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若璩、胡渭:为经典考本求源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51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公元十七世纪,因了一群杰出思想家的诞生,长期在迷蒙雾霾中茫然前行的东西方世界的人们,突然感觉云收雾散,红日当头,霞光乍泻。

      在这个世纪之末,西方涌现了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以笔为旗,抨击教会,反对专制,呼唤民主与科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

      而在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则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启蒙思想家,他们批判言虚务空的王学末流,排斥理气性命玄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经世致用之学,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学术革命。

      在法国思想启蒙者的阵营里,以充满科学思辨的客观事实,直接对抗《圣经》,向被膜拜的经典进行挑战,进而动摇了人们长久笃信不疑的神权意识的,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刺穿蒙昧、破枉立真的利器作用。

      在中国思想启蒙者行列中,以刀削针剔,条分缕析之法,对向来被人们奉为神圣的儒家经典进行证伪,进而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让人们不得不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奉为至宝的儒家经典全面质疑,开启晚清思想启蒙之门的,则是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前者指明《古文尚书》纯系伪作,后者则揭露宋儒高举的“理”、“气”大旗完全是误请来的道家之神,属于穿凿附会。

      将信仰对象变为研究对象,将虔诚的膜拜变为思辨性的审视,这就是阎若璩、胡渭远远超越书籍文本意义的卓荦贡献。

      梁启超先生说:“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诚如梁任公所言,阎若璩、胡渭的学术之功,不仅在于辨明具体经典的真伪与源流,更在于从思想根柢上引发了知识界的极大震动。自其破暗之后,人们开始懂得,要摆脱宋明理学所带来的文化危机,那就必须穿新鞋,走新路。从而,以实证考据为显性特征的乾嘉汉学便呼之欲出了。

      阎若璩、胡渭,上承黄宗羲、顾炎武,下启惠栋、戴震,成为清代考据汉学的先驱,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发轫意义。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其祖上因“世业盐荚”而侨寓于江苏淮安。生于明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

      其祖父阎世科,为明万历年间进士,曾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

      父亲阎修龄,虽是盐商,但风雅博学,以文学词章名世。明亡之后,他隐居于白马湖,朝夕饮酒赋诗,四方名流咸集其门。后来,他还组织了望社,聚拢了如傅山、杜濬、倪天章等一大批名流贤达,每日飞觞拈韵,醉倒花前,放怀自任,于世泊如。在孩提时的阎若璩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幅如此美好的画面:“余幼时,每侍家大人与诸名宿语。”

      渊源的家学,殷实的家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家庭氛围,这些都使得阎若璩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

      与直到九岁还不能流利说话的爱因斯坦相似,幼年的阎若璩体弱多病,患有口吃,而且反应迟钝,领悟能力极差,他自己都说:“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

      但他却能将勤补拙,孜孜不倦,发愤读书。读书时,常将书开编拆散,每读一页,即将此页用糨糊粘贴于几背,背熟以后即烧掉,以示牢记于心,终身不用再读。他不但不满足于熟记,而且喜寻根究底,反复深思。一直到十五岁那年的某天,他“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豁然开朗,从此茅塞顿开,变得聪颖异常。

      东汉创建者刘秀,年幼时暗自立志:“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阎若璩没有这等务实而庸俗的人生目标,他只想成为一代学识淹通、广闻博知的学术宗师,他集陶弘景、皇甫谧名句,撰写下一副对联,张贴于房柱之上以自励:“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也是自此之后,他博览群书,纵观经史,学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当地一帮知名学者,开始纷纷与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在他周围,俨然形成了一个砥砺学问、探研经史的小小学术中心。海内名流过淮河者,皆专程登门,与之交游。

      公元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阎若璩游学京师,旋即改归太原故籍。此举的出发点,大概像今天的高考移民。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山西,通过乡试应该更容易一些吧。聪明而又颇有能力的家长,总会为了儿女的未来大耍手腕,不遗余力,古今一例。

      但令阎修龄深感遗憾,也令阎若璩深感沮丧的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怀才不遇的阎若璩多次返回太原参加乡试,却都名落孙山,始终失意于科场。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收获,却还是有的,而且很大。正是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改变了阎若璩的一生。

      多次游历山西的途中,长久坐拥书斋的他,得以置身于广袤的山川之间,将脚步和视线拉得很远,由此耳目为之一新,大开眼界。在对山川风物进行深入实地考察的同时,于不自觉间,阎若璩将行走在路上亲眼见到、亲耳聆听的见闻,与书本知识进行比照,然后产生了全新的发现与认识。

      其实,这条知与行相结合的为学之路,正是大儒顾炎武先前走过,而且证实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通衢大道。

      泰戈尔说过,聆听窗外小鸟的啁啾,与在书房里阅读书籍有着同等的美妙,而且不可替代。透过这扇打开的窗,阎若璩真切无比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可替代的美妙。

      比如,他就是因此而对孟子有了大胆的质疑。他说:“孟子言读书当论其世,予谓并当论其地。少读孟子书,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长大亲历其地,方知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去仅百里,故朝发而夕至。朝见孟子,而暮即反命也。”

      不亲临此地,是不会有这样的发现的。

      多走,多闻,多见,多思,始终将脚步与书本彼此参照,由此,不仅增长了旅途见闻,更厘清了书本知识,使得他渐渐深入地理之学,如山川形势,州郡沿革等。此间,他考察并研究了晋祠以及并州、绛州、曲沃等地的文物古迹,将书本与实际相结合,旁参互证,探赜掘隐,多有其独到之见。

      但他最大的收获,却是在太原结识了两位著名的前辈学人。他们是坚持苦节、不入时流的一代硕学名宿傅山和顾炎武。

      应该说,他与傅山的交往很早就起于孩提之时的家中。但那时他还是个黄衣童子,不可能与傅山有学术上的交流,此时相见,两人却成了忘年之交,相互讨论《左传》,切磋学问,考辨金石之学。

      傅山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经子齐观”论,启发学者摆脱经学束缚,将史学与经学并重学习研究。清初学者或对理学进行反省,或由理学直接反归两汉经学,但只有傅山对经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经尊于子的传统观念是一种“鄙见”:“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因为事实上,“孔子、孟子不称为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见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霜红龛集》)。

      傅山这振聋发聩的论述,一定也深深启发了阎若璩,使他对经书的认识,不再是放在盲目崇拜的位置,而是将之列为研究的对象。从而,他大胆冲破了前人的思想牢笼,非先儒、议经典,这才最后完成了针对皇皇巨著《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

      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仍是在太原,阎若璩遇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天下,所至之处尽结贤达,考察自然山川风俗、社会疾苦利病的一代学宗顾炎武。

      此时,已值花甲之年的顾炎武,已拖着疲惫的身躯游历完大半个中国,他正口吟着“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前往华山之阴,将那里作为此生的终老归宿之地。

      一个刚刚出发的年轻人,一个结束行程的老年人,两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就这样在太原的傅山家中见面了。

      相见之下,阎若璩的学识与见解,立刻博得了顾炎武的极大欣赏。虚怀若谷的顾老先生甚至当下掏出自己的《日知录》,虚心向阎若璩求教。阎若璩也并不客气,当场为之改定数条。而作为清学开山之祖的顾亭林,竟对他所改之处心折口服。古之学者的虚怀若谷、当仁不让,尽显其中。

      纪昀后来说阎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是的,就连顾炎武都对之口服心折,阎若璩于考据方面的学力之深湛,可见一斑。

    第二节


      抱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的为学态度,他走上了朴学之路。

      与道学或心学不同,这是一条建立在严谨考据之上的艰难治学之路,需要出今入古,上下求索,穷尽典籍,钩稽考证。

      阎若璩自二十岁开读《尚书》,就怀疑《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古籍。《清史稿?儒林列传》说:“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为解释《古文尚书》之疑,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他查检大量的经籍资料,博引众说,反复钩稽考证,做到“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常常的,为寻找一条疑问之处,需要查阅几十本书籍,“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

      最后,阎若璩终于撰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此书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用翔实丰富的资料和严密有力的论证,断定《古文尚书》为伪造,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疑案,至此水落石出,他也最终因此学术成果成为清代考据学第一人。

      每一个大师的出现,都是踩着其他巨人的肩膀走来的。在考据学这条路上,阎若璩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

      最早,他受业于清江浦吴一清,是吴一清为他开启了这扇门。

      吴氏专门教授经史考据之学,所据读本是邵宝的《简端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应该说是吴一清的治学之法,将他引入了考据学的门径。

      其后,是黄宗羲引领阎若璩登堂入室。

      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质疑,直接受到了黄梨洲的指导。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中有记:“《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徵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古文尚书疏证》写成之后,阎若璩请黄宗羲为之作序,黄梨洲在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此书“取材富,折衷当”,“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

      阎若璩的学术思想,还深受傅山及顾炎武的启迪。

      在《移寓诗》注中,阎若璩就记道:“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伪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此事。”在《古文尚书疏证》中,他也多次提到受顾炎武的启发:“顾宁人言古人经史皆系写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携,一时用事之误,自所不免”,“顾炎武宁人告予,当觅宋版翻刻以颁示学官,甚盛心也”。

      此外,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姚立方,曾著《伪古文尚书》,阎百诗对他的研究也甚为称道,赞其发现“多超人意外”,喜欢之极,抄录了他许多辨伪观点于自己的《古文尚书疏证》中。

      兼收并蓄,广纳百川,江海乃成其大。正是对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积极吸收,融会贯通,再加之自己精于考据,研究方法精湛独到,最终形成了阎若璩成为清代考据学先锋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个学者,质疑精神是永葆学术生命活力的源泉。

      阎百诗在读书时,每遇有疑义,则反复穷究,追根求源,必得其解乃已。他曾对弟子说:“曩在徐尚书邸夜饮,尚书云:‘今晨直起居注,皇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不放过蛛丝马迹,善于追问,精于考索,发幽掘隐,这是他的学术特点,也是他为学的方向。

      他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方法很简单,就是要追本溯源。为此他得出结论:“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

      他的儿子后来回忆乃父治学情境时说:“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

      在儿子的眼里,父亲阎百诗是整日埋在书籍之中的。桌上书籍盈案,时备检索。为写一条所得所悟,而动用数十种书来参证,搞得侍侧的书童都头目为眩,而他本人则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已”。

      正是如此,后来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戴震,才无比服膺地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

      梁启超也赞佩有加地说:“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

      大道广深,惟精惟能!

      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鱼虾,其颇深者见鱼鳖,其尤深者见蛟龙”。阎若璩用他的治学方法告诉后人,怎样才能见到蛟龙。

    第三节


      阎百诗一生的著述却并不宏富。

      统计一下,除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也就是《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闲学纪闻注》二十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而且在这些著作中,毛病也是不少。如《四书释地》,明明说的是解释地理范畴问题,中间却夹杂了大量无关的探讨。再比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证了一大堆,推来敲去,反复论证,最后依然没有给出孟子出生与死亡年月的确切答案。

      其实,完全不必撰著别的什么,仅一部《古文尚书疏证》,便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学术史上辉煌的宗师地位。

      如同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阎若璩通过自己的考据,石破天惊地向人指出,自西晋以来所尊奉的《古文尚书》,并非儒家原典,而纯系一部伪作,这是何等地让人吃惊!

      先来简单说一下《尚书》及其流传过程。

      《尚书》,或曰《书经》,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也是每一个皇帝的治国依据。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的半部上古史。《古文尚书》真伪的连带反应是《尧典》、《舜典》、《禹贡》这些篇章的真伪,因而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夏商周的时间断代。

      孔子晚年退归书斋,整理古代典籍,将自尧舜至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一百篇编成《尚书》。

      秦始皇颁布《挟书令》后,所有典籍均焚于大火。至汉文帝时,经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下《尚书》,共二十九篇,此为《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鲁恭王在扩建王宫时,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发现了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另一部《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经孔安国整理后献给朝廷秘府,篇目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

      汉代时将儒家“五经”确立为太学教科书,为了保护它们不再丢失,公元前一七五年有了石刻经书,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宣布将经书作为整个国家教学的基础。公元前一二四年,“五经博士”被任命,他们在太学之中分别教授“五经”中的一门,这一举动标志着经书经典化的完成。

      然而,在后来西晋的“永嘉之乱”中,曾被短暂立于官学,后来即被抛弃的《古文尚书》全部散轶,消失在战火之中。直到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忽然向朝廷献出一部《古文尚书》。这部《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且有孔安国所作的注。

      到了唐代整理古代典籍时,陆德明以梅赜所献本为根据作《经典释文》,孔颖达又据之作《五经正义》。此后,在长达上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部梅赜版《古文尚书》便为世所重,成为后世一切刻本的源头,为全社会所信奉,一直延宕流传至清初。

      自唐宋到明清以来,不管是皇帝经筵进讲,还是开科取士录选人才,抑或民间蒙馆课读讲授,全以之为依凭的这部儒家经典,现在,阎若璩忽然站出来,指出此书系伪作,这如何不令人惊骇异常呢?

      最致命的是,如果阎若璩的说法没有错误,那么就说明,集体以之为“性”、“理”理论根据的整个宋明道学家们,所说完全无凭,全系空穴来风,整个道学体系也将因失去理论依据而轰然坍塌。这无疑是学术与思想界的晴天霹雳,既振聋发聩,又耳目一新。

      然而,阎若璩考据翔实,逻辑严密,逐条指出《古文尚书》的自相矛盾之处,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指明它伪在何处,荒唐在哪里,将之彻底揭穿。他在《古文尚书疏证》中,从《古文尚书》的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读句、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的异同等多个角度,对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与考证,引经据典,一一陈出其矛盾所在、病阙之处,最后得出结论:这部书是一部“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的伪书。

      经他“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古文尚书》疑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第四节


      在他之前,不是没有人对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产生过怀疑。

      最早的是宋代的吴棫、朱熹。朱熹怀疑《古文尚书》的理由却很牵强,他觉得《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这似乎大不该。

      后来,元朝的吴澄撰著《书纂言》时,只注《今文尚书》,不注《古文尚书》,隐隐约约对之有怀疑,但也只是认为后者乃晋世晚出之书。再之后,明朝的梅鷟著《尚书考异》,明言东晋《古文尚书》是伪书。到清初,黄宗羲也对之有怀疑,所以写《授书随笔》给阎若璩,将自己的疑虑提供给后者,助其研究。

      但也仅仅这几位而已。

      即便是上述学者,他们对《古文尚书》的态度,或将信将疑,或因疑而弃,或断定为伪,但都没有再往前跨出一步。而是将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交给了引经据典,搜古钩沉,用考据之法来实证其谬的阎若璩。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局限于思想上的自我禁忌。

      韩愈曾经这样说过:“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即使是一块顽石,倘若人们恭敬地将之摆放在神案之上,而且世世代代去敬奉膜拜,这块石头也会在人们心头产生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

      《古文尚书》在长达上千年的岁月里,始终占据意识形态主流位置,被奉为儒家经典,它更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高高凌驾于人们头顶,置于思想当空。这使人不敢轻易怀疑,即使有所怀疑也是小声嘀咕,不敢放肆议论,更不敢作学术上的深层次研究,生怕亵渎圣贤。

      但阎若璩做到了,就像今天的我们将《圣经》、《道德经》、《论语》、《古兰经》、《金刚经》不是视为金科玉律,而只是看作一本前人写就的哲理书籍,当作一本可以随意批驳的油墨印刷品,那么它就会降低身段,回归到书籍本身。

      阎若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冲破禁忌,推倒藩篱,“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

      不盲目崇拜经典,以研究的态度对待神圣之物,而且言而有据,实而有证,使存疑者豁然开朗,使异见者无言以对。无疑,这是一种值得高度提倡的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由此,阎若璩开创了有清一代的疑古风潮。

    第五节


      可让人诧异的是,作为大师的阎若璩,其人格高度与学术成就并不等肩,甚至还可以说,二者在他身上所表现的落差极大。

      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朝廷诏征博学鸿词科,与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坚不应诏完全不同,阎若璩兴高采烈地前去应荐,但结果却是落选。

      心有不甘的他,寓居于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在京城学界“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敬佩他的学问,将之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

      其后,他参加了徐乾学领导下的《大清一统志》等史书纂修工作。这期间,阎若璩发奋蹈厉,苦探精研,终于在公元一六八八年完成了《古文尚书疏证》。因此书的面世,他声闻天下,名动九重。

      然而,让阎若璩一筹莫展的是,紫禁城里还是始终没有传来要召见他的消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解散,五十九岁的阎若璩只好回到故乡。

      他怀着“绩学穷年,未获一遇”的无限惆怅心情,百无聊赖地“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消磨岁月,排遣时光。但期待被当朝青睐,盼望从此平步青云的冀进求售之心,温度不减,依然炽热。

      为此,阎若璩一直在苦苦等待,始终在寻找机会。

      公元一七〇三年,康熙帝南巡江浙,六十八岁的阎若璩趁此机会进献颂诗,渴望得到最高统帅的召见。这招很灵,康熙果真因其献诗提出召见他,然而,又因为“以御舟行速,未果”。没赶上一睹圣颜的他,为此懊丧无比。

      此后不久,此时尚为皇子的胤禛,正在收罗天下名士,因久闻阎若璩大名,他便写来手书,邀其入京。卧在病榻之上形销骨立的阎若璩,闻听此讯,不胜荣幸,欣喜若狂,当下就拖着六十九岁的年迈多病之躯,日夜兼程,赶赴京师。“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他那份洋洋得意,那份春风满面,可以想见到。

      抵达京城后,他被胤禛以极高的礼节请至府邸,尊为上宾。

      《道古堂集》一书记载:“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请,复至京师,呼先生而不名。身虽不显,而道则享也。”

      《清史稿》中也说,他被“延人邸中,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

      《阎若璩先生年谱》记述得更为详细:“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凡饮食、药饵、衣服及几研、陈设诸物,罔不经心,目击其经典。命太医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视,且曰:‘吾受益先生日正长。’”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迟了。这份尊荣于阎若璩而言,已然属于谢幕时分的鲜花与掌声了。不久,他便因病重而倒下。生命垂危之时,他仍不忘摆摆派头,让人“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辇之,移城外十五里”。他躺在车上,谈笑风生,虽然气若游丝,仍言笑自若。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阎若璩死于京师馆舍。

    第六节


      但,关于他人品的话题却依然袅袅,没有完结。

      《四库提要》里说他:“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仇衅,颇乖著书之体。”这种说法很委婉,也很含蓄,但其实已是在指责他的做人了。

      阎若璩历来被人诟病的,还不只是他的干谒求售,邀宠炫名,人们更多是指责他在著述之时的刻薄猥琐,谑浪笑傲。

      《古文尚书疏证》面世后,阎若璩暴得大名。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学者毛奇龄,专门针对他作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与其力辩,指责阎若璩“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

      关于这件学术公案,后代学者倒是态度鲜明,绝大多数人挺阎非毛。

      毛奇龄的学问也做得很好,人却做得极差。他负才佻达,喜欢臧否人物,笔下经常有轻薄谩骂之语。而且为人好争、好胜,甚至不惜伪造典故以欺人,或造伪师承以乐大有本者,故而其学体系虽庞大,然缺少精准,更缺少学者应具的起码道德。在他的《四书改错》中,他曾将朱熹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后来当他闻听清圣祖要把朱熹升祀到孔子的大成殿,就又立刻偷偷将自己书籍的印版毁掉。

      也许正因人品的原因,毛西河的《冤词》面世后,不但无损于阎若璩,反而使毛奇龄本人更让人不齿。大家纷纷认为:“唯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著《冤词》,专以攻击《疏证》,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

      钱穆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持论公允地说,阎若璩与毛西河均非端士,都属才奇行卑,他们二人在人品上“两无足取”,都不怎么样。“西河、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斥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

      据钱穆考据,阎若璩后来根据毛西河的《冤词》所提出的批评,又重新全面修改了《古文尚书疏证》。这就说明毛的反驳有理且有力,但在修改后的《疏正》中,阎若璩“凡引《疏证》内容加以驳难者,都隐去姓名,而冠以‘或曰’”,闭口不提毛西河,“全不肯认是见西河《冤词》后所追改”。

      这样,原来本是毛的《冤词》驳难阎的《疏证》,现在反变成了阎的《疏证》驳斥毛的《冤词》。钱穆说,这就是阎百诗作为考据家的不德。

    第七节


      非常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位叫胡渭的考据大师。

      他与阎若璩生于同时,长于考据,共同致力于文献辨伪与考订工作,一并推动清代考据学风渐渐形成。

      胡渭,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一七一四年。胡渭十二岁失父,跟随母亲避乱于山谷之间,虽遭颠沛,犹手一编不辍。一生潜心于经史,犹精舆地之学。曾与阎百诗、万季野等共同加入《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晚岁时,他向南巡中的康熙进献《平成颂》和《禹贡锥指》,有诏嘉奖,召至南书房值庐赐馔,赐御书诗扇,并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

      胡渭素习《尚书?禹贡》,发现汉、唐、宋代学人于地理学多有疏衅、讹误。于是,他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异同,撰写《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对于山川形势、郡国分合同异、道里远近,一一讨论。

      此书的面世,使得“古今水道山脉,条分缕析,聚米画沙,如身历目击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瞻,此为冠矣。”从而,这部著作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然而,给当时学术与思想界最大震动与影响的,还是他的《易图明辨》。

      在《易图明辨》中,胡渭对于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封变象数等等,皆引典籍旧文互相参证,告诉天下学者,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旁分“易学”之支派,而非作《易》的根柢。

      他指出,先天之图,唐以前书,绝无一字符验,只是突然出现于北宋之初的邵雍,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但宋儒也只是取其数之巧合,没有想到自古以来《易》的传承授受路数,所以,《易学启蒙》、《易本义》前九图皆延续了陈说,而考证于《宋史?儒林列传》,《易学启蒙》本属蔡元定所撰,并非朱熹自撰。至于《易本义》卷首的九图,实是其门人依附于朱熹名义而作。

      此书围绕《周易》中的“太极”、“先天”、“后天”、“河图”、“洛书”等等概念,一一辨析其来龙去脉,逐个厘清还原。胡渭在搜罗爬剔的精细深入考证中,最后查明宋儒易理之河的根源,原来来自宋初的华山道士陈抟。

      他在《易图明辨》中,用确凿的史载事实证明,陈抟读谶纬之书,出于道家修炼,演化成图,穿凿附会出一套性命论,辗转传至北宋的邵雍与周敦颐那里,混入理学体系。那么,邵雍、周敦颐所得,二程、朱熹祖述的一系列性理、天命观,便成了无根之木。从而,紧紧依附其上的宋明道统便被釜底抽薪,变得形迹可疑,宗主错认。

      正是胡渭的揭伪指正、廓清辞辟,“河图”、“洛书”等种种矫诬之说,妖雾立收,不攻自破。

      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所依托的根据却是《周易》,如此,人们终于明白,宋学只是宋学,孔学自是孔学,两不相干。自两宋传来的宋明理学,不管是周子的《太极图说》,还是朱熹的《易本义》,原来根本不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秉持的儒家原旨,只是夹带了道家私货的歪门邪道。

      这便以实证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区别,使学者深信,欲求儒家思想真谛,那就得摈弃宋明理学。

      和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正》一样,胡渭的辨伪工作对宋明理学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醒世作用和学术革命意义。

      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说:“东樵之学,下下古今,穷湖究委,以求其是,析其疑。故于自来说经傅会变乱之弊,埽除几尽。治《禹贡》,辨《易图》,有功于经学最著。与阎潜邱之证伪《古文尚书》同称绝作。此其异乎专崇古义而不观其通者欤!”

      万斯同对他的学术创树意义亦极为称道:“先生示以《易图明辨》,则《本义》之九图咸为驳正。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于人间,《易》首之九图即从此永废可也。”

      正是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卓越学术努力,使得发展至清初的经学,开始实现转身,渐行渐著地向考据学方向演变。最终,到乾嘉时期呈现出汪洋恣肆之态,流光溢彩,奇葩竞绽。

      是的,越过阎若璩、胡渭的头顶,向他们身后看——

      以疑古、实证、考据为显性特征的乾嘉汉学,已经悄然兴起,在前方若隐若现,呼之欲出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