花会传到福建、广东地区,以后又北传至上海、天津、北京以至内地,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偏僻如四川的一个小县眉山,还有它的踪迹存在。

      花会属于彩票类赌博,在晚清中国的各种彩票赌博之中,它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对社会的毒害最剧烈的一种。

      花会的赌法很简单,它设出三十六种可能性,也就是分为三十六门,每次预先定下其中一门为中彩之门,参赌者如果押中了,可以得到相当于自己赌注三十倍的赌彩,如若没有押中,则赌注全归设赌者所有。

       花会的三十六门名号,各地并不相同。最初的浙江黄岩花会就只有三十四门,即三十四个古人名,每位古人画一幅主轴并署上名号,以便到开封时公布。由于赌客 中文盲很多,对这三十四位人名不易区别记忆,而且这些赌客又大多为牌九的赌客,所以又在每幅人像的左下角配缀一只牌九图案以便区别,如天牌配徐元贵(徐元 贵),地牌配陈吉品(陈吉品77)等等。牌九又称为“花牌”,因此这项赌博便被称为“花会”。这就是它得名的由来。

      花会传入广州以 后,其规矩有所改变,并为以后的上海、天津等地因循依照。首先是将古人名增加到三十七名,并为了招徕广大中下层妇女参赌,去除了她们不熟悉的牌九图案,而 改配容易识别和记忆的动物图案,具体如下:观音(鲤鱼精)、陈吉品(绵羊精)、陈人生(白鹅精)、张元吉(鹿精)、张火官(鸡精)、李汉云(牛精)、郑天 龙(石精)、周青云(鹤精)、罗只得(硋犬精)、田伏桑(花犬精)、宋正顺(猪精)、黄坤山(虎精)、徐元贵(虾精)、林太平(飞龙精)、陈攀桂(螺丝 精)、陈日山(鸭精)、张三槐(白猴精)、张万金(蛇精)、李日宝(龟精)、郑必得(鼠精)、吴占魁(白鳌精)、赵天申(金猫精)、双合同(白鸽精)、朱 光明(马精)、刘井利(鳖精)、林良玉(蝴蝶精)、陈逢春(喜鹊精)、陈安士(狐狸精)、张九官(犬精)、张合海(虾蟆精)、李明珠(蛤蜊精)、苏青元 (鳖鱼精)、马上超(飞燕精)、方茂林(蜂犬精)、龙江祠(蜈蚣精)、王志高(蚯蚓精)、翁有利(象精)。

      在这三十七人之中,观音被尊为花会会首,永远不开。所以实际上是三十六门。上述名号在上海、天津等地也不尽相同。而僻在内地的四川,花会名号就全用各种花卉的名称,如牡丹、蔷薇、木槿、荼蘼等等,这与花会的名称就更为相符了。

       早期的浙江花会办法比较简单,花会老板每日早上将一幅卷轴包裹好后当众缚于屋中梁上,参赌者便开始自认一古人名并注上钱数,投入一个木柜之中。到了开注 之时,老板当众从梁上将画轴解开、下展,然后打开投注的木柜,按参赌者所押的名号吃进或赔出赌注。很明显,那时的花会规模和影响都不大,不过是一个赌场的 范围。

      花会传到广东、福建等地后,开始受到官府的注意并加以禁止,但规模仍扩大得很快。因此赌场往往设在荒僻人迹罕至之地。赌场仅有 矮屋数间,但前面必有一处极宽敞的广场,以容纳数十里范围内前来参赌的人们。每日朝夕,场内寂静无人。至上午押注和开注之时,赌客纷至沓来,广场上千头攒 动、人声鼎沸,加之穿梭其中的叫卖小贩和那些仅仅为了看热闹而来的人们,俨然成为一处通衢闹市。这时的花会规模确实扩大了许多,但参赌者仍然必须亲自前来 押注,总归不太方便,特别是那些“恪守妇道”,足不出户的良家妇女,也不愿前往荒僻野外,因此从范围上还是有所限制的。

      清朝光绪末年,花会传到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之后,规模很快扩大,并形成了一整套组织系统和“服务网络”,参赌者的范围也扩展到最大限度,从而达到它的高潮。下面以上海花会作为典型,即可见其大略。

       上海的花会组织又称为“筒”,老板称为“筒主”。每日两次当堂开彩(又叫“开筒”)的地方就是它的总部,也叫“大筒”,它的工作人员由护筒、开筒、核 算、写票、收洋、着洋、巡风、更夫、稽察和决定赌博胜负的“老师父”组成,人数有时多达百人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父”,他的惟一职责是决定每日早晚 两场各开三十六门中的哪一门,这将决定每个赌客的命运。

      花会“大筒”有堂屋大厅,其上有小楼阁,楼阁地板中间开一一尺见方的小洞,跟 堂屋相通。小楼阁自洞中挂下一箱,叫“彩筒”,每日早晚各开一次。“彩筒”之中所封为何门由“老师父”决定,他独居小楼之中,每日不到第二次开筒不得下 来,也不得与任何人接触。每日上午,他在三十六门中提出四门,称为“门将”或“把筒”,当众宣布。然后在余下的三十二门之中任选一门装入“彩筒”,封固、 签字、插花、披花,自小孔悬挂而出,这就是供赌客猜押的“号筒”。第一次开筒之后,再选一门装入彩筒。每日开筒的时间是早上四点和晚上十点。

      能在“大筒”直接押注并参与“开筒”的人只是那些富商大贾和社会上各种“有身份”的人物。大量中下层的参赌人员只能在遍布上海各个角落的几十处“听筒”押注。“听筒”是“大筒”的“分筒”之意,它自己不能决定开彩,专听大筒所开彩以定输赢,所以叫做“听筒”。

       为了招徕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不便或者无法分身到“大筒”或各处“听筒”押注的妇女参赌,花会赌局利用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充当中间牵线人或说 客,他们挨家挨户收取赌注,并在开彩后将胜者的赌彩送到本人手中,这种人称为“航船”或“跑风”。“航船”有男女之别,“男航船”专跑商号、铺子,拉那些 伙计、小商小贩及小手艺人参赌。“女航船”则专门出入一般人家的内宅,花言巧语引诱宅中女眷、女佣、女厨、丫头等人出资入赌。“航船”没有固定工资,他们 的报酬是每拉一个赌客,可得到该赌客所下赌注的十分之一,叫做“九扣入筒”。如果赌客中彩,则可在所得的赌彩中分得三十分之一。花会赌资不限,小至一分, 多到几百上千银元均可参赌,而且押中后赔率特别高,加上航船们的“服务上门”,足不出户便可参赌,对妇女们有特别的吸引力。故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下 至贩夫走卒、儿童妇媪,许多人都被吸引其中。花会在当时被称为“家常赌”或“抄家赌”,其意也就是它的参赌人员非常广泛,吸引力非常大,使人倾家荡产也不 思悔改。事实上,在上海赌花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跑马、跑狗和其他赌博的人数。其为害之烈可以想见。

      参加花会赌博的主要是中下层百姓, 其中尤以妇女居多,占半数以上。当时的妇女一般不出家门,而又不甘闺中寂寞,押注一赌既可给其单调的生活增添色彩,如能侥幸中彩更是乐趣倍增。而爱贪小便 宜又是这些小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奶妈、女佣以至小丫头的通病,加上有人入宅服务,所以多半踊跃参赌。在中国古往今来为数众多的赌博形式之中,以妇女赌客 为主的仅有此类,花会可以说是妇女的赌博。

      押花会中彩,本来纯粹是“撞运气”的事,偶然性非常大。旧社会那些狂热而又愚昧的赌徒便将 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启示上。做梦是所谓神灵启迪的最常见表现,因而当时许多赌徒常常将梦中见的事物加以牵强附会,如梦见动物,则该物所代表的相应古人(如绵 羊代表陈吉品、喜鹊代表陈逢春等),便是第二天应押注的花名。有时梦见自己的亲友,则亲友的生肖亦可附会对应的古人,凡此种种,都成了神灵启示。为了祈求 这些启示,当时那些沉溺于打花会的愚昧妇女之中流行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开始是到荒郊野外向古墓前的石人石兽跪拜,后来竟然演化为在旷地野冢、乱葬坟冈 中通宵野宿,而且不能有家人陪伴,以示心诚而祈求神灵托梦,称为“祈梦”。因此,常常发生被恶徒奸污甚至杀身的事件。这种荒唐的现象,说明迷信和赌博相结 合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也说明了愚昧和贪婪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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