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晏简介:智谋超群的治国圣手刘晏的故事

  • 发布时间:2015-10-31 15:48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太子正字,小小神童

      刘晏(公元716—780年),字士安,唐曹州南华(今河南东明县东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著的经济谋略家。

       刘晏生于开元盛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年方八岁,适值玄宗到泰山举行祭天地大典,他写了一篇歌颂唐皇文治武功的《东封书》,特地从家乡曹州南华, 赶到玄宗行宫,献上颂文。玄宗听说他小小年纪,竟写出如此文采横溢的文章,十分惊奇;负责主持这次大典的,是闻名当世,被誉为文章大手笔的宰相张说。玄宗 遂让张说当面测试刘晏,以察虚实。刘晏年纪虽小,可面对高官,毫不胆怯,所问必答,畅流无诘。张说考试完毕,回复玄宗说:“神童献文,真是国家的祥瑞!” 玄宗大喜,即刻任命他为太子正字。

      封禅大典结束,玄宗将刘晏带回京城长安。公卿们听说,都纷纷邀请刘晏,有的借机前来拜访,都想见识见识这位“神童”。

      做太子正字,掌管刊正经、史、子、集四部全书中的错误,刘晏得天独厚,在皇家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书籍,加上公卿、名流的邀请、拜访,使他的知识领域开拓日新,为日后掌理经济,施展抱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拒助永王,抗击反叛

      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刘晏已是壮年,他离开京城,出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后又应“贤良方正”的科考,补上了温县(今河南温县南)县令。他为官廉洁公正,为民谋利,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离任时,百姓为他刻石颂功。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刘晏避难襄阳(即襄阳郡,在今湖北境内),镇守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的玄宗第十子永王李磷,企图乘乱谋篡帝 位,听说刘晏避难襄阳便派人请他,并委以重任,被刘晏拒绝。正在这时,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度支郧中,兼侍御史,掌管江、淮赋税。刘晏去吴郡上任的途中,永 王李磷叛变了。他就同吴郡(今江苏苏州、常熟及浙江嘉兴以东一带,治所在苏州市)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史李希言共商抵抗办法。李希言让刘晏暂代余杭(即余杭 郡,在今浙江省,治所在杭州市)太守,分兵镇守。永王李磷率兵东进,直捣吴郡,其势难挡。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阎敬之抗击磷军,结果兵败,阎敬之被俘,元 景曜投降,李希言只得跑到余杭,与刘晏会兵,抗击叛军。他们组织人民群众,加固防御工事,坚守待敌。不久永王打了败仗,想回兵攻取各州县,听说刘晏守余 杭,就没敢去碰,而改道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西逃。

      因刘晏忠于朝廷,抗击叛军有功,被任命为彭原(彭原郡,在今甘肃省)太守,改官陇、华二州(今陕西陇县和华县)刺史,又调任河南尹。后又升任户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等使。

      京城长安收复后,又调刘晏兼任京兆尹。后遭司农卿严庄诬陷,被贬到荒远的通州(今四川省,治所在达县)做刺史。

    第三节 雷厉风行,治理漕运

      唐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李豫十分器重刘晏,将他从通州召回,又任命为京兆尹、户部侍郎,统属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后因好友程元振得罪而受株连,被降为太子宾客。不久又晋升为御史大夫,统属东都(洛阳)、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

      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给黄河两岸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居无尺椽,百业荒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使唐朝的经济、政治都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关中地区,尤其京城长安,极需调运江淮富庶地区的粮食来接济。过去,是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将江淮物资运到洛阳、长安的。由于战争的破坏,水运早已停 止,致使京城米价暴涨,斗米千钱,连宫廷中也上顿不接下顿,城郊的农民甚至捋下谷穗送往城里,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统属江淮转运使的刘晏目睹这种困窘 之状,心中十分焦急,决定亲赴各地考察。他从淮河、泗水坐船到汴河,又从汴河到黄河。向西行至底柱山、硖石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南),观看了三门(即底柱 山,黄河水在此处形成三股急流,故称三门)的漕运遗迹,到达河阴(在今河南荥阳县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附近),看了隋朝水利工程专家宇文恺修建的梁公 堰——分黄河入通济渠的水道,又视察了本朝李杰所筑的新堤。至此,他把恢复水运的难与利了解得清清楚楚。正确的决策,产生于周密的调查与思考。他认为只有 尽快解决南北水运,才能解决关中地区缺粮的燃眉之急,且可减轻这个地区人民赋税、徭役负担的一半;又可使东都洛阳地区的居民迁回故地,农耕、商市恢复常 态;又可使军储充足,威慑藩镇势力和外族骚扰;可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百业复兴,再现当年贞观,永徽的盛世。但要治理南北水运,刘晏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 困难。他怕受人牵制,不能放开手脚办事,就写信给宰相元载,陈说恢复南北水运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以及治理漕运的困难。这时,元载正独揽朝廷大权,无暇外 顾,就把此事全权交给刘晏办理。

      刘晏受权后,雷厉风行,首先疏浚汴河河道。汴河水道,自安史之乱以来,始终没有疏浚修整,河岸崩塌,护堤树木毁坏,泥沙淤积,河道阻塞。他首先组织民工兵丁,除淤通塞,使汴、淮畅通无阻。

       从汴河入黄河,上溯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急,是漕运的险要之处。过去漕粮经过这里,往往损失十分之二以上。为使运船安全通过三门峡,重新组织了船只和人 力。首先解决行船的稳定性,把十只船编为一纲,以禁住急流的冲击,每纲配备篙工五十人,纤夫三百人。又从巴蜀(今四川)、襄汉(今湖北)调运大批竹,麻, 制成结实的纤绳,避免穿越险流时,因绳断而船毁人亡,使漕船顺利通过三峡险隘。

      付高价,造好船。为了不致因船只破毁而损失漕粮,在扬州建立十个造船厂,选拔廉洁精干的官员督办,宁可付给高出市价一倍的价钱,造了两千艘坚固耐用的船只。有人提出这样耗资太多。刘晏认为办事眼光要长远,付高价,造船工人不愁衣食,方能造出经久耐用的好船。

       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前的漕运,是每年二月船队集于扬州,入黄河时,正遇夏末秋初黄河水涨,要等到中秋后水落才启船上行。这样漕运,耗时太多,况且南方 船工又不甚适应沿途河道和北方气候,致使粮食在中途损失很大。改为分段接运,自扬州至清口(古泅水入淮处)为一段,自清口至河阴(汴水入黄河处)为一段, 自河阴至渭口(渭水入黄河处)为一段,自渭口至长安为一段。在扬州、河阴、渭口三地设立仓库,江南粮物运至扬州,即卸船入库,再由扬州装船,运至清口卸船 入库,就这样段段接运,以至长安。接运途中,多次装卸,难免损失。刘晏又把从前的散装运载改为袋装运载。这样,既方便装卸,又避免损耗。

       派官督运,兵甲押护。这时期,自东垣(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山到渑池、北河(指洛阳西一段黄河)之间的六百里内,已久无驻军和哨所,沿河两岸,盗贼抢 劫,十分猖獗;自淮阴(今江苏淮阴县南)至蒲阪之间,绵延三千里,其间布满了军队,营垒棋布,他们常常叫嚷着吃不饱,穿不暖,漕粮到此,马上会被截留,作 为军用。针对这种情况,刘晏将从前的州县富户督办漕运,改为国家包办督运,沿途设置护运队,分段由官吏督运,兵甲押护,防止中途遭截留和抢掠。

       经过刘晏精心而周密的治理,南北漕运畅通,江南粮食,物资,终于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唐皇得报,不胜欢喜,派卫士带着乐队,到东渭桥去迎接刘晏,又派使臣 慰劳说:“你真是我的赞阝侯萧何!”自此以后,一年可运到京城四百万石粮食,关中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粮价也不至于腾贵了。

    第四节 改革盐法,增加国税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朝廷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在产盐区设置监院,统购“亭 户”生产的盐,在州县设盐官专卖,把每斗盐价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虽然国家盐税收入有所增加,但因盐官遍布州县,层层敲诈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刘晏任 盐铁使后,考察了现行盐政,确定了改革的措施。

      首先,精简盐政机构。刘晏认为官多必扰民。所以撤销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出产 盐的州县设置盐官。在产盐地设置四处盐场(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处),十处设盐监(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 处),负责管理食盐生产,并收购各地食盐,集中于盐场;十三处设巡院(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泅州、岭南、兖郓、郑滑十 三处),负责盐价管理和缉查走私活动。

      然后,改革专卖制度。改变原来官收官销的制度,为官收商卖,即只须产盐区设置的盐监收购亭户生 产的盐,集中于盐场,之后加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到各地自由出售。盐税即在加价之中。官府在吴、越、扬、楚等地建置数千个盐仓,积存二万余石食盐,以备意 外之需。还在边远偏僻的非产盐区设“常平盐”,一是在商人不到的情况下,减价卖给百姓,保证百姓有盐吃;二是控制商人借机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同时刘晏还 奏请朝廷,取消州县加收的盐税,禁止江河堤塞征收通过税。

      这种新法的实施,既使国家通过垄断货源而取得利润,又使官府减轻运销负担,节省人力、财力,又能平衡盐价,保证百姓的需求,又可刺激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积极性,真是一举多得的良策。

      新盐法刚实行时,每年盐税收入是六十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万贯。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一千二百万贯,盐税占其中的大半。

    第五节 建常平仓,平抑粮价

      唐朝在交通要冲设有常平仓,谷贱时收购存储,以调节粮价,防备荒年。后也兼存其他物资,如布帛丝麻。刘晏兼领常平使,把平稳全国的物价,作为治理弊端丛生的国民经济,稳定政治局面的重要措施。

       刘晏首先建立情报系统。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巡院官在各地调查生产情况、物价涨落以及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由以高俸雇用的腿脚飞快的通讯员,通过沿 途设立的座座驿站,接连向前传递,即使是遥远的地方,没几天,四方物价即在刘晏的掌握之中。他依据各地的情报,来调节物价的高下,使得各地的差价不太悬 殊,可以大致保持平衡。

      利用常平仓平稳粮价。各地的常平仓,在丰收年月,粮价较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格,大量收购储存。遇到灾害歉收 时,又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使百姓没有粮价甚高甚低之忧。平常年景,常平仓也收购一部分粮食,补充储备,以备饥荒。以前,各地粮食的收 购数量,收购价格,统由官府主管官员确定。先须各地上报,由官府批复,方可收购。刘晏认为这种办法繁琐,误时,便先制定出一个原则,各地不必上报,就按照 原则的规定,自定购价和数量。这个原则是:他把几十年来粮食收购的价格和收购的数量进行综合,然后将价格和数量分别分成五个等级。第一等价格为最高,第五 等价格为最低;第一等数量为最多,第五等数量为最少。如果粮食价格高时,为第一等,就按第五等数量收购;粮价低时,为第五等,就按第一等数量收购。余皆类 推。粮价过低,在第五等以下时,则适当加价收购,以鼓励农民积极性。

      经过刘晏的精心筹策,常平仓成为平衡各地粮价的可靠后盾,国家又在一买一卖中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增加了国库收入。

    第六节 爱民为先,善理救济

      安史之乱中,唐朝为了应付巨大军费开支,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地主、豪族以种种借口 逃避赋税和徭役。这样一切赋役的负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加上权臣豪吏勾搭成奸,对农民敲诈盘剥,百姓没有生路,只得背井离乡,到处逃亡。唐肃宗宝应元年 (公元762年),任租庸使的元载,竟向江淮人民追征文宝末年以来积欠八年的赋税,不管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的多少,见物就抢,强取豪夺。有不服的, 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逃向山林泽薮,揭竿而起,反抗官府。

      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他认为爱民不在于恩赐,而应当给百姓创造条 件,使他们能够正常地耕种、纺织,安居乐业,平年不加税,荒年减免税,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他认为民户增多,耕种土地面积扩大,赋税的来源自然就会多了。 因此刘晏任度支使后,首先免除了无名的苛捐杂税,并命各道知院官每旬每月上报当地雨雪丰歉情况,对各地农情了如指掌。每当州县的荒歉现象刚露苗头,他就预 先下令说:“免除某税赋,资助某一户。”并向朝廷申奏:到某月需若干免除,某月需若干救助。未等地方申报,他的奏章就已经被朝廷批发下来了。应民之急,未 曾失时,未等百姓困窘、逃亡、饿死,救助已经到来。这就是他救灾要救于未困的主张。

      刘晏用常平法,丰年用较高的价格收粮存储,荒年用 贱价出售,以赈济灾民。有人批评刘晏,说他不直接赈济灾荒,而是常把粮食贱价出售,属于间接赈济百姓,于百姓不利。刘晏认为善于治病的医生,不让病人达到 危险的地步再去治疗,善于救灾的人,不让灾情发展到需要发放赈济物资的程度再去赈济。因为发放的东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济的人多,又影响国家的用 度;用度不足,势必还要增加赋税,向百姓身上榨取。这是一害。同时,放赈的方法容易助长人们侥幸依赖的心理,下级官吏也往往借机舞弊,致使民户中强者多 得,弱者少得,即使用严刑来威吓,也无济于事。这是二害。

      刘晏主张生产自救,认为受灾地区,所缺少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的生产品依然 存在。国家拿出贱价的粮食换取灾民的杂货,利用百姓的劳动力,把这些杂货转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不会感到困窘。这是一 利。丰年时,国家多储存一些粮食,遇灾荒时,以平价发放出去,听凭百姓和商人购买转运,这些粮食就能深入民间,分散到村户。贫苦的农民忙于耕种,无暇入 市,这样就可辗转沾到一些实惠,自然会免去官吏从中梗阻而造成饥饿。这种办法,既方便灾民,又堵塞了弊端。这是二利。

      害、利两相比较,刘晏智谋之周密高妙,不言自明。

    第七节 为国操劳,遭谗枉死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奸吏横行,侵夺百姓,欺上瞒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曲媚求进。刘晏清醒地认识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得摒除这种败坏风气的干扰。

       刘晏主管几个道的租庸事物时,分设各道(监察区)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选拔中央政府里有德才的官吏来充任。当时国库经费不足,停止了全国的代理、试用官 员,独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调补,而且达到几百人,选用的都是年轻有为、通达事理、眼光敏锐、精明强悍,廉洁奉公、勤于职守的优秀人才,如任户部侍郎,判度支 的韩洄,任尚书右丞,判度支事的元绣,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东两税使的包佶、任浙东、西观察使和诸道盐铁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刘晏荐举和选拔的, 因在理财方面颇有成绩而闻名当世。

      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刘晏不敢得罪权贵,因而并不拒绝,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吏治绝不能败坏,因而不用这些人管事,月用厚俸养着他们。这样做,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

       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他曾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刘 晏根据这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分别予以使用。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不让他们负重要的责任。这样做的目的 是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防止贪污腐败。

      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几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效。

      刘晏为国理财,殚精竭虑。他常说,好像看见钱在地上流动。每当骑马上朝时,就用马鞭指指画画地筹算。天刚亮就开始办公,直到深夜才休息。即使在休假时,也在不停地为国操劳。对于公文事务,不论缓急,都在当天处理完毕,绝不积压。

      刘晏掌握着全国的钱财,可他为官却非常清廉。他的住宅,房子矮小,一点也不华丽。饮食很简单,家中没有婢妾。在他死后,杨炎派人去登记他的家产,结果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斛。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高官中,是极其少见的。

      唐朝几近崩溃的经济,经过足智多谋、克己奉公的刘晏近二十年的治理整顿,国库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农、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刘晏真可谓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

       然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刘晏竟成了牺牲品。唐德宗建中元年七月,遭杨炎等人陷害,在忠州(今四川忠县)被秘密处死。刘晏死 后十九天,赐死的诏书才下达,天下人都认为他死的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已上奏朝廷,说处分刘晏过于匆促,对他的罪状并没加核实,而且先杀人后下诏书,全国 的人都表示诧异惋惜,请求放回流放到岭南的家属。他的下归吏都推崇、表扬他的理财功绩,其中陈谏认为刘晏是萧何、管仲一流的人物,并著书详细记载了他的事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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