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大昕故事与评价——独栖旧枝发新花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55 浏览:加载中
  • 钱大昕

    第一节


      在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乾嘉学术天空中,有一个人最为耀眼。

      他以中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的形象,广泛涉猎于经、史、子、集、算、校勘、金石、考据、音韵等等学术领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

      他治学之广、建树之高、创见之深,闻名遐迩,饮誉海内,被同时代众多著名学者,如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公推为“一代儒宗”。

      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其学识精深,学术渊博,一生著述宏富,确立了其在学术界的至尊地位,如同孔子所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他就是钱大昕。

      作为乾嘉学派中坚的段玉裁,对钱大昕推崇备至地夸赞道:“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氏、里居、官爵、事实、年龄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稗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进而深为服膺地说:“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王国维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巨匠有三人,国初之学创于顾炎武,乾嘉之学则创于戴震、钱大昕:“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在治学上深受钱大昕影响的陈垣,深获陈寅恪赞许,认为陈垣是接承钱大昕的第一人,他的论调是:“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而陈垣本人对钱大昕更为推崇备至:“《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面对如此大师,我们自然不能绕他而过。打量他,其实就是在瞻仰乾嘉学术的珠穆朗玛。

      钱大昕,字晓征、及之,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人。生于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卒于嘉庆九年,公元一八〇四年。

      他出生在一个累世寒士的塾师世家,父祖皆以教书为业。其祖父钱王炯,精通小学,著有《字学海珠》、《星命琐言》。其父钱桂发,“好读先正举业文,耻流俗腐滥之习”,著有《方壶吟稿》。

      钱大昕为学,就发蒙自祖父与父亲。

      刚满周岁时,望孙成龙的祖父便教他识字;五岁时,亲授他以经书;稍暇,即开始向钱大昕讲论前代故事,如是者十年。十岁后,钱王炯被延请至他人之家设馆授徒,钱大昕则牵着爷爷的衣襟一同前往受业。

      初学八股文章,他便因在训诂、音韵方面的才能,已经颇能通其大意。据说,钱大昕三岁能诵堂上联语,五岁接触经书后,过目成诵,十岁就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八股文,十五岁时即开始研究并考论马瑞临的《文献通考》,乡里称之为神童。爷爷钱王炯为此喜出望外地说:“此子所造,必远过于我,虽入许、郑之室,无难也!”

      其实,爷爷还是低估了孙子,因为小钱所抵达的学术高度,远非老钱一句“必远过于我”可以限量。

      面对少年聪慧、颖悟特达的钱大昕,欣喜莫名的爷爷,明显感觉以自己的鸽子之能已经不配再充任这只雏鹰的教练。此后三年,同样在他人之家担任私塾先生的父亲钱桂发,则将儿子带在自己身边,晨夕督课,亲自教授。

      其时,举国盛行着一种学风,习举业者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圭臬,摈弃习诗,认为作诗不仅妨碍制义,而且有害于“道”。原因是二程早就提出过“作文害道”,认为文辞之艺“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缺”,认定文学为无用赘言,搞诗词文学者甚至形同于戏子俳优,“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朱熹延续此论调,不但认为“杜诗最多误字”,甚至还认为像韩愈这样的大儒所写的文辞,也是“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他认为“文”是学之一事,而且无关紧要,所以强调“道”,而鄙薄“文”。

      但钱桂发不以为然,他因个人爱好,很喜欢教儿子钱大昕作诗。

      难能可贵的是,为开阔儿子阅读视野,增加其阅读量,穷困的乡村教师钱桂发同志,不惜屡屡举债为儿子大量购书,供其畅游书海,广读博览。

      多年之后,当钱大昕以一首文采飞扬的赋让乾隆龙心大悦,并因此召试通籍,钱桂发有理由为自己早年在教育儿子问题上的“先见之明”而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那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的钱桂发,看着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的儿子,也与其父钱王炯一样,感受到了自己的池小难蓄龙,这是一个老师的尴尬,却是一个父亲的惊喜。

      于是,十五岁的钱大昕被送到县城读书,跟随嘉定知名学者曹桂发学习。

      同年夏天,在应嘉定县童子试中,钱大昕脱颖而出,中为秀才。当钱大昕的试卷被时任江苏学政的内阁学士刘藻看过之后,这位曾被雍正帝特录入博学鸿词科,且圣眷隆沃地特御赐姓名的大学者,对眼前这个十五岁的娃娃报以激赏:“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

      先来说说王鸣盛。王鸣盛长钱大昕六岁,字凤喈,号礼堂,与钱大昕同窗,也为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以一甲二名进士,被授编修,擢侍讲学士,撰有史学巨著《十七史商榷》,后来也成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站在今天的学术此岸,回望有清一代的学术之河,惠栋、戴震之后,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在整个乾嘉学术阵营里,以王鸣盛与钱大昕二人在史学考据方面最为突出。

      而称赞钱大昕、王鸣盛的刘藻,此时双脚站定,面对的却是遥不可知的未来彼岸。而且,其视线所触摸的,还只是两个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少年,太不易了。

      端的一副好眼力!

      比刘藻眼光更为老辣,也更为精准的,是王鸣盛的父亲,王尔达先生。

      作为同窗好友,在王鸣盛的热情相邀下,寄读的钱大昕在课余自然会常常走入王宅。王家在嘉定县城属于望族,家境殷实,富甲一方。当王尔达看到钱大昕的文章时,不但没有轻视这个来自乡下的穷小子,反而对钱大昕极为欣赏,他冲破世俗藩篱,摈弃门第观念,慨然决定将爱女许配给钱大昕。

      除了王鸣盛及其父王尔达,王家人对这位出身寒酸、其貌不扬的女婿,集体所持的态度则是不屑,甚至是鄙夷。因钱大昕体瘦骨削,王家人不无讥嘲地称他为“碧鹳雀”。

      “碧鹳雀”是唐人裴宽的绰号。裴宽任润卅参军时,有人送鹿肉给他,知道裴宽不收,悄悄放下肉就走。裴宽无处退礼,便把鹿肉埋在后花园里。刺史韦诜知道此事后,非常叹服,聘裴宽为按察判官,并将自己的女儿许以为妻。《新唐书?裴宽传》载:“诜引为按察判官,许妻以女。归语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帏其族使观之。宽时衣碧,瘠而长,既入,族人皆笑,呼为碧鹳雀。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宽。”

      钱大昕被王家人集体耻笑的重要原因是,王鸣盛在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乡试中举,而且被选拔进声名卓著的紫阳书院学习,钱大昕却接连两次在乡试中败北,始终没有跨过举人这道门槛,这难免让王家人疑心王尔达的眼光。

      王尔达笑而不答,他知道这只年轻的碧鹳雀将来能飞多高,走多远。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这是王岳丈胸有定算的期待。

      犹太人中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一流的科学家,原因是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知识比金钱宝贵,学问比权杖尊荣,他们宁愿搭上所有的家财将女儿嫁给一个学者,也不愿让女儿嫁入金碧辉煌的王宫。

      面对一株参天白杨的幼苗,王尔达深深懂得,此时你给它一掊水的滋润,它就会在后天给你一个郁郁葱葱的惊喜。

    第二节


      不是为了继承家传之业,而是纯系出于养家之需,当然还有一个已婚男人的自立和自尊,钱大昕开始在一个顾姓人家设馆授徒。其子钱东壁、钱东塾后来记道:“馆纪王庙顾氏,其家藏书颇富,府君一一遍观,遂斐然有述作意,读书所得,著为札记。府君殚心经学,自此始。”

      顾家藏书甚多,这也许是令钱大昕来这里担任塾师的最大吸引力。白天的课堂上,讲《尔雅》,说《论语》,为的是实现生活上的自养自足。夜晚一灯如豆下,览经研史,批阅经典,搜求珍本孤册,为的是丰厚、充实自己的知识架构。

      正是在顾家晨夕披览,博涉众籍,他通读了《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阅读视野,并且确立了志向,“始有尚论千古之志”。此时,他已经能够据《晋书》对苏轼所作的《贾梁道诗》来考其错误,而且还根据李延寿的《南北史钞》,撰著出《南北史隽》。

      “两岸绿阴微雨后,半帘花韵试茶初。”正如他所写的这句诗中表达的意境,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年轻的乡村教师钱大昕,经过早期幼承家学,后由曹师调教,又资以顾氏藏书博览畅读,已悄悄展示出他的学术能量与为学方向。

      但奠定其一生为学根基,成为他求学治学路上至为关键一步的,则是二十二岁时的他步入紫阳书院。

      苏州紫阳书院,是一所闻名遐迩的书院,创建于康熙时期。本以讲求心性之学为归旨,雍正三年重修后,与此时的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学风转为稽古考文之学。惠栋就曾主讲于该书院,以考据之学教授生徒,使得这里成为乾嘉汉学的学术中心与人才培养基地,极负盛名。

      紫阳书院的门槛很高。不仅其历届山长直接由朝廷审批,皆为学界泰斗、一代名流,而且对肄业诸生的筛选也极端严格。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写道:“生徒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布政司会同道再加考验,果系才堪早就者,方准留院肄业。”可见其择生把关之严。

      中举后的王鸣盛,此时就在紫阳书院学习。钱大昕得以进入,实有赖于他的推介,更有赖于山长王竣的大力荐举。

      王竣,字次山,号艮斋,为学长于史,“尤精地理之学,谈九州山川形势,曲折向背,虽足迹所未到,但却了若指掌”。曾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罢官归家之后,决意官场,先后执教于安定书院、云龙书院和紫阳书院。在紫阳书院任山长期间,他“以古学提唱后进,所赏识后多知名”。

      与钱大昕同学的王昶,记录了钱大昕破格进入紫阳书院的过程:“乾隆十三年夏,昶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时嘉定宗兄凤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学,因知其妹婿钱君晓征幼慧,善读书,岁十五补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长常熟王次山侍御询嘉定人才,凤喈则以君对。侍御转告巡抚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君下笔千余言,悉中典要。于是院长惊异,而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

      钱大昕自己后来也说:“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他还说:“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

      一年之后,王竣死去,辞官归里的沈德潜继而任之。沈德潜虽然以诗名饮誉文坛,但在执教紫阳书院后,他以诗文教育学生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学生为务实体用之学,在经学、史学上多有深见。王、沈二师的哺育与影响,使得钱大昕在为学经史的道路上确立了方向,而且学业更上一层楼。

      自此,钱大昕与王鸣盛、王昶、褚寅亮、褚廷璋、曹仁虎等后来叱咤清代中叶学界的大师,共学一堂,朝夕论学,质疑问难,其乐融融。多年之后,钱大昕论及与王鸣盛、曹仁虎的同窗之乐,道:“古来称齐名者,李、杜,元、白,韩、孟,皮、陆,倶非同在一乡,而两君乃近得之望衡对宇之际,此生平第一快事也。”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