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宗周的故事与评价——学问与气节并重的学宗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39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一个活着时让敌人为之头疼,束手无策,乃至焦头烂额的人,死后却让对手由衷钦敬,并为之欷歔感叹不已,其人格一定超拔高迈,凛然豪纵。

      欧洲历史上,阿基米德用智慧捍卫的叙拉古终于被罗马大军攻破后,他也死于罗马士兵的剑下。在为阿基米德哀悼的人群里,罗马统帅马赛拉斯竟是哭得最为伤心的一个。

      在舆论钳制盛行,文字冤狱广兴,甚至不惜以埋汰手段污蔑前朝士人的清朝,乾隆皇帝却命馆臣为一个秉持家国道义,坚不降清,慨然以身殉国的明朝文人编纂文集,甚至还亲自搦管作序,满怀崇敬地写道:“当明政不纲,权移阉宦,独能守正不阿,多所弹劾,至今想见其风节凛然。而且心殷救败,凡有指陈悉中时弊。假令当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国,允为一代完人。”

      在有清一代,除了康熙,爱新觉罗家族之人的心胸都并不阔大,乾隆却公然将“一代完人”的至高称号,赠给了一个大清国的敌人。这中间的原因,除了如乾隆所说,“使天下后世知余大公至正之心,维持名教而不苟小节”的自我标榜,以及“且为千古之君若臣垂戒示劝”的作用之外,就是这个将一腔热血搏抟于纷扰乱世的人,其勃郁坚韧的精神力度,高蹈四溢的人格光芒,交相辉映,炫目夺神,最终使乾隆深深折服。

      疾风劲草,板荡忠臣;大天大地,载育英雄!

      他姓刘,名宗周。

      与传统认识层面上的英雄完全不同,刘宗周不曾喑呜叱咤于疆场,也没有督师迎敌于城下,更没有身陷囹圄,慷慨死于敌手的壮烈之举,但后人却将他与史可法、黄道周一并称为“明末三忠”。清人程仪洛在梅花岭上哀挽史可法时,都不忘提到他:“一死报朝廷,求高帝列皇,鉴亡国孤臣恨事;三忠扶天纪,与蕺山漳浦,为有明结局完人。”

      他只是一介文臣,而且是位仕途上相当不走运的人。

      刘宗周一生,历仕神宗、熹宗、思宗、福王四朝,通籍为官四十五年之久,实际立朝却仅为四年,而先后被革职为民就达四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刘蕺山集提要》这样概括他:“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恩义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埽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厄于魏忠贤,再厄于温体仁,终厄于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

      介然不改的姜桂之性,使得他心怀黎元,胸牵苍生,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保持廉洁的节操,以慎独理念来激励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蔑视权贵,抱道自守,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

      他做官多年,家中始终赤贫如洗,甚至到了“闻召就道,尝不能具冠裳”的地步,而且“饕飨不给,岁贷米于大善寺僧”,后来还是靠夫人“以纺绩之余,置田二十亩,得免贷米事”。

      在南京任职期间,他“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菜腐一二十文”,因常吃豆腐,被人称为“刘豆腐”。不管官至二品朝中大员,还是为地方府尹,刘宗周几十年如一日,“出入都门,行李一肩”,故又被人称为“刘一担”。

      敝衣恶食、生活清贫、待己甚简的刘宗周,却“居官淡素自持,动必勅法,视权贵若浼焉”。

      天启初年,他因大胆弹劾魏忠贤、客氏被革职;崇祯年间又力排众议,以论救姜采、熊开元被削职;福王监国,他弹劾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而且还据理力争向福王说阮大铖必不可用,因而再次归家。

      在东林党人遭受灭绝性打击的血雨腥风中,他又以崇高的气节和无畏的精神,屡屡前往吊唁被阉党残害的东林忠烈,颂扬他们“尽道而死”,讴歌他们“与其默默而死,毋宁烈烈而死”。正是这样一位不容于当朝的大明官场异类,在操戈抗清不成,于清兵占领杭州后,怀着一腔义愤,义不食清粟,绝食而死。

      属于他的真正精神肖像,则是一介书生,一位力道绵软,却铁骨铮铮的书生。作为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将程朱性理之学发展至极致,并搬出王阳明原旨,对王学末流予以矫偏匡正,使僻邪狂肆、深染蹈空之弊的学术,重新回到王阳明原来的轨道之上。梁启超说:“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高景逸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

      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学生,他对乃师之学客观评价道:“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渐之所衣被也。”

      刘宗周所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对明清易代之时的中国学人影响十分巨大。他门下走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气节之士,其中就有执锥刺奸、结寨抗清的黄宗羲,一门英烈的祁彪佳等人。

      桃李灼灼,大贤累累。

      “蕺山风高”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一种兼涉学术与气节的双重精神标高,巍然矗立在鉴湖之畔,高扬在刘宗周的家乡绍兴。

    第二节


      刘宗周,绍兴山阴人。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因迁居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生于公元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卒于公元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

      较之幼年丧父的何晏、韩愈、孙复、范仲淹、周敦颐等大儒,刘宗周更为不幸,他尚在母腹之中时,父亲即撒手人寰。他是以遗腹子的孤苦身份降临到这个世界的。

      如同幼孤的周敦颐跟随母亲到舅舅郑向家里寻求生活保障,并深受舅氏教育、影响一样,孤苦失依的刘宗周母子,也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上虞道墟人,明末颇有学问而屡试不举之儒者,是“易学”名家。章颖传授“易学”数十年,从学者千余人。明代著名学者陶望龄、周应中等,皆出其名下。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喜与门士激扬风节”。正是在这样一位姥爷的抚养与教育下,刘宗周才在不断完善学业的同时,养成了尚气节、重操守的精神禀赋。

      一条既寻常又特别的成长之路,就此在刘宗周脚下展开——七岁入塾,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乡试中举,公元一六〇一年,万历二十九年参加会试,进士及第。因母丧没有任职,回家守制。

      丁忧期间,刘宗周拜许孚远为师,继续深造。

      许孚远,是与王阳明共倡心学的湛若水弟子唐枢的得意门生,为一代大儒。他秉承甘泉学派的随处体任良知,其学以克己为要,功夫第次严格不懈,认为功夫做到实处,使方寸之地洒落洁净,不挂一尘,这就是濯之江汉,暴之秋阳,也是格物之义。

      所以,他的学术理念虽然倡导笃信良知,但更注重个人功夫,反对援良知以入佛。他曾直率地规劝将王阳明之学引向末流,只倡顿悟,公开与禅表里,并导致了心性空谈主义的龙溪先生王畿,告诫他“为后生标准”,不要因自己偏离正轨的学说,导致“二三轻浮之徒,恣为荒唐无忌惮之说,以惑乱人听闻,使守正好修之士摇首闭目,拒此学而不知信”。

      许孚远在建昌任知府时,与罗汝芳讲学不合。罗汝芳师从阳明弟子王艮,其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标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我物为大,纯任自然,当下现成,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是非。这让许孚远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将阳明之学引向了另一向度的末流。

      后来,在南京为官时,他与罗汝芳的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尚宝司卿周汝登并主讲席,最后因激烈抨击二人学之虚枉被解官,但许孚远若无其事,从容如常。他耿直、真率到了甚至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步。许孚远与李见罗友情甚笃。万历年间,李见罗遭人陷害,被谮下狱,明神宗一心想置其于死地,“言者强诤,上持愈坚,法吏皆震怖”。许孚远奔走呼号,救之甚勤,拯之无所不至。后来,李见罗平反出狱,戍守福建,出门甚是招摇,作为巡抚的许孚远见到老友后,先是“劳苦涕泣”,哭完后马上正色说:“公蒙恩得出,犹是罪人,当贬损思过,而鼓吹喧耀,此岂待罪之体?”李见罗半气半恼地回答了两个字:“迂阔!”

      而抱拙自处、守正不移的许孚远,却让刘宗周推崇备至,认为老师的教导于他而言“颇有朝闻之说”,因此“平生服膺许师”。刘宗周在五十岁时仍说:“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弟子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

      跟着这样一位不谙世理、持正不移的老师走,刘宗周的后天脚步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应该能够想见了。

      刘宗周一生秉持的“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的人格精神,就是在师门影响下形成的。

      公元一六〇四年,万历三十二年,刘宗周北上京师,担任行人司行人。

      刚刚踏上仕途的他,面对的却是这样一幅不堪的局面:此时的明神宗,深居内宫,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一幅颓唐潦倒模样,而且神宗“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其治下的大明朝,也如他周身散发的污浊酒气一样,朝政混乱,国库空虚,兵连祸结,百姓遭难。明朝已经从张居正为首辅时的生气勃勃,彻底走向了末路。就连明神宗自己都无奈地说:“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但已然堕落变质的他,却越走越远,造成了很多大臣纷纷封印,拜疏自去,政府机构陷于瘫痪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刘宗周于公元一六〇五年,就以侍亲为由,卸任还乡。公元一六一二年,在家赋闲已经七年的刘宗周,被沉睡在酒色氤氲之气中的神宗忽然想起,被恢复旧职。北上赴任途中,刘宗周专程绕道无锡,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来到东林书院,与东林领袖高攀龙晤面,结为道交。

      要知道,此时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刚刚死去,东林君子正被朝中邪恶势力狂乱撕咬,处于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之时。朝中的宣、昆党徒正在“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他们黑白颠倒,污蔑造谣,众口铄金,使得东林书院霜冷冰寒,四面楚歌,处境维艰。

      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就连原先讲会于东林书院的众人,也纷纷离去,只留下极个别“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而刚刚被朝廷恢复职务的刘宗周,却在上任前不辞辛苦地专程跑到这里,而且还与处于众矢之的的高攀龙结为道交,岂非自找苦吃?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三节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因鉴于王学炽行,到隆庆、万历年间,发展到倡导“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遂自觉进行学术的救弊挽颓工作,“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属遵洛闽”,重揭朱学徽帜,兴起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

      同时,他们又有感于士习日下,奔竞成风,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的种种丑陋社会现状,愤然而起,在揭露现实政治的昏暗、痛斥腐败的同时,力倡道德重振运动,要求学者严守程朱学训,专以道义相切磋,使人们诚意正心修身,试图兴儒学以救衰世。

      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痼疾涌发,积疴甚深。土地兼并及开矿榷税,使得百姓流离失所,不堪重负,转而为流寇,暴乱四起;而朝廷之内,廷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后,邪佞之徒将正直的东林党人排斥殆尽,《明史》中说:“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无疑,东林党人对时政的看法,所坚持的情操和政治立场,以及对流入空虚的王学扶偏匡正等等主张与作为,都和刘宗周所持完全契合,息息相通。

      因此,虽非东林中人的刘宗周,在东林“日被构陷,锋镝纷起”,在朝野一片讨伐东林的声浪,以朋党之罪罗织东林,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激烈、复杂政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站出来,屡屡对遭受打击的东林人慷慨声援。

      公元一六一三年,万历四十一年,针对“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以东林为语柄者”,他大义凛然地上疏说:

      夫东林云,先臣顾宪成倡道于其乡,以淑四方之学者也。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真切学问如高攀龙、刘永澄,其最贤者。宪成之学,不苟自恕,扶危显微,屏玄黜硕,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拘天下于披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惟是清议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湿。属有救淮抚李三才一书,谤议纷起,卒罹谗困以死,识者恨之。宪成死而有申宪成之说者,其人未必皆宪成。于是东林之风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门户云。嗟嗟,东林果何罪哉?

      在严峻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能持一己之正,袖手噤口,不见风使舵向受打击者落井下石已属不易,而他却在朝野上下对东林的剪除荡涤中,只身而出,不惧引火烧身,慨然声援东林,其间所展示出的凛然正气,令人仰视。

      他又指出,“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认为对东林之士“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此话一出,引发昆、宣两党大哗,他们飞章攻之,诬陷刘宗周颠倒是非,并将他比作春秋时的少正卯,请求皇帝诛杀刘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刘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假告归。

      一蚁寄大磨,不救风轮左!面对无可动摇更无可奈何的时局,两次短暂的出仕经历之后,他感慨万端。那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发自肺腑的深感无能为力。

      在《与周生书》中,他援笔抒发胸中的块垒:“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

      西晋时朝政昏暗,有着先识远量的索靖,曾对着洛阳宫门外的铜驼叹息:“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来“八王之乱”爆发,西晋终于山河残破。刘宗周用此典,可见他对现实的绝望之深。

      他在这封信中还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进而,他联想到韩愈,在不能救时补弊的情况下退而自励,潜心学术,终成大儒。

      于是,他确立下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远离庙堂,安坐书斋,用学术和思想为世道人心做一番打理。

    第四节


      书房,永远是文人的灵魂栖息之所,也是思想盛开之地。

      疲惫不堪的身躯可以在这里得到休憩、复原,迷乱惶惑的神志可以在这里得到肃清、归正,伤痕累累的心灵可以在这里得到疗伤、滋养。

      带着对现实世界的无限绝望,也带着对时学空疏虚枉的深深厌恶,他将身后的门扉关上,也将纷乱扰攘的世界关在门外,从此,刘宗周徜徉在了他的精神后花园。

      深感时学之乱,静读求学的他,于此时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于是,就有了他著名的“甲寅悟心”。

      此前,他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存在学术缺陷,“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但三十七岁时的他,鉴于社会与学界的种种现状,对心学又有了新的认识。

      他认为,本心自足,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在此时所著的《心论》中,他明确指出:“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圆,能平能真。”他的“心一而已”论调,将朱陆各自的“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圆融一处,合于一心,故而提出“德性、闻见本无二知”,将尊德性、道问学看作学者需同时着力的一件事。“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一,故无内外、无精粗。与其是内而非外,终不若两忘而化于道之为得也。”

      这个“心一”,其实就是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翻版。他解释道:“一心也,统而言之,则曰心;析而言之,则曰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国、家与身,而后成其为心。若单言心,则心亦一物而已。”

      他在《论语学案?君子儒》中明确指出:“学以持世教之谓儒,盖素王之业也。”甚至提出:“既为儒者,若定要弃去举业为圣学,便是异端。”如此,便将学术与经世合理地会同为学者的同一使命。将“事功”与“心性”之间的存在的理论藩篱打开,共栽一圃之中。

      进而他提出:“居官者当以学问为第一义,而不可不日加之意者也。夫心非一膜之心,而宇宙皆足之心也。故善事其心者,无有乎内外、显微、动静之间,而求其所谓本心者,亦曰仁义而已矣。”

      他倡导学者不能空谈心性,而应专注于事功,提出经世致用。“簿书、钱谷之皆心者,为其有以寄吾之生心也。君子生其心以生人、生百姓,一簿书焉而生生,一钱谷焉而生生,则学问之道又孰有大于此者乎?簿书、钱谷系求达社会安定和发展的致用之学。”

      刘宗周的学术以“慎独”为宗。他认为:“言慎独而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慎独”虽然讲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实在具有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意义,是学问的第一要义。

      因而,他的学术兼容并包,各有取舍。而其巨大的学术创树意义是,将流于虚枉的王学末流拽回到朱学的固有轨道之上,同时也解决了朱学自身刻板的格物穷理的局限,注以王学心性上的学理疏通。

      对于朱熹之学,他并不像东林学派那样笃信程朱,反对陆王。他认为,学术永远呈现为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不管朱学还是王学,均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存在,合乎历史规律,各有其理,“斯文未丧,圣贤代兴,朱、陆、杨、王递相承,亦递相胜,而犹不互无得失,递留不尽之见以俟后之人,我知其未有涘也”。

      对于王阳明之学,刘宗周有一个“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的思想演变历程。姚名达在《刘宗周年谱》中阐述了蕺山学派的学术渊源:“刘宗周之学,推本于周敦颐及二程,而与朱、陆皆有龃龉。得源于王守仁,而为说又异。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

      这其实是说,刘宗周之学体系庞大,已经不是一门一派所能限囿。刘宗周对朱、王之学有着若干厘定、修正。他辩证地说:“合而观之,朱子惑于禅而辟,故其的也支。陆子出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王阳明)似禅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至《朱子晚年定论》,文成谓未必尽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亦确论也。若朱子可谓善变矣,由支离而易简,庶几孔门闻道之地,其为卓立天下万世之儒矩奚疑?”

      蕺山再传弟子邵廷采说:“伏见郡城蕺山刘先生者,性成忠孝,学述孔曾。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诣力精邃,揭慎独之旨,养未发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论事必根于诚意。固晦庵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

      不拘门户,博采众长,疏通千圣,取长补短,刘宗周“上承濂洛,下贯朱王”,以朱学救王学末流,又由王学会通程朱,完成了宋明道学史上最后也是最为严整的思想体系。

      从而,也奠定了他作为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地位。

    第五节


      公元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明熹宗即位。长期笼罩在雾霾中的大明政体似乎拨云见日,透出了难得一见的晴朗。

      此时,被打击的东林党人纷纷重新走回京师,以东林书院“群贤蔚起,朝野蒸蒸”为标志,学术界也迎来了明媚春光。在此背景下,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

      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假象。

      明王朝朱家子孙向来有着崇信奸阉、重用宦官的传统。比如明英宗宠王振,明宪宗宠汪直,明武宗宠刘瑾,明神宗宠张忠,明熹宗也不例外。

      他不光信任并重用太监魏忠贤,而且又额外加上了保姆客氏,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任魏忠贤、客氏狼狈为奸,大肆干预朝政。他们专横跋扈,为害程度更为此前太监所未有。此时,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朝国事迅速演变为不可收拾之局。

      刘宗周很快就上疏劾奏魏忠贤,愤然指责他“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请熹宗行明太祖铁榜之制,杜绝宦官任政,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疏上,魏忠贤大怒,明熹宗也生气地指责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因首辅叶向高施以援手力救,嘴大无忌、不知天高地厚的刘宗周最终被廷杖六十,罚俸半年。

      臀部还伤痕累累,肿得老高,刘宗周就又接着上疏:“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作仗节徇义之气。”熹宗得疏后,再次对他大加训责,但可能是被刘宗周这种既迂且忠的憨直行为逗乐了,所以只批评两句“语言无忌,姑不究”。而且一边切责刘宗周,一边又不断提升他的官职。于是,刘宗周从礼部主事、光禄丞、尚宝司少卿一直做到太仆少卿。另外,明熹宗还下令表彰他。“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但刘宗周并不买账,他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为辞加以拒绝,连告三疏,获准后回籍调理。

      公元一六二四年,吏部题缺官事,刘宗周再被任命为通政司右通政。此时,大权独揽,受命提督东厂的魏忠贤与其党羽正擅作威福,剪除异己,荼毒内外,将朝中正直之士都认为是东林党,而对之大行驱除。

      刘宗周看到正直君子们被放逐而愤懑异常,他不顾吏部促其赴任的行文,拜疏固辞。他上疏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他要用自己坚不赴任的行为,来矫正颓败的士风,砥砺沉沦的气节。他还再次上疏弹劾魏忠贤误国。

      这一次,明熹宗勃然大怒,痛斥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然后,将他削籍为民。

      刘宗周长长叹息了一声:“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于是,他回到山阴,讲学于“解吟轩”,也就是后来的证人书院。

      他向弟子们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此心绝夫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心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从此有了“慎独”之说。

      蕺山之麓,又响起了刘宗周授课训徒的娓娓之声。

      而他倾听外部动荡世界的耳朵,一刻也不曾关闭。他时刻在关注着朝廷的斗争,国家的走向,正直之士的命运。

      噩耗频传,灾难消息屡屡叩窗,接踵而至。先是公元一六二五年东林遭掠,天下书院被毁,继之是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被魏忠贤残杀。刘宗周悲愤难抑,写下了《吊六君子赋》,为死去的烈士歌哭。公元一六二六年,义不受辱的挚友高攀龙,以庄严的自杀方式结束生命,接着是好友黄尊素被杀害,而他自己也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

      刘宗周对此淡然一笑。他将儿子托付给学生,又把自己的文稿转存到友人那里,他似乎已经听到了锦衣卫缇骑的急促马蹄声正由远及近,渐行渐至,而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打算,安静以待。

      可是就在这时,解放了!

      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

      大明朝这趟已然极端疲惫、破败异常的列车,迎来了它的最后一任司机。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他上任后即大赦天下,解除党禁,斥逐阉党,为冤死者平反昭雪,让削籍君子还朝。

      劫后余生,刘宗周春风满面地走下蕺山,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做起了顺天府尹。他向崇祯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新朝领袖能“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看完后,只说了两个字:“迂阔。”

      崇祯比谁都清楚,他登台亮相在大明政治舞台的时间,的确太晚太晚了。

      此时,内忧外患、积弊已深、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在内,党争已经愈演愈烈,官僚集团严重腐化堕落,国家财政行将崩溃;在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暴动四起,东北边陲的后金政权日渐强大,这些都像一道道绳索,紧紧扼制着明王朝的咽喉。

      边患、军需、财政、粮饷……这些燃眉之急,急火攻心地困扰着崇祯。崇祯饥肠辘辘的肚子现在需要的是面包,而刘宗周给他的却是小麦高产指南。让他大倡仁义,行尧舜之道,崇祯自然会认为太迂阔不实。这不是崇祯的错,当然更不是刘宗周的错。

      对崇祯失望,同时也令崇祯失望的刘宗周,再次辞官归家。回到绍兴,他与陶奭龄讲学于王守仁祠,以证人名堂,成立“证人社”,仿东林书院会集同志讲学。

      刘宗周的学术思想越来越宏富了,而大明朝的江山却越来越摇摇欲坠了。

      国家动荡不安,时局每况愈下,公元一六三六年,清兵又一次南下,抵达居庸关。于焦躁与忧惧中度日如年的崇祯帝,困于时艰,再次想起赋闲在家的刘宗周,于是拟以刘宗周入阁,结果遭到首辅温体仁的“借端以沮”,最后,他只成为工部左侍郎。

      面对一副烂摊子,无计可施且气急败坏的崇祯,此时得出一条结论:“外廷皆不足恃”,他“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全部启用太监监军。刘宗周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置若罔闻。

      对大明王朝痼疾有着深切了解的刘宗周再次上疏,他在《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中言辞恳切地提请崇祯“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

      崇祯帝奖其清直,再次准备重用刘宗周。温体仁闻而惧甚,这位既忌且妒的首辅,暗中唆使人上疏皇帝,诋毁刘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遂决定不再起用。

      义不受辱的刘宗周连上三章,恳请回乡。临行时,他给温体仁留下一封信,痛责其罔上诬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

      走到德州时,他再次上疏皇帝道:“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后日之祸,今日又酿之矣。”接到上疏后,恼羞成怒的崇祯将刘宗周革职为民。但,后来的崇祯还是时时会想起这位嘴硬口直的绍兴人,每每临朝而叹:“大臣如刘某,清执敢言,廷臣莫及也。”

      重新回归书斋的刘宗周,息绝仕念,闭门著书。

      此间,他删定《阳明传信录》,驳王畿《天泉证道记》中所记录的“四句教”,以明朱、王学术之同归,先后著《原旨》、《证学杂解》、《良知说》。为了纠王学末流所带来的危害,刘宗周继“慎独”之后,又提出“诚意”开示学者,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至此,他对阳明之学,经历了由疑而信、而批评修正的三个过程,逐渐形成自己以“慎独”为宗旨的心学思想体系。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合综朱王之说、独具个性的明末儒学宗师。

      崇祯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年,陷入极度困境的朱由检再次想起刘宗周,授其为吏部左侍郎。刘宗周上疏请辞,不允。

      次年二月,清兵攻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

      闻听此讯后,刘宗周扔掉此前对崇祯帝和大明朝的绝望,收起自己“无意再仕”的思想,抱病而起,奋然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

      再次走回朝廷,并担任左都御史的刘宗周,仍不改其一贯的作风,面折庭争,无所顾忌。他不但大胆指责崇祯,“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而且批评崇祯将两位正直进谏的言官下狱,“甚伤国体”。结果,崇祯再次将刘宗周削职为民。

      第三次被革职的六十五岁的刘宗周,在《与祁世培书》中这样痛心疾首地写道:“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他因绝望而羞愧,又因羞愧而绝望。

      一个让正直君子“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的时代,一定是个乌烟瘴气的扭曲时代;一个容不下端直学人的王朝,一定是个混蛋透顶,且无法收拾的王朝。

      而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王朝,基本上已经没有苟延残喘的任何可能了。

    第六节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

      山穷水尽的崇祯,在亲手杀掉皇妃与公主之后,神情恍惚地来到煤山。他以发覆面,自缢而亡。留在他衣襟上的是这样几句痛彻骨髓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一心有所作为,却又无能为力的明朝末代皇帝,用一己心力交瘁之体,顶着“亡国之君”的帽子,来为此前他那些胡作非为的朱姓前辈最后结账。

      他用长发遮面的方式,来表达永远不能释怀的愤懑和耻辱。而他散发覆面,将绳圈套向白皙的脖颈时,可曾想到,他真正无颜见的其实是刘宗周?

      这年四月,多尔衮的清军在吴三桂的配合下,进入山海关。五月初一,在北京刚兴高采烈吃了几天饺子的李自成旋即撤出,将北京留给了满清。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戴下即位,改年号弘光,建立南明政权,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刘宗周却以讨清大仇未报,不敢受职,自称“草莽孤臣”。

      与苟且偷安的南宋政权形同一辙,懦弱、自保的南明政权让刘宗周大失所望。

      他向福王上疏说:“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他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又请诛杀内外不称职诸臣,对马士英、高傑、刘泽清等人大加挞伐。马士英因此衔恨在心,诬告刘宗周“负海内重名,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是“明示不臣天子”;劝皇帝亲征,则是“谋危君父”。

      此时,刘宗周客居于丹阳僧庙。“高傑、刘泽清遣刺客数辈迹之,先生危坐终日,无惮容,客亦心折而去。”

      入朝之后,他弹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然而,很快阮大铖就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刘宗周再次警示朱由崧:“大铖之进退,江左之兴衰系焉。”福王不听。

      见忌于马士英的他,在南明朝廷中已无立锥之地,不足一月,驰驿归家。

      返乡之后,他作《中兴金鉴录》,希望通过自己对历代中兴帝王治国方略的总结,给弘光政权以治国之道的借鉴,能够迁延明祚。

      此外,他还专心修订了《人谱》。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儒学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但如若个体的人没有成熟的道德理念,那么就不能在修齐治平的外王事业中有所成就。《人谱》的写作,不但是要构建一种新型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匡王学末流之弊,而且要培养一种至上的道德精神,重建以道德品性为准绳的个体道德标高。

      他说:“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如何成圣,这是《人谱》一书的根本目的。

      他为大家所画就的理想人格,是能“济大事”。他说:“古人济大事,全靠脚定,只是不从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夺处,皆是此等作祟也。诚极则精,精极则变,一切作用,皆从此出。诚中之识见,是大识见,诚中之担当,是大担当,故君子非有才之难,而诚之难。”

      这更是他为自己标定的人格高度。在这种人格标定下,他最后的凛然一死,便成为一种必然。

      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南京城陷,福王朱由崧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杭州再落清军之手,潞王降清。消息传来,刘宗周恸哭之后,慨然说:“此予正命时也。”

      他决定要用一己之躯为已然躺倒的大明王朝殉葬。

      他向这个世界最后陈词:“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吾越又降,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今谓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为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

      一代宗师绝食二十天后,溘然长逝。

      那天的绍兴,与同年四月史可法就义时的扬州一样,残阳滴血,天地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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