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学诚的故事与评价——由考据向今文转变的航标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57 浏览:加载中
  • 章学诚

    第一节


      “红豆向春种,黄檗向春生。薄雾隐三星,有心不分明。”这是乾嘉学派极盛期时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所作的一首《读曲歌》。

      读曲歌,是六朝时期延宕而下的一种吴地清商曲辞,不辅管弦,清口低唱,意在排遣幽怨,诉说哀伤。齐武帝到钟山凭吊香消玉殒的何美人,从臣朱硕仙在墓前幽幽唱起的,就是“读曲歌”。

      作为惠栋、戴震之后的学术巨擘,钱大昕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将乾嘉汉学推至顶峰,备受时人推崇与景仰。钱大昕的此首《读曲歌》,明显是写向惠栋的,婉转之中深有抱怨。

      这就让人奇怪了!

      惠栋,学者称其为红豆先生。而承绪红豆先生吴学,将之发扬光大,并蔚然风靡天下的学术巨匠钱大昕,怎么不是像王维那样,春风满面地吟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是用隐晦而伤感的曲调,对一向欣赏的惠栋吴学,感觉“薄雾隐三星”,甚至神情哀婉地诉说“有心不分明”呢?

      先回到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之中。

      十九世纪之交,以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学者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他们埋首故纸,潜心书斋,孜孜不倦地考研古籍,校正经史、纠订舛误,辨别名物,厘定读音,拾遗补阙。在辑佚、校勘的基础上,乾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他们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除儒家十三经外,还遍及先秦诸子及汉代以后至宋朝的各种古籍。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让遮罩着重重迷雾的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典籍得以廓清,第一次以空前真切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乾嘉学术全面走向鼎盛,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在“考训古物,实事求是”的劲风鼓荡之下,读书人几乎全部究心于典籍支离琐屑的考训,在故纸堆中俯仰上下,穷其一生,乃至重新出现了西汉末年的章句之儒那等可笑行为——为注释一条经典,不惜用煌煌几十万言。

      如此为学,严重背离了清学开山之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学术沦落为“为学术而学术”。

      更为严重的是,惠栋治学主信汉人经说,“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这就造成了经学独盛、史学冷落的学术严重偏向局面。陈寅恪在论及此时这一学术怪相时说:“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快,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

      而这,正是钱大昕的忧心困惑之所在。

      作为乾嘉历史考据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却绝非是只知繁琐考据而思想苍白的学者,他说:“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这其实已经表白了他对时学的不满,而在呼应“清初三大家”了。

      正像开创了物理学全新领域的牛顿,晚年时突然令人惊诧地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却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撰写以神学为题材的著作。当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他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概念。

      一个自然科学大师何以忽然醉心于上帝?原因很简单,就在于牛顿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里:“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孩子,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我却全然没有发现。”

      当一个人在某个学术领域探究愈深,钻研愈密,攀爬越高,领略越多,他的困惑与迷惘也就越多,他会愈发敬畏学术海洋的永无穷尽与深不可测,进而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深感渺小,甚至认为不值一提。

      在牛顿,就表现为尊崇神学,将渺不可知的自然奥秘认定为是神的主宰力量所致。

      在钱大昕,就会表现为对所尊敬的惠栋的考据之学产生质疑,乃至“薄雾隐三星,有心不分明”。

      这就是他写这首哀怨的《读曲歌》的原因。

    第二节


      惠栋之后,虽然经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史学开始与经学并重,得以并驾齐驱,但史学理论的确立,“六经皆史”思想的铸成,以及对时人趋之若鹜的考据学的全面反思,将经学纳入史学研究范畴……诸如此类的学术廓清工作,却要等另一位学者到来,由他完成。

      他,就是章学诚。

      在考据学几乎垄断了整个学术界,人人以继承许、郑自许而埋首经学考据之时,章学诚独辟蹊径,高树一帜,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建立起了通达的历史哲学。在这个领域,他是世界历史哲学第一人。

      更为重要的是,自章学诚之后,清学由考据学实现了向今文经学的转身,并直接影响了龚自珍、魏源等一大批晚清思想家。

      这就是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序言中所说的:“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其大胆为朝廷改制者,则始于包氏之说储。时文网尚密,故书未刊布。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所倡导的正是通经致用,施之政事。这与公羊今文学派所言之意相通,因此,他的思想对晚清学界的影响实属深宏。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这样评价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在(乾嘉学术)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任公又说:“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他再次无比服膺地论道:“章学诚,可以说截止至现在,只有他配说集史学之大成的人。”

    第三节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府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

      从王阳明、刘宗周到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一脉相承的浙东学派,向来以史学为看家本事,有清一代的史学界伟大人物,大多籍贯浙东。此时,再走出一位章学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与上述诸位浙籍学人不同的是,幼时的章学诚天资平庸,而且体弱多病。在这一点上,他和明代大儒陈献章倒很相似,叶黄枝疏,小树歪歪,整年在药气氤氲中,“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章氏遗书》)。

      与陈献章的“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的过人记忆禀赋完全不同,章学诚天资鲁顽,自幼便不善于记诵。虽然他过早就表现出讨厌举业,倾心于史学的为学倾向。

      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信中,章学诚回忆道:“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而且“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甚至刚刚十几岁,即着手取材《左传》、《国语》,准备将之改编为一本纪传体史书《东周书》,后来被“馆师所觉,呵责中废”。但此时的他,文化根基还极为轻浅,文字运用能力也很差,甚至“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如此的他,屡屡止步于场屋,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公元一七六〇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顺天府乡试,未举。次年再考,仍名落孙山。之后,他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因不善记诵,成绩常居末流,为此时常受到同学们的讥讽与嘲笑。

      一个讥笑骆驼背上长有驼峰的驴子,不会知道正是那两处貌似丑陋而愚蠢的驼峰给骆驼储存着能量和水源,让它可以耐力十足地行进于黄沙漫漫的瀚海之中。

      章学诚读书虽不善记诵,但却有个十分鲜明的长处,即往往能在阅读中“生出特见”,在寻常的字里行间,生发出自己的异群之见。

      而这,正是古往今来很多一流学问家最可宝贵的为学先天禀赋。

      姚明长得人高马大,当然适合打篮球;李宁生得短小精悍,此生固然无缘NBA,但却正是体操场上最佳的运动员身量。根据自己特殊的资质,章学诚量体裁衣,创出了一条与当时学风完全不同的治学途径——不走一意务博、贪奇嗜琐的考据之路,而是发挥自己理论思维的长处,走有自我创见的学术之路。

      他在《文史通义》中这样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他认为,流行的考据之学,“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这些其实更像是一个学者的“功力”,而不是学问本身,“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

      为此,章学诚决定独树一帜,起而振衰,“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于是,他绕开熙熙攘攘、万人奔竞的学术潮流,独自专心研治举世不为的文史、校雠理论,“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喊出“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的口号,走上了一个人的浩浩荡荡之路。

      他要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独断之学之路。

      当一个人在早年即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条漫无涯际的艰难学术之路,那么几乎可以断定,他这一生将告别富贵安逸,无缘钟鸣鼎食,始终与困苦潦倒为伴,毕生与青灯寒窗为伍,步入清贫窘迫、籍籍无名的穷蹇人生。

      事实上,章学诚真的用其一生的脚步证明了上述推断:他四处奔波,寄人篱下,不置产业,终身未仕,一直充任卑微的幕僚,间或靠讲学于书院,或为他人编书修志,来维系自己清苦的治学不辍的生活。

      他将人生的所有快乐都建立在了治学之上,因而外在的物质生活就退避三舍,世俗世界的名利享乐,就与他全然无关。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他,却时时洋溢出一个学人的单纯幸福。他可以这样充满自得,也充满快乐地说:“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

      闻之令人心酸!

    第四节


      打量章学诚的人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一生都在卑微中不停地供他人驱使,也正是在这无休止的卑微劳作中,他先是以超凡的智慧和毅力,为罗马教皇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后来又以卓越的才能为美第奇家族的圣罗伦佐陵墓创作了著名的《昼》、《夜》、《晨》、《暮》人体四雕像,最后为教皇绘制了不朽的《末日的审判》。

      大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烦恼、贫穷、劳碌始终困扰着我,我在穷困中挣扎,我在忧患中孤独。”

      这话用来说章学诚,也很贴切。

      公元一七六五年,章学诚第三次参考顺天府乡试,再次落第后,他投拜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

      朱筠,字竹君,后来他曾向乾隆上疏一份奏折,对《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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