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是怎样的?大气豪爽的中土人与浪漫风流的西域人,

  • 发布时间:2018-02-25 12:40 浏览:加载中
  •   有一次,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忽发奇想,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那么,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当时顶尖级的大都市。

      “不”,他说:“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

      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

      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的优哉游哉了。一个个体躯壮健,精力饱满,自不必说,性腺发达,肉欲强烈,也是不以为奇的事。加之没有汉民族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当时,恐怕连整个大气层,都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

      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绝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的确是个怪不错的主意。

      应该说,介于欧亚之间的西域,是个出美女的地区,至今犹是。我曾做客于斯大林的故乡高加索,颇讶异于那里的女孩子着实漂亮。可能欧亚人种的差异,所形成的杂交优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女性,无一不出落得格外诱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情窦初开,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该是如何令男人们内分泌贲张,荷尔蒙乱窜了。

      不过,这与汤因比先生无碍,如果实现他的理想,落户丝绸之路的某城某镇,碰上几位钟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长个人化写作,敢不敢私语至脐下三寸,无关紧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迈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羁,挥洒自如的浪漫生活。试想一下,将镜头对准汤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阳,仰天啸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间小酌;餐后,毡房微睡,一枕黄粱;傍晚,弦索弹拨,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惬意的生活,可比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办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大事业,大格局。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大陆),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从我们多少读过的唐人诗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场景。如岑参《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那时的长安,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不为过分。看来,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不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红灯区平康里,难免就有一些妖艳的西域妹。李白诗《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颇足以说明色情行业的发达。

      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别人认定是个大款,她连忙辩说不过是个“穷波斯”而已。从这些胡人胡语,竟然能够进入民间口语领域,也就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也还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国家,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国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们了。但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耳曼、条顿、高卢诸民族,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

      辜老爷子的中华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也是落后过的。贵妇人内急了,在路上蹲下来,靠裙子掩护,旁若无人地随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风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纪,那位启蒙者卢梭,并不把掏出他那发育不全的性器官当众小解,看作是多么不雅的举动。研究者甚至认为,巴黎香水业所以如此发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的先人不常洗澡有关。

      当君士坦丁堡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统时;当拜占庭帝国后宫裸浴的旖旎风光遐迩闻名时;当苏丹王爷们沉浸在这种东方式沐浴的快乐中时,很显然,不过是学我们李隆基和杨太真,在临潼泡温泉桑拿,剥冰镇荔枝,西亚版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罢了。而彼时彼刻的欧罗巴,男人穿着树皮鞋,女人还锁着贞操带,刚走出野蛮时期。

      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焉知在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会不会轮到我们去笑话现在笑话我们的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事还真的很难说呢!

      汉唐两朝,大概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朝代,那势头,当不弱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开放力度。如果中国一直保持着汉唐盛世,面对世界的大开放的格局,延续至今,那么,其发达昌盛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中世纪,罗马十字军东征,如入无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气向东方摇晃一下威胁的指头吗?我想,即使借给他们胆子,也不敢的。

      可惜,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相残杀的毛病;热衷于折腾,越穷越折腾的毛病;过不上几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毛病;谁也不能好,谁好就掐谁的窝里斗的毛病;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儿完蛋的毛病……这许许多多的劣根性,发作起来,使得历朝历代的太平岁月,即使是辉煌盛世,也维持不了一百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正如舞台一样,台上的演员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观众忍不住了,他们便要粉墨登场,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军,好一个杀字了得,结果,天下大乱。一个黄巾,结束了汉帝国,一个黄巢,结束了唐帝国。而且,黄巢之恶,后来居上,甚于黄巾,在中国历史上,凡标之为“末”的王朝,都有可耻的人吃人记录,但唐末,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最为恐怖惨绝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第三次)退出长安,在陈州被阻。”“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皑,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

      中和四年(884):“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备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用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目千里,无复烟火。”

      因此,汤因比先生如果挑选公元九世纪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楣了。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农民革命军的兄弟们,会不会将这个来自不列颠的胡人,扔进大锅里煮了吃。那时的中国,烽火千里,路绝人烟,尸骨无存,一片焦土,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时代,成了十恶不赦的食人生番,丝绸之路怎么不湮没在沙漠里,连遗迹都难寻难觅呢?

      丝绸之路一断,开放局面终结,唐以后的五代,五代以后的两宋,只有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局面都难,哪有重开丝路的雄心壮志?明、清两代,开国之初的几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烨、弘历,倒有过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意识,但复兴丝路,重振贸易,根本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及至明末清末,内忧外患,难以为继,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放眼世界。老实讲,能喊出开放口号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气。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强大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闭。在中国历史上,晚明和晚清两代的统治者,上下谈夷色变,唯有闭关锁国,最后,干脆连片板也不许下海,关起门来当皇上了。

      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欧洲人,变得强大和人五人六起来。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不胜唏嘘。其实,汉唐盛世,中国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大概,中国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开放的内闭之时,也必是国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了。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将它视为洋货的。

      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大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同志,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还是姓“社”,才决定取舍。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大家,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而摩伽陁这个国家,“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这个距离,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气派。本土不产胡椒,敢不远万里,从原产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运过来。从地图上看,从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

      这八百石胡椒,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书》,发现代宗李豫时的权臣元载倒台时,查抄没收其全部财产,从他家中搜出,竟藏有“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惊了。从古至今,中国官员们的贪污,从金钱到女人,从房子到股票,从茅台酒到洋烟,从金针木耳到粉丝粉条,来者不拒,无不笑纳,已经够没出息,够下三烂,够令人恶心的了。想不到从这位唐代贪官家里起赃,竟有钟乳、胡椒等大批物资,这在世界贪污史上也是一条奇闻。

      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那么这批赃物差不多有六十多吨,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运抵长安。打那么遥远的地方,运来如许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贿者的财大气粗,和受贿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这类官员有点为艺术而艺术似的,纯系为贪污而贪污,所为何来?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里,中国贪官的强烈占有欲,浓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由此也可了解唐代丝绸之路,幅员之广,交易之远,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难怪汤因比先生要将他的伦敦户口,迁到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了。

      元载的赃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过于来自阿拉伯群岛的香料钟乳了,多达五百两,让李豫简直恼火透了,打开国库,怕也找不出这许多。于是,他指派宰相刘晏主持工作组,清查这件案子,但“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实际上他亲自坐镇。肯定元载得意的日子,曾经不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后,处理这笔钟乳的办法,也挺反映李豫气急败坏的个人色彩。他下令,凡中书省四品以上,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前来领取一份乳香,而且发布命令,朕要你们回家后,燃香庆祝,取得廉政胜利。

      那几天,长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满城飘香的日子里,李豫“下诏赐载自尽,妻及子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断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披东都第助治禁苑”。在中国,只有这件事不会引起异议,而且大家会拍手称快,那就是处治贪污犯。所以,元载贪污集团的覆灭,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

      虽然《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诗》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看来是个知识分子无疑。但是,从他的聚敛行径看,与老农把几文钱掖在裤腰带里,并无什么区别。因此,他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始终未能摆脱他老爷子给人当管家,老老爷子说不定是扛长活的农民本质。元载看着他堆满仓库的八百石胡椒,五百两钟乳,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官上的乐趣,收藏上的欣慰感,与老农民站在打禾场上,看着黄澄澄稻谷的快乐;与地主老财半夜三更点着灯下到地窖里,看一个个金元宝的享受,是一回事。

      这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现实的物质欲求了。时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东窗事发,坐到被告席上,成为千夫所指的贪污犯。他们原先谁不是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呢,有的还当过放牛娃呢?但和元载一样,血管里还流动着老爷子、老老爷子那小农意识的基因,就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堕落。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流寇”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性欲,而罔顾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