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炎武故事与评价——清学的开山之祖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44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

      当历史走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明末,江浙这片向来寂静的蕞尔山河,陡然成为整个中国引颈翘望的焦点。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件惨烈悲壮的事体,涌现在这里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人物,萌生自这里的一句句振聋发聩的启思之喊……都灯塔般一次又一次映亮华夏夜空,点燃世人黑暗中枯滞而焦灼的眼睛。

      这种点燃与映亮,深涵范式天下的标杆意义,更对大众具有启蒙发思的引领作用。

      无论是精神性的秉持家国道义,捍卫人格操守,还是学术性的引领时代思潮,开启全新学航,这里总在以先驱者的形象,独立潮头,嚆矢首发,得风气之先,也领风气之先。

      几乎与黄宗羲在绍兴余姚以他伟岸大儒身姿亮相的同时,苏州昆山屹立起另一位出岫入云的学术宗师——顾炎武。

      这个驮着书箧,用一生的时间跋涉在路上,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高度统一于自身,用书房中的阅读所得来参照现实,又在现实游历中比证书本的书生,推开宋明以来儒学言性言理的虚枉不实,将其回归到原儒的经世致用归旨中。有清一代的学术,就是从他这里起步,一路扶摇直上,一路浩荡前行。

      以学识赅贯、博涉百家的宏大气象开启清学诸多学术门类的顾炎武,他所开创的学术方法以及开辟的学术门类,对接踵继起的清代乾嘉学派,产生了深刻震撼与普遍共鸣,终使清代学术别开生面,蔚为广大。

      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对于顾炎武一生所秉持的“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两句为学宗旨,他认为对整个清代之学都有着立宗与导航的意义,“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

      “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梁任公满怀崇敬地说。

      顾炎武,苏州府昆山人,名绛,字忠清;明朝覆灭之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圭年,因侨居南京钟山下,又自号蒋山佣;故居傍倚亭林湖,学者称其亭林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

      顾炎武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翰墨仕宦世家。他幼承曾祖父之命,过继给未婚守节、膝下无子的堂婶王氏为嗣。

      嗣祖父顾绍芾,少年时期即跟随乃父周游各地,“负气伉爽,不肯少阿流俗”,与天启时期的政坛人物常相往来。熟谙明末时局,对国势日颓、行将大乱的天下忧心忡忡,他曾指着庭院中的野草对顾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

      在为学上,他对舍弃原典、改窜古人原著发挥己见的著述行为深恶痛绝:“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

      嗣母王氏,是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十六岁未嫁之时闻夫丧,慨然着素衣入顾门守节,二十八岁后悉心抚养教育顾炎武,“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喜读《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平日里常对顾炎武讲岳飞、文天祥、方孝孺等的故事,让其怀贞持义,守道不移。

      埋身市井、形散沟壑,却心怀天下的爷爷,守节秉忠、矢志不渝的母亲,都深深影响了顾炎武一生的性格禀赋,所作所为。

      多年之后,挥洒在顾炎武衣袂间的风致,散泻于他言辞咳唾间的气节,抒发于其笔下的思想,都能在他们二人这里,寻找到最初的精神滋养。

      而自幼便形影不离、志笃友深、同声共气、互为表里的一位同里挚友,于顾炎武来讲,甚至有着参与并建构其人生的意义,在此不能不提。

      归庄,归有光之孙,他博览群书,落笔生风,工诗文散曲,擅画竹石,尤精于书法狂草,时人以为绝伦。顾炎武称颂自己这位朋友:“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砺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归庄与顾炎武,学行相推许,俱不谐于俗,二人有“归奇顾怪”之称。

      归庄的胞兄和叔父均死于抗清战场,他闻听噩耗,泣血负土,不辞险阻,往收两人遗骨而归。清兵攻江南,县丞阎茂才下剃发令,士民大哗。归庄带领群众杀阎茂才,闭城拒守,城破后,嫂殉节,其父也卒,他亡命他乡。随后,他削发为僧,称普明头陀,改名“祚明”,以示不降清志向。

      明亡之后,他“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凭吊古今,辄大哭,见者惊怪”。他拒不仕清,野服终身,每日纵酒狂歌,长篇短咏,挥洒淋漓,往来湖山,谈忠义者以庄为归。

      晚年的归庄,穷困无依,寄食僧舍,以卖书画为生,但非素交,不接受任何人馈赠。尽管屋无一间,田无一垄,但他却因此高兴异常,庆幸自己无需向清政府纳粮。在《观田家收获》诗中,他这样写道:“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五载输粮女真国,天全我志独无田。”

      与归庄之“奇”相映成趣的,是顾炎武之“怪”。

      顾炎武首先怪在长相上,他相貌险峻,丑陋无比,《清史稿?儒林列传》中说他“生而双瞳,中白边黑”,大概像今天的白内障患者,但视力却没有一点问题。

      其次怪在性格上,少年的顾炎武不但“独兀傲倜傥,以节行自厉”,而且“孤僻负气,讥诃古今”,甚至还非言孔子,“以是吴人訾之”。

      在一群螃蟹的眼里,一个在沙滩上径直向前行走而不横行的人,一定既滑稽又搞怪。

      但,顾炎武还是走得太远了。就连同样以狂著称的归庄,都为他过于出格的“怪”而担心,写信劝告他“允执厥中”,稍微折中一下,不能太怪:“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此语大骇人听,因此度兄学益博,而僻益甚,将不独音韵为然,其他议论,倘或类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却子语迂,单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忧之。愿兄抑贤知之过,以就中庸也。”

      洒脱不羁、狂傲不群的顾炎武,对此朗然一笑,他不管不顾地走入自己愤世嫉俗、独步古今的精神世界里。

      一个人也可以走得浩浩荡荡。

    第二节


      晚明,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他们以种种大炫国人之目的“奇技淫巧”为先导,进而将西方文明裹挟下的种种思潮也携带而来,连绵波浪一样冲刷并拍打着古老东方的海岸。由之,唤醒了长期在程朱理学禁锢下的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个性张扬较为突出的时代,也成为催生新人格诞生的全新时代。

      早在顾炎武之前,绍兴就出现了傲世灭俗、人性觉醒的徐渭,他坚持:“众所忽,余独详;众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

      泉州也出现了离经叛道、秉持童心的李贽,他平生痛恶道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携妓女前来听课,他则破颜欢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

      生活在这样一个儒学堕落、世风颓败、国力日衰、民心思振的时代,走出一帮怀赤子之心,以豪杰自认,肆狂狷之行,揭道学之伪,救道济世的思想者,便在情理中了。

      黄宗羲与顾炎武一前一后出现于此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人生轨迹有着过多的相似之处。

      和黄宗羲一样,顾炎武也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复社。他与当时的江南青年俊彦,以“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的共同主张,共济时艰,切磋学问,砥砺品性。

      仍和黄宗羲一样,怀着卓荦大才的他,也见阻于场屋,被科举的大门挡在门外。

      崇祯三年,二十一岁的黄宗羲赴南京参加科考落第后,他“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此后毅然决然离开举业,转身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

      崇祯十二年,二十七岁的顾炎武参加秋闱不中之后,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意识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而且,他更为激进地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只有“废天下之生员”,才能“而用世之才出”。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并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目的是“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然而,理想中的一切,几乎是在一瞬间被彻底颠覆。

      公元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而死。此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多尔衮定都燕京,既爱且恨的大明朝,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泡影。

      山河不再,故国已亡,此痛何极!

      悠悠故国之思,耿耿亡国之耻,此时全化为心中沉积的郁愤,对异族入侵者的仇恨,也变成他矢志救国、万死不辞的无尽力道。他在诗中孤愤四溢地写道:“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所以,当听说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组成南明弘光政权,大学士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的消息,他兴奋异常,将这位民族英雄比为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东晋著名北伐将领祖逖,“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寄望史可法能“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然后“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公元一六四五年春天,弘光朝廷任命顾炎武为兵部司务。官职虽然卑微,但深感报国有门的他,还是为之兴奋不已。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形势,他写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四篇论述,为弘光政权积极谋划救亡图存之策。

      然而,尚等不到顾炎武前往南京就职,南京即在此年五月被清兵攻克,朱由崧被俘,昙花一现的弘光政权迅速破产。

      这之后,江浙两省相继沦陷。清朝开始在江南高压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残暴的屠杀更是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他们纷纷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之中。

      吴志葵、夏允彝屯兵海上,并传檄天下,联络四方仁人志士,陈子龙、徐孚远、陆世钥等人则围聚陈湖,图谋远大。于是,华亭沈猶龙、嘉定黄淳耀、太仓张士仪、宜兴卢象观、昆山王永祚等人纷纷响应,高举义帜,互为声援。与黄宗羲纠集故乡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世忠营一样,顾炎武与归庄也积极投身到抗清的洪流之中。

      在名为《千里》的诗中,他慷慨激昂地写道:“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王子新开邸,将军旧总戎。登坛多慷慨,谁复似臧洪。”

      但在清兵的铁蹄面前,义军败绩连连。苏州兵败之后,顾炎武与归庄退守昆山,守城拒敌。昆山被破后,顾炎武两个弟弟被杀,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很快,常熟又陷落清人之手,嗣母王氏闻变,遂决定绝食殉国,临终前她告诫顾炎武:“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正是这一句“无为异国臣子”的临终遗命,让顾炎武坚定立场,磊落其志,毕生只做明朝遗民,与清廷绝不妥协丝毫,甚至表现出了远远超越黄宗羲的耿介独立人格。

      弘光政权覆灭之后,明朝残存的公子王孙们又纠集残余势力,相继建立了几个流亡政府: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建福州,很快又称帝,建号隆武;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建号永历。

      唐王政权遥授顾炎武以兵部职方司主事,但还没等到他前去赴任,即很快宣布倒台。

      顺治七年,顾炎武与归庄一同加入了爱国反清进步组织——惊隐诗社。他们“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奔走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明里以诗会友,实则相互砥砺,静观时局,暗中伺机,筹谋反清大计。

      这中间有绝望,也有欣喜。

      在闻听好友反清义士陈子龙被捕,投水自尽后,他赋诗歌哭,泪水湿襟;当闻听顾咸正一门五丧的噩耗,他悲痛欲绝,深感愁云压顶;而当听到郑成功在海上兴师,意欲北伐时,他欣然吟下“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以抒豪情;当闻悉义军攻克淄川,执杀降官孙之懈,他又喜难自禁,写下了名诗《淄川行》;当听到张名振在崇明全歼清军,他又挥笔歌赞:“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

      然而,顾炎武心情的底色却是黯淡的。因为客观事实是,义军渐次销声匿迹,国土日被蚕食,他只能在一次次备受打击的严峻现实面前,陷入深深的彷徨与失望之中。

      但信念之火依然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振衰起弊、恢复故国的理想大旗,始终在其头顶猎猎飘扬。

      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他以诗明志:“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坚称自己要像精卫填海一样,“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一只悲伤而疲惫、孤愤而倔强的小鸟,就这样执拗地盘旋在明清风云际会的低垂天空。

    第三节


      明朝无可奈何地死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再重新站起。

      顾炎武决定以一种自我符号化的醒目标记,来强化心中的信念,镂刻下对故国的缅怀。于是,这个名顾绛、字忠清的男人,郑重为自己改名——顾炎武,字宁人。

      “炎武”之名,取自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王炎午曾为保全老师文天祥的名节,作《生祭文丞相文》,催促乃师自尽,以死国表其忠心。明人钟惺就说他:“以文丞相忠义,死固其寻常事,不应以此薄待之;然事关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为,此真义士、真门生!”

      “宁人”之字,缘于“宁”系指南京,申明自己死生皆为明朝南京人,绝不偷合苟容于满清。

      信念,是一种存放在内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间一种无声的精神唤醒,成为生命的大自觉。而一经产生,其力度就远远大于一切,包括孕育这种力量的肉体自身。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活,为真理存在,虽筚路蓝缕而不苦,虽赴汤蹈火而自若。

      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并矢志不渝,砥砺而行,这便给人生打上了几许悲壮的色泽。

      世上最打动人的美,往往最沉静。不管是为家国英勇殒身,为道义慨然殉命,还是为爱情默默固守,为践诺扬骨沥血,其间所蒸腾、扬烈的精神,均是人不寻常的坚执与守恒,从而有了撼人的力度。

      在清廷的张榜通缉下,如同“无年不避,避不一地”的黄宗羲,顾炎武也走上了隐姓埋名的四处奔亡之路,颠沛流离。为了“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躲避清兵捉拿,他还得时常易容,“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此后,顾炎武以商人身份,署名“蒋山佣”,侨居于南京明孝陵所在的蒋山之下,暗寓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奔波于苏、浙一代,足迹遍及江淮。

      早在崇祯末年,时值吴中大旱,丧荒赋徭猖集,加之自己为救亡图存,无心事产,顾炎武将自家八百亩田产贱价典给当地一个叫叶方恒的豪蛮之人,来维持家用。而当顾炎武前来赎还这份田产时,叶方恒却无理扣押了部分田产,死活抵赖,不予交还。为了侵吞这份田产,叶氏买通顾家老仆陆恩,唆使他前往官府,告发顾炎武“通海”,即与海上的反清武装有染,欲将他置于死地。顾炎武得知消息后,将卖主求荣的陆恩杀死。因此,叶氏与陆恩的女婿绑架顾炎武,逼迫他自裁。

      为朋友四处奔走求救的归庄,最后找到了钱谦益,希望他能对顾炎武施以援手。对自己早期降清这一人生污点,钱牧斋后半生中始终怀着强烈的负罪感,无限追悔,并且不懈努力地来洗刷它。与顾炎武互为挚友的反清义士陈子龙,就是他的学生。此时,钱谦益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归庄讲,只要顾炎武肯做自己的门生,他便伸手搭救。

      情急之下,归庄私代顾炎武拜钱氏为师。顾炎武闻之后,深觉有辱自己名誉,急忙派人前往钱府索要归庄代写的门生帖,又亲书告白,派人张贴于街上广而告之,声明自己从未列入钱氏门墙。钱谦益为此尴尬地说:“宁人之卞也。”

      卞,急躁之意。顾宁人确实也太急躁了。

      钱牧斋以改过之心,时时悔恨早年失节之举,并长期致力于反清复明事业,乾隆后来将钱谦益打入《贰臣编》乙编之中,就含有对其深深的恼怒之意。顾炎武不会对之不清楚。以钱牧斋文坛领袖的学术地位,以及深厚的学术造诣,此时来做顾炎武的老师,应该也并不算埋汰他,但顾炎武就因钱谦益大节有亏,不仅无视自己生死攸关的严峻现实,而且公然拂却归庄乃至钱谦益的好意,只能说名节之重,在其心中是要重于泰山的。

      这也是他一生高树“行己有耻”理念的必然结果。

      在友人的多方周旋中,官司草草了之,顾亭林以杀有罪之奴之名获释。叶氏却不肯善罢甘休,屡次派刺客前去袭杀,南京太平门外的那次遇袭,几乎让顾炎武命丧黄泉。

      天下已亡,故国难救,己志不伸,小人困户,仇人绕门,他只能在绝望与愤慨中仰天叹息。长诗《流转》完备地记录下了他此时的心境: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极目皆榛莽。

      寒潮荡落日,杂遝鱼虾舞。饥乌晚未栖,弦月阴犹吐。

      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讐在门户。

      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

      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吴会之地,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大志在肩,无心与小人纠缠,那就怀揣志在四方的丈夫之志,背上行囊,向着江湖出发。

      请注意,学界向来认为顾炎武离乡背井的原因是避仇,其实不然,他的“誓言向江浒”,目的很明确,就是诗中所写的“杖策追光武”。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分崩,刘秀离开更始政权,忍辱负重,持节北渡黄河,“单车空节巡河北”,最后如虎出牢笼,似蛟龙入海,在河北之地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光复汉室之业。顾炎武的出走,暗含的也是光复之志。

      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元旦,顾炎武将家产悉数变卖,拜谒完明孝陵,从此离开故乡,独自向北中国阔步走去,只将一个渐行渐远的傲岸背影留给了昆山。

      这一年,他四十五岁。

    第四节


      这是一条将身心付予山河,又通向渺茫未知的漫漫长路,也是一场将志向交给大地,充满颠沛跋涉的艰辛长旅;这是一次结交天下豪俊、丰富自身阅历的人生洗礼,还是一段诗书相伴、著述不辍的文化漫游。

      孤独由他,畅快由他,苦涩由他,惬意也由他。

      孑然一身,遍走天涯,顾炎武将自己当作一个游移不定的文化符号,闪烁在偌大的北中国版图上。自此,他用自己整个后半生的时光来忠实践行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记载:“自是往还河北诸边塞者几十年。凡宁人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问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顾炎武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原序》中说乃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一路酒入豪肠,浩歌缭绕,结识天下英才;一路认真观察,将实践所察与书本所记仔细比对,然后发自己新思,述自己独见。

      在此期间,他不仅完成了《肇域志》、《日知录》条目,而且根据实地考察,还写下了《十九陵图志》、《万岁山考》、《昌平山水记》等重要著作。

      而在这漫长的文化苦旅中,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与自我修为也渐至臻境。他的朋友王山史就说:“亭林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行谊甚高,而与人严。居恒自奉极俭。四方之游,必以图书自随。”

      所以,多年之后,归庄在《与顾宁人书》中也不无感慨地对老友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然而,北游的目的,在顾炎武心中,却绝非想身涉万里,名满天下。他只是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所以,他马不停蹄,脚不旋踵,一直在居无定所地游走。

      在路上,他却并不困厄。虽然中间历经了康熙五年山东的黄培诗狱案牵连,亲赴济南,陷入缧绁之中数月,但与“濒于十死者矣”的黄宗羲来比,旅途上的他性命无虞,生活悠然,甚至还可以说十分风光。

      据《清稗类钞》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中也说:“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

      这些传闻的可信度有多高,不得而知。

      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顾炎武在中国大儒阵营里,与子贡一样,有着卓越的理财天赋。梁启超就说他:“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恳田遗迹。”《清史稿?儒林列传》更是说他“累致千金”。

      他的学问经世致用,在这里闪烁出迷人的光芒。

      但奇怪的是,当这些庞大的田产置下之后,他却又对之不管不顾,随意地将之交给朋友经营看管,自己则骑着马,带着两头驮书籍的骡子,继续自己的周游之路。

      那他如此忙着到处垦田置产干什么呢?

      个中原因,还需从他的言辞中排查。他说过:“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这貌似只是一句极具经营头脑的话,但接下来的一句,“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却已透露出他的心有异志了。在写给弟子潘耒的信中,他更进一步表白了这种思想:“文渊、子泰并于边地立业,足下倘有此意,则彼中亦足以豪。”

      文渊,指东汉名将马援,他的一句名言是:“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

      子泰,即田畴,东汉末年他来到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他对父老说:“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曹操北征乌桓,田畴派人为其做向导,终成大功。

      以此二人典故,委婉劝弟子前来,顾炎武恳田北地的心志,昭然若揭。

      正是在这种心志的鼓动下,顺治十七年,当他闻听郑成功率兵从崇明入长江,溯江而上,进攻南京的消息,他当即南下,第七次谒拜明孝陵。在《重谒孝陵》诗中他写道:“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是的,就连那些旧时熟识的中官和老僧,也不懂顾炎武为何在心中如此端庄地盛放着孝陵和长陵,屡屡前来哭拜。而在顾炎武这里,祭谒明陵,是“以创巨痛深之蕴,诉之九渊,冀后之人有因以喻其心”的悲怆之举,是寄托,也是寄望。

      然而,沉重如铅的现实告诉他,盘桓于心头的那个伟大的梦想已渐渐破碎,不可收拾,故国只能在一片“不堪回首月明中”残破了。

    第五节


      此身向老,大愿难抒。

      松散的骨架,颤巍的身影,已经不再允许自己仗剑天涯、四方奔波了,但苍老的心境依然盛满豪阔与不羁。那就选个安稳的所在,寄存余命,安顿雄心吧。

      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疲惫之极、心力交瘁的六十一岁老人顾炎武,决定停下自己的脚步,安度晚年。

      他没有回归江南,也没有在那么多他所恳田置产的地方精心选择一处,然后在那里营造一个幽静的住所,从此一头扎进去,夜望明月,日思故国,过他封闭安闲的遗民生活。

      让人不解的是,他选择了生活不便的华山之阴做终老之地。“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他写道。

      选择这个归宿的出发点同样令人欷歔!顾炎武认为:“华阴绾谷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看出来了,他的想法竟然如此单纯。

      身虽老,志不灭,垂垂老矣的他,愈老弥坚,以凌霜经寒之姿,仍在一心力图反清复明!

      晚岁的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们,采取不合作、不入仕的非暴力抗拒姿态,安顿自己流血的灵魂,但他们后来或允许弟子入史馆,或自己称清统治者为“圣天子”,态度明显和缓了下来。但顾炎武不,他要抵抗到底,决绝到底,无丝毫妥协。

      来看看他的举止——

      公元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顾炎武再游京师,住于外甥徐乾学之家,翰林院学士熊赐履设宴款待顾老爷子。此时清政府议修《明史》,熊遂向顾提出参与修史的邀请,顾炎武闻听后立道:“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此话一出,当即让熊赐履与徐乾学相顾愕然。

      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翰林院学士叶方苞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顾炎武三度致书,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

      当听说当地官府要“护送”自己入京候试时,他以死相拒。在给弟子潘耒的诗中他大义凛然地写道:“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缯。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远在常熟的吴龙锡听到后,写诗称赞顾炎武:“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鹤板,江南惟有顾圭年。”

      一句“江南惟有顾圭年”,已将顾炎武与黄宗羲等人拉开了距离。

      公元一六七九年,朝廷命叶方蔼与徐元文监修《明史》。叶方蔼再次想邀约顾亭林。顾炎武回信答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并明确告知:“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其刚烈方正,即使在烈烈其操的清初遗民群体中也格外显著,十分打眼。

    第六节


      这缘于明亡之后,抱着失国之恨的他对世态人情的深刻打量。

      在他眼中,不知亡国之恨,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固然可气可恼,但比起媚附清朝的士大夫者流,他则尤为痛恨后者的无耻。他曾赋诗贬斥他们:“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

      由之,他面向天下士人,喊出了“行己有耻”的嘹亮人格宣言。

      他的理论基点是,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就要灭亡,而四维之中,“耻”尤为要。他说:“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他从大明亡天下的惨痛现实出发,向大众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明显超越时代地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者。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进而又石破天惊地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就是后来梁启超为他总结的一句格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深刻看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治乱之要,就在人心风俗之上,而要整饬风俗,拨乱涤污,关键即是让士大夫正其学,明其耻。

      明末空谈虚枉的王学末流盛行,由此带来的人心浮荡,学风轻飘,不着根基,空谈误国,他对之深恶痛绝。他猛烈抨击他们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以肃清者、匡正者的双重姿态,站出来大声疾呼:“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他要人重返儒家经典,注重切实学问,摈除空谈心性,做实“博学于文”功夫,让修己治人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而他的“博学于文”不仅仅限于经史等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

      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也正在表明他倡导的是经世致用实学。

      方法是,重回儒家经典,着眼社会现实,在实践与书本并参中完善经世之学。顾炎武正是这样做的。

      潘耒在《日知录?原序》中这样记述乃师:“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正如潘耒所言,顾炎武广泛涉猎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并开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兴学科。其一生下笔谨严,常以“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自律,如写作《日知录》,一年工夫只写就十几条,但他一生著述磅礴,几可等身,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帝王宅京记》、《肇域志》、《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明季实录》、《二十一史年表》等重要著作。

      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首倡“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一途,认为治音韵为通经首要。向来自谦的他,对自己考辨精深的《音学五书》不无自得:“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

      对于《日知录》,他更是自认“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

      顾炎武摈弃宋明理学,复古经学,注重实证,追求经世致用的治学途径,直接影响了此后的乾嘉学派向考证经史的方向发展。

      此外,顾炎武勤搜资料,参以耳目闻见以求实证,且虚心改订,不护前失等诸种治学之法,以及所开创的诸如参证经训史迹、讲求音韵、地理探索、金石研究等学术门类,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而其高迈崇峻的人格,更让人望而起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他:“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学术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这位清学开山之祖,明朝的坚贞捍卫者,带着他无尽的遗民之恨,逝于山西曲沃。

      七十岁的他,可以面对广天阔地,无愧地说“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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