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元故事与评价——推翻程朱复旧孔孟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48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一首苍凉而激越的《信天游》,又在长河落日的西方地平线悠悠唱起——“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哎?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竿哎?几十几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来搬?”

      天下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浩浩东进的途中,黄河并非飞流直下,径直前行,而是蜿蜒游走,逢滩转向,遇岭踅身,一路迂回蓄势,一路盘绕奔竞,构成了李白描述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阔大气象。

      无声流淌的儒家学术之河也是这样。从孔子的皑皑智慧冰山滴下的融雪之水,形成滥觞,涓涓而流,它一路吸纳百川,一路裹挟万流,磅礴前行,先后流经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两宋道学、明代心学,一直流到了这里。

      学术之河漫漫,沿河撑篙人多多。每一个学术时代的形成,都是对前一时代学术的修正。在兴起中发展,在发展中步入鼎盛,由鼎盛走向末流,然后是对末流的批判与匡正,继而兴起新的学术思潮。

      儒学的每一次自我匡衡与重新起步,都是一位或一群艄公,鼓背躬身,用力撑篙,将远离航向的儒学之舟拽回,重新回归到孔孟的航道,然后再次前行。

      当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已经步入虚枉的王学末流有了清醒批判意识,并用各自的学术努力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时,有一个人走得更远,他不仅对王学末流深加批判,而且对高谈性理的程、朱、陆、王等一切宋明学术进行激烈抨击,甚至还将锐利的矛头直戳包括两汉经学在内的两千年中国儒学,认为“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

      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对孔孟以降的所有儒学进行彻底清算,摧陷廓清。梁启超为之惊叹道:“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术,都被他否认完了。”

      而他的批驳与否认,又字字中的,掷地有声。其渊博的知识,深邃的见解,凌厉的辩才,超越时代的认知,又是那么深中肯綮,那么让人服气。所以,梁任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无比叹服地这样说:“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

      将两千年的儒学航程彻底否定,并重新排布航标的人,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一个艄公的身份来打量他了。

      在没有找到更准确的称谓之前,还是说他的名字更为妥当而准确,他叫颜元。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因其书屋名“习斋”,世人尊称他为习斋先生。生于明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

      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其父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即被送至毗邻蠡县的一户朱姓人家做养子,颜元就出生在朱家。崇祯十一年冬天,趁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时,颜昶偷偷裹挟在人群里逃往关外,自此再无音讯。这年,颜元刚刚四岁,懵懂未知的他和母亲,寄寓在朱家。

      人生如纸,图案尽可改造,而整体色调却取决于最初晕染的底色。

      颜元八岁起接受教育,从学于吴洞云。和所有的塾师不同,吴洞云先生就像《大宅门》中少年白景琦的老师,他善骑马射箭,喜操戟击剑,而且满腹韬略。他因感慨明朝末年的风雨飘摇,国事日靡,遂“潜心百战神机,参以己意,条类攻战守事宜二帙”,但不能为时所用,最后以行医隐于世。

      有这样一位园丁,自然会使得颜元这朵奇葩绽放得有点特别。与那些跟着老师,一头钻进《四书》、《五经》中,从此摇晃着懵懂脑袋,在八股教程里昏天黑地,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相比,颜元的所见所闻大为不同。他会于不自觉间浸润于老师的喜好之中,渐渐将之变为自己的兴趣点。幼年的伏尔泰就是在自己教父的影响下,走向了贯穿他一生的无神论者生涯。

      颜元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气质,就是从跟随吴老师学习开始,在人生的一张白纸上着色,慢慢画就。遗憾的是,四年之后,因朱、吴两家内宅之间的一点琐事,颜元无奈离开了吴洞云的教馆,紧接着母亲又改嫁他方。

      无老师调教、无父母管束、放任自流的农村孩子颜元,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起来。十四岁那年,他看到《寇氏丹法》,遂学运气术;十五岁娶妻后,因为学仙,坚决不近其妻;十六岁之后,明白了仙术原来纯粹骗人,于是弃之不学,但仍然“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

      唐朝王昌龄曾自道少年时的种种不堪,“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周身乌烟瘴气,身后鸡飞狗跳。这大概就是少年颜元的侧记。

      少年聪慧,天资特达,却没有合理的教育及时跟进,进行必要的掐枝打蘖,最后让一粒天才的种子,结出一枚聪明的坏果,少管所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颜元有幸,中国文化也有幸!颜元在十九岁那年没有加入斧头帮黑社会,而是遇到了一个叫贾珍的人。他浮薄酣歌的孟浪生活,因之戛然而止。

      贾先生以教书为业,博学而负盛名。他的性格很特别,因讨厌蠡县城中的纷嚣扰乱,举家迁到城西北的野外,跟从他一同迁此居住的有二十户人家,于是他为自己的所住地起名叫廿家庄。县令刘公多次请求约见,不往;又为其学校赠送匾额、礼品,亦不往;等刘公卸任即将离开时,贾先生这才前往道谢。他学规整肃,禁止门人结社酣歌,不准学生私通馈遗。

      桀骜不驯的颜元,却对这位老师大为敬佩。进入贾珍的课堂后,立刻浪子回头,谨遵其教,力改前非,折节为学。

      三国时,东吴的吕蒙少不读书,后在孙权的劝导下,敛心向学,耽悦书传,终成大器。鲁肃为之惊叹:“吾谓大弟(吕蒙)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颜元于十九岁实现的自我转身,所走的正是吕蒙早年掉头所走的路。有理由期待,他有一天也会让人们望之惊叹,非复蠡下阿元。

    第二节


      苦难和艰辛,对个别人来说极富生命的营养。

      如同早年坚持僧院式苦修的巴尔扎克,直到老年他都认为,这种生活淳朴而充满趣味,让人能以骄傲的心情来忍受清贫的生活。

      颜元二十岁时,因朱家缠上一件官司,家道陡然中落,他从此肩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在《习斋记余》中说:“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

      可见,在艰苦备尝的生活压力中,在“劳其筋骨”的繁重体力劳动里,颜元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嗟时叹悲,而是从中体验到了劳作带给自己健硕身体的无限欢欣。所以,他没有因此形容枯槁或愁容满面,而是“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

      也只有享受劳作、拥抱苦难、对之甘之若饴的人,才会有这种盎然的生命精神体现。这段可贵的磨难,是他日后坚持并提倡健身与劳作的重要缘起。

      据《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颜元在二十一岁那年才接触到《资治通鉴》。而此时,天下已经改帜,明朝已经灭亡。

      作为一个略有知识,但尚无更多家国理念的青年,颜元固然没有南方那些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众多大师所具的抑郁愁思或凛然气节,但他在通读《资治通鉴》之后,明白了古今兴替的原委,于是慨然废弃百无一用的举业,立志于圣贤之道。

      此后,他的博学广涉,显然完全迥异于十几岁时的胡乱之学,有了确切的向度和目标。

      二十三岁时,他究心于兵法,钻研战守事宜,而且练习技击对抗之术,日夜不辍。

      二十四岁时,他沉醉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以为圣人之道不在别处,正在于此。在全身心的投入中,他手抄《陆王语要》一册,反复体味,并遵循心学“求良知”要领,力求发明本心,知行合一。

      颜元后来回忆当时苦学陆王心学的情景时说:“得陆、王二子语录,而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从之有见本心,知行合一,一若有得。”因其认真效行,周围的人,也“以真陆王视之”。

      但,鉴于心学已走入蹈空务虚甚至不学无术的末流,颜元又“移情别恋”,格外注重起朱熹的理学。

      二十六岁时,颜元得到一册《性理大全》,他如获至宝,从中知晓了周、程、张、朱学的学旨,然后认为理学比陆王心学更为纯粹切实,遂幡然改志,改换门庭,开始按着程朱理学所教导的,行为坚持主敬、存诚。虽然此时的他,赶车扶犁,躬稼胼胝,但一遇空闲,必静坐求敬。

      大性情之人,必有非常之举止,爱就爱得轰轰烈烈,恨则恨得翻江倒海,总之必将情绪付之极端。

      因为敬爱程朱圣道,他在家里立起“道统龛”,正位依次列伏羲至周、孔,配位是颜、曾、思、孟、周、程、程、张、邵、朱,另外还别出心裁地加上了先医虞、龚。更令人惊诧的是,他还在居所立起“益友龛”,将自己所敬重的朋友也一同请入桌上,朔望拜之。

      周围的人为此讥笑他,“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但颜元依旧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一本正经且无比真诚地拜奉着他心中的圣者与良友。

      起先陆王心学,然后转为程朱理学,这也是大儒顾宪成的求学路线。所不同的是,顾宪成是经老师指路,先由好王学的张原洛先生指导,经传授《传习录》而衷心喜悦之,后来由薛方山教授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得益于考亭一录,这才实现学术转型,自此学业大进。而颜元的学术转型,确切来说皆为自寻,自学,自悟,自得。

      从这点看,只有王阳明当初的求学路数才与颜元最为相像。

      懵懂间求仙问道,其后在自学中先程朱,后陆陈,最后独创自己“心学”一脉,这是王氏家法;混沌里学导引求仙术,然后在自学中先陆王,后程朱,最后独创自己“习学”别枝,这是颜氏家法。

      他们之间,还有更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肖之处。

      王阳明在其哲学思想尚未定型的紊乱期,曾跑到杭州虎跑寺,看到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于是与之对话,为对方讲解爱亲乃人之本性,将禅僧说得潸然泪下,次日即破关返俗。

      颜元也有相同的经历。

      公元一六六〇年,颜元因被养祖父所逼入京赶考,在白塔寺遇到一个叫无退的僧人,正在夸耀佛家之好。颜元闻听后对无退说:“只一件不好。”无退问之,颜元道:“可恨不许有一妇人。”无退惊曰:“有一妇人,更讲何道!”颜元答道:“无一妇人,更讲何道?当日,释迦之父有一妇人,生释迦,才有汝教;无退之父有一妇人,生无退,今日才与我有此一讲。若释迦父与无退父无一妇人,并释迦、无退无之矣,今世又乌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讲乎?”最后他说:“即生父母,尚多一‘即’字,遂破戒以尽孝。真父母宜如何?乃舍其墓于数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于数千里外而不弟,此际不当一思欤?”一番言语后,无退俯首泣下,随即脱下袈裟,返南而归。

      每一位大师都是独立的,但其影响人、感化人的经历,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第三节


      而立之年的颜元已经进入了他憬慕的圣人境界。

      在《柳下坐记》中,他写道:“一念不敬,即一念不仁;一念不仁,即一念不如圣;一念不如圣,即一念不如天;以当前即世者,如隔万层山矣!圣人之化,化此也;颜子之不违也,不违此也;诸贤之日月至,至此也。”

      这其实已经表白,他要“谨天人之动,密克复之功”,从一举一动中规范自己,自一言一行中审查自己,在一思一想中反省自己,以求自己的完圣之道。

      持身谨,律己严,主事敬,这是程朱一向的教导,颜元对之毕恭毕敬从事之。进退之间必有规矩,“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他已俨然成为宋明理学的清代嫡传。

      公元一六六四年,颜元结识了“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的王法乾,立刻视为畏友。

      两人每次见面,双方则“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他们还彼此约定撰写日记,如实记录各自的“心之所思,身之所行”。而且,颜元对自己的要求极端严格,日记之中,纤过不遗,绝不自欺,虽内室有疚不可形诸书面,也必写“隐过”二字。至于自己喜、怒、哀、乐等等可以验心的细节,尤不自遗。目的是两人见面时,相互交换,供对方据礼以审,“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

      颜元不仅要求自己一切行止皆中规矩,与朋友交往礼节周繁,而且在闺门之内,颜元也礼仪备至,不越礼度。《颜习斋先生年谱》载:“先生每外出,遇朔望,内子必望肃拜回,先生遥答之。”

      看来,颜元已成为身立清朝的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学家了。

      如果不是一场寒风吹来,谁会知道枝头的花儿会凋谢呢?

      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冲溃了颜元苦苦经营多年的理学大堤,让他的思想实现了重大转折。

      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养祖母朱氏病逝。因为父亲不在,颜元以孙子身份灵前承重。他一方面深感祖母恩情,同时又悲于父亲不能归来殓葬,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必哭尽哀,余哭无时,乃至“鼻血与泪俱下”。

      祖母下葬后,他也朝夕哭祭,因为所寝之地潮湿,颜元四肢出现溃疡并生疮。朱家同姓中一老者出于同情和可怜,悄悄告诉哀伤至极的颜元:“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到后大为惊诧,然后跑到已改嫁出去的母亲那里问询,得到印证后,他这才减哀。

      恪守朱熹《家礼》守丧尽孝,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他,从死亡边缘爬回后,开始反思这中间的诸多违情悖性之处。他翻看古老的《仪礼》来对照自己遵守的礼制,这一比对,让他大呼荒谬。他竟然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的地方很多,许多礼制都不合古礼。

      颜元在《居丧别记》中气愤地写道:“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由此,他开始对宋学进行全面盘点与清算,于是悟到:“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

      由守丧期间的亲身体验,加之用先儒古籍比对,颜元彻底检讨此前自己信奉的程朱陆王学说,认为宋儒不特斥气质之性,是染禅;见人辄言性天,即为禅染。进而,他回归到孟子所说的性善论,反观宋儒所说的气质不善论,认为气质清浊、厚薄,万有不同,总归一善,至于恶则后起之引、蔽、习、染也,所以,孔子才说:“性相近,习相远。”

      于是,他确立下“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的学术思想,更改书房“思古斋”为“习斋”,戒讲著多言,撰写下表明他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两部重要著作《存性编》和《存学编》,向宋学开始反戈回击。

      在《存性编》中,他说:“程子云:‘论性论气,二之则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恶?所谓恶者,气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隐为佛氏六贼之说浸乱,一口两舌而不自觉!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

      在《存学编》中,他说:“是以当日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但仿佛口角,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至于靖康之际,户比肩摩皆主敬习静之人,而朝陛疆场无片筹寸绩之士。朱子乃独具只眼,指其一二硕德,程子所许为后身者,曰‘此皆禅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实近禅,故徒见其弊,无能易其辙。以致朱学之末流,犹之程学之末流矣,以致后世之程、朱,皆如程学、朱学之末流矣。长此不返,乾坤尚安赖哉!”

      破茧成蝶。自此,颜元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为己任,尽脱宋明诸儒之习,从事于全体大用之学,两千年学术之河经他只手扳舵,又回到了先秦儒学的古老航道。

    第四节


      “千年绝业往追寻,才把工夫认较真,吾好且须从学习,光阴莫卖与他人。”这是颜元所写的一首自励诗。

      他心中的“绝业”与“学习”又是什么呢?

      在他与陆世仪论学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定的“学习”概念:“汉、唐训诂,魏、晋清谈。宋人修辑注解,犹训诂也;高坐讲论,犹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气质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实习之,毕生不懈者。”

      在他每年秋天致祭孔子的祝文中,更可以清楚看出他所认定的“绝业”:“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即天时也;缝掖、章甫,即水土也;府、事、行、艺,即尧、舜、文、武也,为学、为教、为治,皆是也。迨以无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删述。苏、张学夫子之不得已,汉后以至宋、明儒,学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为学、为教、为治之身,则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约礼,实由圣教,惟神相之,俾无颠踬。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觉,圣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他心中所谓的“绝业”,就是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之业。他认为,圣人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能离开具体的事物,离却事物而言学问,便非学问。“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俱废。”

      那么,不征诸物,就非德非行非艺。而在具体的事物中求学问,“学习”则非实习不可,“盖《诗》、《书》六艺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

      他说:“孔子教人不过忠信、忠恕等语,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盖性命之说渺茫,不如实行之有确据也;实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维世立教之深意也。”

      在他看来,学为明德、亲民者也。周官取士,以知、仁、圣、义、忠、和“六德”,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本。孔门教人,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这才是正学。而不应该只是讲授,讲也应该是学习道艺,有疑乃讲,不专讲书。因为读书只是致知中的一事,“专为之则浮学,静坐则禅学”。

      颜元承认读书是认识的来源之一,但更强调实践是认识的重要来源。“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一事。”所以,应将学习的内容从单纯的书本扩展到对人及社会有用的一切现实范畴。宋儒的“穷理居敬”,只是侧重对人性与经典的感悟,而非关照具体现实社会,如此就陷于空谈义理而疏于实事的泥淖,所以,“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

      此时的颜元,对程朱之学已然讨厌至极,他甚至都想将他们从孔子享祭的大成殿里剔除出去。

      他充满揶揄与调侃地对友人说:“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觿、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谭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

      这样的说法,未免对二程有点歪曲,但却可以看出他对宋明理学的不屑与厌恶。他甚至指责在宋明理学熏陶下的那些明末死节之臣,只是“闺中义妇耳”。

      带着无限的郑重与庄严,颜元走进了他刻苦自律的“学习”之中。

      他对朋友讲:“古云:明无人非,幽无鬼责。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学不力,何以辞程、朱之鬼责哉?”

      他的确所学甚力,而且责己甚严。如同《易?乾卦》九三爻辞中所说的“终日干干,夕惕若”,颜元朝夕不怠,终日加力习行于子臣、弟友、礼乐、兵农等治世史学,而且一刻紧于一刻,晚上无事可做,则心中提撕警觉,修养心性。

      养祖母死后,因朱老汉小妾杨氏所生儿子朱晃的排挤与刁难,三十八岁的颜元被迫离开朱家,移居到随东村安身。他一边拒绝任何聘请,只在清贫生活中一边艰辛劳作,一边身体力行在自己的“习学”之中。在精研礼法的同时,他开始刻苦学习书、射、歌舞,并腾跃于广场之上,积极演练拳法。他所高举的精神旗帜是:“穷苦至极,愈当清亮以寻生机,不可徒为所困。”

      有人劝颜元,离开苦寒生活,出门献策,这岂不更好?他笑着回答:“天之用吾也,深隐而人求焉,故刘穆之困卧无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废吾也,插标自市,而终不售,韩昌黎三上宰相书,何益哉?”

      他所追求的,只是实践之学,躬身亲习,非自力而一芥不受。

      所以,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德高名著,甚至亲自到田野里牧驴。

      麦收季节,有客前来造访,颜元正在打麦场上挥汗劳作,客人大为惊诧。他告诉对方:“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

      有一次,颜元与人骑马并行,马群突然受惊狂奔,他因善于骑术而安然无恙,其中一位却跌落马下。于是人们抱怨,说明朝时生员骑马,必会有一两个人在马下拽着马辔,现在怎么没有了这种规矩。

      颜元为此叹道:“不悔不惯乘,而悔不多控仆,士习为何如哉!”他就是如此注重实践,提倡积极有为。

      中国的文人向来多羸瘦而孱弱,肩不荷重,弱不禁风,而且鄙视体力劳动,颜元粗壮的骨节,雄健的肌肉,结实的身板,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第五节


      晚年的颜元,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原矣。”(《年谱》)

      他与理学决裂的根源在哪里?

      是宋明儒者的高谈性理,鄙弃事功。顾炎武就曾对此痛斥:“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并据此疾呼:“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颜元比顾炎武走得更远,态度也更为激烈。

      他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芜榛矣。”颜元反理学,不是从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心性义理方面置喙反驳,而是以实事实行为标准,来对所批对象的各种命题给定其真正价值所在。

      他认为,早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尚实。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自孔孟以后,气运日降,儒业日毁,“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

      具体说来就是:“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

      宋明理学造成的结果是,所有的学问无不尚虚。儒者无事便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呈现出一派软弱无能的“妇人态,甚可羞”。

      为纠正宋明理学之弊,颜元提倡实学、实习、实行。他将宋明理学的错误归根于气与理的人为割裂。

      宋儒将理、气分开,认为理在气先。朱熹就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由此,他们认为人禀赋天理才产生“天命之性”或曰“道心”。而颜元认为,孟子只说人性本善,没有什么“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只是二程凭空说人有“气质之性”,因禀受气时有深浅、厚薄、清浊的不同,故性有善恶之别,于是才有了人欲为万恶根源的命题。颜元认为理与气不能割裂,“若无气质,理将安附?”人的恶,来自后天的引、蔽、习、染。

      要使学术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那就必须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实事实功。

      在为学上,颜元猛烈抨击陆王与程朱的静坐心解和居敬穷理方法。他辛辣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同时,他指出这种求学之法有损健康:“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

      天下书生,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体弱多病,原因皆在于此。

      他以积极的姿态提出:“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他要天下人都振作起来,“提醒身心,一齐振起。”为防止懒惰、萎靡、消沉,应该“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言行录》)学者应该积极“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智。一时习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习之,赐福一人;一家习之,赐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言行录》)

      他强调:“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健身强体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翻译成今天的一句白话,就是倡导“生命在于运动”。

      在向来重视智育、德育,漠视体育而柔风习习、孱弱不堪的中国教育界,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提醒与倡议!

      是颜元首次提出了体育的重要性,并将之与智育和德育并列在一处。颜元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终身行医、骑马、田间劳作,而且始终习武不辍。

      梁启超在《尚武论》中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你看,当满清人在马背上剽悍驰骋时,他们如狼似虎,横扫中国;而当八旗子弟架鹰遛鸟、逗狗玩蛐蛐萎靡不振时,便只能挨打!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第六节


      在亲历了明朝覆灭的惨痛时局,看到士大夫不是坐以待毙就是引刃自绝的无奈情景后,颜元对理学家主静坐、多文弱的积习深恶痛绝。他向天下人警策:“文武缺一,岂道乎!”

      令人惊奇的是,颜元不仅是一位倡导文武并重的理论家,他本人更是一位研习和传播武术的武林高手。

      颜元的弟子王源在《颜习斋先生传》中,记录了他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

      康熙三十年,时年五十七岁的颜习斋带着弟子王源等人,到商水拜访当时著名的大侠李子青。“商水李子青,大侠也。馆先生,见先生携短刀,且曰:‘君善是耶?’先生谢不敏。子青曰:‘拳法,诸技本,君欲习此,先习拳。’时月下饮酣,子青解衣,演诸家拳数路。先生笑曰:‘如是,可与君一试。’乃折竹为刀,舞相击数合,中子青腕。子青大惊,掷竹拜伏地曰:‘吾谓君学者尔,技至此乎!’遂深相结,使其三子拜从游。”

      这次会晤因王源在场,所以记述翔实而生动。以武术闻名的一代大侠李子青,却败给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学者,可见习斋先生功夫之高!

      除了南宋时,率领五十余名兵卒于百万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的辛弃疾,中国的文人行列里,还一直没见过这样矫健的身姿。他的身姿,令人耳目一新。

      颜元的尚武思想以及文武兼备的学术理念,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

      就比如这个王源,他性刚而好学,尤嗜兵法,早年间就与天下学者交游,名望在习斋以上。而当他听到颜元弟子李恕谷讲解颜习斋的学说之后,立刻远奔博野,以五十多岁的老迈之躯,拜在颜元门下,听其讲学,并向颜元学习刀法。王源著述甚富,其中就有《兵论》三十二篇传世。

      还比如弟子李恕谷,他以善射而闻名,“虽奔走四方,依依不能忘,凡遇能射人无不问,遇射书无不览”。后来,他摭采古今射艺要领,撰成《学射录》一书。此书是清代讲授射箭技术的精湛之作。

      对颜元来说,教授武术,如同他反对读书、著书,都只是他倡导实行、实习思想的一端。

      他指出在读书中格物穷理的荒谬性:“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存学篇》)

      他的理论根据是,如果说必须读书才有学问,那么,周公、孔子之时,如今的许多书并没有出现,那《论语》之中,周公所监的夏商二代的“郁郁”,孔子所说的“在兹”,颜回所说的“博我”,又都是些什么?

      所以,他说:“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矣。”“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耶?”这个根本错误就是:“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文’字。”

      颜元将这个罪过归于朱熹:“文家把许多精神费在文墨上诚可惜矣,先生辈舍生尽死,在思、读、讲、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却尧舜三事六府,周礼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不肯去习,又算什么?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手语类评》)

      甚至,他还将之归罪于汉宋所有儒家:“汉宋诸儒,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达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而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

      为此他提出:“读书乃致知中一事,专为之则浮学。”只有习行才是关键:“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

      颜元一生著述很少,只有《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及《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他认为像宋儒那样自幼即读书、著述,只是空言相续,纸上加纸,造成书益盛而道益衰。他告诫学生:“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卷一)

      庄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但颜元的意思和他显然不同,庄子是以消极之态叫人止学罢问,而习斋本意是让人将更多的尽力付诸于实习:“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这是他倡导学者习行的根本目的。

    第七节


      颜元持身极严,待己甚苦。

      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倒是很像他所批评的程朱所持的“主敬”与“慎独”。

      公元一六八〇年,为求子嗣,他买了一个石姓女子为侧室,但媒人却欺骗了他。迎娶到家后,才发现此女既痴又癫,于是他让媒人退返买金,将人领走。可是后来弟子李恕谷告诉他,媒人又将此女卖给了他人。他为此流泪道:“吾过矣!”他认为自己不该只是简单地将此女退还给媒人。随后,他出原金赎买此女,然后将她送归其家。李恕谷因此事大受感动,从此也开始立日记自考。

      为了时刻箴规自己,颜元和弟子李恕谷甚至还彼此约定:要互相及时提醒对方的过失,当着别人面不便规诫的,可以用暗语警示。比如发现对方懒惰时,用手拍座;对方有骄色时,用眼睛瞪;对方讲话太多,则咳嗽;语言有失时,则吐痰;面有轻浮之笑时,则用冷脸提醒。

      这真让人闻之莞尔,忍俊不禁,这是一位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师!

      康熙二十三年,五十岁的颜元只身奔往关外,开始去完他多年的一个夙愿——寻父。大愿完成归来后,他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怀揣着正学明道的崇高理想,他于康熙三十年,踏上了南游之路,行程两千里,足迹遍中州,一路游走,一路抨击程朱理学,倡导“习行”学说。

      南下的路上,当他见到人人禅宗,家家训诂,于是知道宋儒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但他抱定“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的决心,倡道明学,向学界提出正告:“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

      他的声音无疑是微弱的。因为,他本人所持的学术理念就是,反对著述,拒绝讲学。

      没有著述,没有讲学,自己的学术主张又何以能让更多人看到、听到?

      为此,面对天下熙熙皆言程朱、地上攘攘皆主陆王的厚重幕墙,他不得不与自己稍稍作一次妥协,站到讲坛之上,向更多的人广而告之“习行”之学。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因河北肥乡郝公函三次礼聘,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

      带着救世起弊、匡正时风的崇高学术理想,颜元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肥乡。

      他首先为书院亲书对联:“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这副对联,明白无误地集中体现了颜元的办学宗旨。

      其次,他确立了漳南书院的教育内容,其课程设置,与当时其他书院完全不同。设有四斋:一、文事斋,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二、武备斋,教习兵法、攻守、营阵、射御、技击;三、经史斋,教习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诸文;四、艺能斋,教习水学、火学、工学、象数。

      最有意思的是,颜元在漳南书院大门的东西两侧还分设了两个对比性学斋。

      东侧是理学斋,讲授程朱理学;西侧是帖括斋,讲授八股举业。反对理学、讨厌举业的颜元何以专门设此两科?

      他解释说,设立这两个学科的目的,是“为我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我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成,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此二斋”。

      此举惊世骇俗,学界震动。

      漳南书院短时间内成了四方名士仰慕之所,各类才子汇集之地。可惜的是,数月之后,因漳河泛滥,书院被淹,颜元告辞归里,自此再不复出。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颜元在家中辞世。

      临终前,他告诫李恕谷:“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

      后来,正是李恕谷凭借自己的学术影响,才将乃师卓然自成一家的学术发扬光大,推之四海。同样亦因李恕谷,颜元所传之学到他这里戛然而止。直到晚清戴望出现,他的学术才在沉寂了二百年之久后,再绽生机,重放异彩。

      也许,这正因了习斋先生所说的,“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因为,书斋的本质属性是清冷寂寞,而热卖与追捧更该出现在商场。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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