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样晚唐史》第四篇 长庆元年春_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发布时间:2017-12-26 23:11 浏览:加载中

  •   ——贡举舞弊案的党争背景

      在这个鸟散余落花的春天,让我们的目光穿透茫茫烟云,投向十三年前,也就是元和三年那个绿肥红瘦的季节。那时,另外一场考试正在举行。

      这是一种和进士科略有不同的考试。考取进士只意味着得到入仕的资格,也就是“释褐”。新进士们还要参加吏部的铨选,才能为官。在中进士后的十多年中,“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曾屡屡受挫于铨选,迟迟不能正式踏入官场。制举就不同了,它举选合一,登科就可以授官。在朝廷来说,这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晚唐时范摅曾说:“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青衿书生、白衣寒士无不对制举趋之若鹜,就连已经考取进士,甚至已经入仕的人也想通过制举,为政治生涯赢得更高的起点。

      十三年前,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在举子们安静地鱼贯退出考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翘首等待放榜的日子时,他们泼墨挥毫写下的文章,已经送到了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案几上。

      在元和时代的名臣中,韦贯之以品行高洁著称于世。他的父亲韦肇早年是中书舍人,因为屡屡上疏批评朝政,开罪权相,很多年没有升迁。宰相曾放出话风,如果韦肇登门拜访,我会为他安排个好的位置。可韦肇听后,如风过耳,无动于衷。韦贯之大有乃父遗风。少年时,河中、泽潞节度使都曾以厚币召他入幕,可他选择了清贫的生活,一日三餐,豆糜而已,颇有古人箪食瓢饮的气质。唐德宗(李适)晚年任用的京兆尹李实恶名昭彰,如果他答应推荐某人为官,几日后必如他所言;反过来,他要诬谮某人也是易如反掌。士大夫们都很畏惧这个小人。李实曾将手中的笏板给旁人看,上面写着韦贯之的姓名。他故意说:韦贯之与我同住一个里坊,我很愿意向天子推荐他。听到这话的人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韦贯之。对这露骨的暗示,韦贯之和他父亲当年一样,一笑置之。唐德宗驾崩后,李实被贬,不得不从偏僻的小路逃离长安,才躲开了袖中装满瓦砾的百姓。没有阿附这个奸臣的韦贯之终于得到升迁,还受命成为元和三年制举的阅卷官。

      那是一个“渐开荷芰落蔷薇”的初夏夜晚。韦贯之从容地挑亮了案几上的灯火,就着淡淡的烛光徐徐展开了第一轴卷子……时间就在纸张舒展发出的轻微“沙沙”声里悄无声息地流走。奉旨担任考官的,还有户部侍郎杨於陵。但真正品评策论卷子的是韦贯之。应考时匆匆草就的文章大多寡淡如水,让人很容易疲倦。韦贯之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伸手又取过一卷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卷子。

      这是皇甫湜的试卷。当韦贯之的目光从整齐的卷面上扫过时,眼前忽然一亮,他仿佛看见长久以来自己想说而没敢说的那些话。关于宫廷内宦官的专横和宫廷外重重危机的沉重话题,凝固成眼前一行行端丽的楷书。让韦贯之没有想到的是,这样让心微微颤抖的文章,这个夜晚他竟然看到了三篇。

      韦贯之长时间地摩挲着皇甫湜、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三篇文章里洋溢着年轻人所独有的那种“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让人过中年的韦贯之油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他把三份卷子专门挑了出来,放在手边,预备列入上第。这看似寻常的动作,轻快,随意,仿佛荼蘼花上蝶翼的颤动。

      我仿佛看见,那翅底的微风经过一系列莫测的变化反应,演变成二十年后的党争风暴。看着秉烛阅卷的韦贯之,我只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蝴蝶,在元和三年的灯影中,张开了诡异绮丽的双翅。

      几天以后,韦贯之选中的卷子送到了翰林学士裴垍、王涯手中。他们奉旨重读了一遍。谁也没有挑剔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的文章。卷子和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李纯(唐宪宗)的御案上。最开始时,天子对那年制举的结果也很满意。榜文公布后,他让中书省从优安排十一名取中的士子。

      接旨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

      年轻时,李吉甫就深受神仙宰相李泌的推重。陆贽为相时,两人政见不合,李吉甫被贬出长安。辗转江淮十五个春秋后,他突然被调到忠州任刺史。因为,朝中奸佞已经把陆贽贬到了那里。这是故意把刀塞到李吉甫手中。不过,他们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李吉甫对落难的陆贽十分尊重,早已抛开当年的恩怨。如此器量赢得了一片赞叹。元和时代,李吉甫终于可以回长安了。平定西川刘闢和江南李锜的叛乱中,他都坚定地站在李纯一边,极力主张“武力削藩”。

      元和二年正月,宰相空缺了两位。李吉甫自信,凭借两年来的功绩,自己有望拜相。这时候,宫中传来旨意,让他和另一名翰林学士裴垍垂帘挥翰,起草两份命相的白麻制书。李吉甫起草的这份,是拜武元衡为相。写完后,他掩饰不了失望之意,连声叹惋。谁会想到,珠帘那侧,裴垍正在草拟的白麻制书,就是给李吉甫的。等裴垍写完,才从容起身,向他道贺。执手之时,李吉甫几乎潸然泪下。他动情地对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朝蒙恩,竟然当上了宰相!

      长年漂泊在外,李吉甫对京城的情形多少还有些隔膜。他郑重其事地请久在长安的裴垍推荐贤能。裴垍也很受感动,取过纸笔,一气写下了三十几个名字。不过数月,李吉甫就按照裴垍开具的名单一一重用。一时间,朝野翕然赞赏李吉甫用人得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告诉我们,浏览了几份卷子后,阴冷的幽蓝色怒火燃烧着李吉甫的每一根神经。气愤?羞恼?举子们对时局的放肆抨击激怒了这位执政的宰相。他用颤抖的双手把三份卷子一一摆放在面前,和我们一样,琢磨起纸张背后的是非纠葛。当李吉甫相信自己把策文后的关系脉络梳理清楚后,就带着卷子大踏步走进了大明宫……

      看着痛哭流涕的宰相,李纯有些不知所措。李吉甫的矛头不仅指向主考官韦贯之,连复核卷子的裴垍、王涯也没有放过。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没有言明;身为同僚,裴垍居然也没有任何异议。

      一声哭泣,把李纯放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内心深处,他对李吉甫的指控也许不以为然。可他考虑的更多。李吉甫是削藩大业的主事者,李纯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如何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对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好去位让贤。这会给阻力重重的武力削藩带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转念至此,李纯没有再犹豫,很快公布了最后裁决:裴垍、王涯被罢免翰林学士;韦贯之先是贬到果州,几天后又被贬到更加遥远的巴州;王涯也离开了长安,到虢州任司马;因未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挂名的考策官杨於陵外放岭南——在李吉甫的哀哀哭声中,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

      这就是《资治通鉴》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描述。一千年后,我们还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犀利文字刺痛了李吉甫?

      寻找答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阅读那三篇搅动漫天风雨的策论。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文章早已湮灭。翻开《全唐文》,我找到皇甫湜的那篇策文。也许,这是解开我们心中谜团最后的钥匙了。我翻来覆去,力图看透文字背面的东西,可眼前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字句是攻讦和影射李吉甫个人的。最尖锐的语句都直指重重帷幕后面的阉人。这样一篇策文,何以惹得颇有器量的李吉甫无名火起?

      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虽然散失,不过推想起来,主题应该相去不远。

      我们应该想到,主考官韦贯之对阉人怀有深深的厌恶。大臣裴均死后,他的儿子想请韦贯之写墓志。写墓志又称谀墓,这是唐代的时尚,丧家往往愿意一掷万金,换来一篇对亡者的赞歌。这一回,裴家愿意拿出万匹绢缣来作为润笔。可韦贯之公开扬言,宁可饿死,也不会写这篇墓志。因为他鄙薄裴均是左神策军中尉的义子,生前与阉人形迹太密。三篇抨击阉寺的文章得到韦贯之的垂青,没什么可奇怪的。所以,有人怀疑,《资治通鉴》搞错了,在李纯面前哭诉的,是某个权阉,而不是李吉甫。

      翻开新、旧唐书,我们发现它们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与《资治通鉴》大相径庭。

      事情要从裴均说起。当时,这个左军中尉的义子任荆南节度使,他以金银玉帛贿赂宫中的阉人,想回长安任仆射。李吉甫对裴均的为人也非常鄙薄,出面阻挠,令裴均和他身后的阉人非常恼怒。当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的策论将矛头指向阉人后,裴均的党羽立刻散布谣言,称三名举子是受宰相李吉甫指使,恶意攻击阉人。这样,内庭的权阉们哭诉于天子面前。结果,李吉甫被贬出长安。几乎同时,裴均如愿以偿地入朝为仆射。

      新、旧唐书和《唐会要》都只是泛泛地说皇甫湜等人的策论引起权贵的不满,根本没有指出大动肝火的权贵究竟是谁。那么,司马光凭什么言之凿凿地指实这个权贵就是李吉甫呢?在他笔下,李吉甫气量狭隘,不能容人,与宦官沆瀣一气,摆出一副让人厌恶的权相嘴脸。

      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哪一个李吉甫才是真实的?我不禁有些踌躇。

      身处旋涡的三位举子中,皇甫湜因名士气太重,一生几遭贬谪。观其一生,多数时间不是出入幕府,就是沉沦下僚。与他同遭厄运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却是未来几十年中的风云人物。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三篇策文中,偏偏皇甫湜的文章留下了。晚唐史上两位要角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却再无影踪。他们后来都与阉人情形暧昧,对年轻时抨击阉人的壮举讳莫如深。有人推测,为了掩饰早年仇视阉人的立场,牛僧孺、李宗闵销毁了自己的策论,还尽可能地篡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时移事往,真相泯灭。策文抨击的对象变成了李吉甫,迫害他们的人也变成了李吉甫。向天子哭诉施压的阉人被小心地隐藏起来了。

      这么说,司马光弄错了?

      我揣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在策论中抨击了阉人。这时候,裴均正在谋求右仆射一职,却遭到李吉甫的反对。于是,他的党羽散布谣言,称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在策论中攻击阉人,是受李吉甫的指使。自感委屈的李吉甫哭着在李纯面前为自己辩白。他洗脱了自己的责任,却让裴垍、王涯、韦贯之和杨於陵当了替罪羊。在李吉甫眼里,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更是不值得庇护的小角色。

      就这样,双方留下了一段几十年解不开的心结。

      李吉甫赢得了策论案,却输掉了舆论。一个月后,翰林学士白居易在疏奏中用“上下杜口,众心汹汹”八个字,概括了朝野的反应。裴垍、王涯、韦贯之、杨於陵都是名重当时的大臣,谪贬他们的理由又是如此牵强。人们把矛头都指向了李吉甫。昨日的贤明宰相成了今日打击言路的权臣。借助这种不满情绪,公开或暗地里反对李吉甫的势力开始有所动作。元和三年的长安暗潮汹涌。

      这是李纯和李吉甫都没有预料到的局面。迫于压力,李吉甫不得不在半年后自请离开长安,到扬州去避一避。他空出来的相位,李纯留给了贡举案中受牵连的裴垍。

      对李吉甫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波折。几年时间转眼过去,贡举案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裴垍因风疾辞去宰相,李吉甫又回到了长安……元和三年贡举案这一页仿佛可以翻过去了。可李吉甫没有想到,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下了一生的敌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被贬,牛僧孺、李宗闵对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别了长安的绿槐香陌,云甍彩栋,流落到藩镇的幕府栖身。但是,他们还年轻,他们会回来的,带着对李吉甫的仇恨回长安。

      元和三年高中的十一人中,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未来,长安的玉户朱门、朱槛翠楼,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两个名字更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作为朋党领袖,写进晚唐史。杨於陵是牛僧孺、李宗闵的座师,又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被贬岭南。这一层渊源使杨於陵之子杨嗣复成了牛僧孺、李宗闵的密友。他也是未来朋党的中坚力量。到那时,李吉甫墓木已拱。迎接他们挑战的,将会是李吉甫之子李德裕。

      十三年前,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抗衡李吉甫。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他不是李吉甫的政敌。裴垍为李吉甫推荐人才的故事已经成为一段传诵千古的佳话。党争以党同伐异为最显著特征,人事权一向是党争的焦点。可恰恰是在人事任免上,两人有高度的默契。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友谊,李吉甫还对裴垍耿耿于怀,但元和三年,两人没有结党对抗的痕迹。

      总之,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它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前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

      重回长安的李吉甫,已不再是当年那位可以和陆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李吉甫了。他频频出手,报复几年来与自己结怨的大臣。连李纯都对李吉甫的睚眦必报的作风有所耳闻。为了避免他快意恩仇,皇帝起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两人都出于赵郡李氏。可李吉甫阴柔,李绛阳刚;李吉甫的价值在于行动,李绛的价值在于语言;李吉甫是理想的执政者,李绛是天生的反对派;李吉甫是细水长流,李绛是电光石火……在道德主义者李绛和功利主义者李吉甫共掌朝政的那几年里,两人水火不容。他们的争论写满了《资治通鉴》。

      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可在元和年间,他依然只是棋局中一个能适时提出建议的旁观者。他在与李吉甫的辩论中窘态毕露,可在实际政务上却游刃有余。司马光不惜笔墨,复述李绛如玻璃碎片般的话语,薄脆易碎,可是犀利、闪着点点的光。李纯也没有低估他最能干的宰相。直到病故前,整个外朝一直在李吉甫的控驭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做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项,大多不了了之。

      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

      李绛非常憎恶李吉甫所提拔的京兆尹元义方,将他斥逐出长安。借着入宫谢恩的机会,元义方对李纯说:李绛将我斥逐到鄜坊,是为了让他的科举同年许季同当京兆少尹。第二天,李纯问李绛:人们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同年么?

      李绛说:所谓同年,不过来自四方的人偶然同时科考登第,哪有什么私情!如果一个人真有才能,即使是自己的族人,也不会为避嫌而放弃,何况同年?

      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就是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事情来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兴起党锢之祸,结果亡国无日。李绛最后用了一句有力的反问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

      “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具体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同年结党,史不绝书。李绛的话语余音绕梁,党争的真正主角们就要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李纯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像他这样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在具体事件发生前,就预先感知到它的发生。

      早在溪云初起的元和八年,李纯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的满楼西风。

      那些关于朋党的传言如“终无形状始无因”的风,是漫天雨雪将要来临的明显前兆。《资治通鉴》和两唐书一再地提到朋党的传言,可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些传言是从哪里归纳或编造出来的,流传于哪些阶层、哪些里坊,谁最热衷于传播它们,最后又是经谁的口舌传到了大明宫,传到了天子耳中。没有,什么都没有记载。不是不记载,而是无从写起。即使是元和时代最见多识广的人物,也说不清传言的来龙去脉。这就是传言的本质特征。它们无根无由,却又有声有色。它们往往不是什么长篇大论,而是些只言片语。可那都是让人一听难忘的声言片段。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真假难辨,云遮雾罩地分也分不清。它的假是激动人心的,使人产生传播的欲望;它的真是显而易见的,使人相信自己的传播是正当的。这些闻风而动、随风而去的传言不止能混淆一时的视听。有时候,“风始于青萍之末”,它改写了整部历史。

      当党争的传言飘散在长安的空气中,腰金拖紫的大臣们也悄悄改变了心态:也许只是一段个人恩怨,如今当事人不得不仔细地评估对方背后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也许只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个观点,如今在表达前,要更多地考虑身边各色人的感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准把身边人分门别类,把自己的命运和某些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如今反而被慢慢地看淡了……长安人事如蛛网,善恶交织,有着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层次和向度。每个人都在编织欲念之网的过程中,将自己变成丑陋的蜘蛛。蛛丝在我们的目光中闪着幽幽的光,每一缕、每一线或许有逻辑可循,但整张网却是纠结繁复,黏性十足,带着三分毒,一沾上,就逃不开。

      《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大臣们不会不知道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遗忘了立身的原则。

      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朋党的心已经在传言蔓延的年代悄然跳动着。那是无可救药的毒,是像空气一样弥漫开来的戾气。书蠹一样的传言把写着“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墨迹一点一点地吞噬掉了。

      留下的,是一卷千疮百孔的晚唐史。

      让人深感意外,第一位背上朋党罪名而落马的要人,竟然是有“坚正”之名的韦贯之。

      元和三年策论案后,韦贯之先是被贬为果州刺史,在谪路上又接严旨,被黜落为巴州刺史。但是,他的清誉没有因一次次的谪贬而受到伤害。很快,天子又将他征召回长安。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的两年中,韦贯之摒绝请托之人,抵抑浮华之风,赢得了一片赞誉。李纯面赐金紫,并让他出任宰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韦贯之结党营私。可是,这个君子得罪了天子身边的一个弄臣——靠伶牙俐齿博得天子宠幸的张宿。

      唐宋时的官员公服以颜色区别品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七品以下只能服碧了。所以,沉沦下僚的人会感慨“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五品以上的大臣上朝时,公服的腰带上佩有鱼袋,内藏鱼符,作为出入宫门的凭证。四至五品的,佩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金鱼袋。早年间,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称“臣梦见陛下八百岁”。武则天一喜之下,授给他拾遗。一回,朱前疑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称自己听见嵩山高唱万岁声。这次,武则天赐给他一个银鱼袋。所以,佩带鱼袋有褒饰之义。

      张宿当时是左补阙,品级比朱前疑的拾遗略高,但也不过是从七品,没有佩带鱼袋的资格。有一回,张宿奉旨到平卢军去。为了抬高他的身份,显示朝廷重视李师道,裴度出面请旨,希望让张宿破格享受银鱼绯服的待遇。但耿直的韦贯之却说:张宿不过是个奸佞,配不上银鱼绯服。话传到这个小人耳中,他当然对韦贯之恨入骨髓了。可是,小小左补阙心里也清楚,凭他是不可能扳倒一个宰相的。这个小人只好隐忍不发,等待报复的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的晨光中,震惊天下的武元衡遇刺案改变了元和朝的政治局面。

      李吉甫去世后,武元衡和裴度是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两人同时遇刺,使所有的怀疑都指向河北藩镇。凭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李纯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这起案件的幕后主谋。宰相血溅长衢的惨状,大大刺激了天子。他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宣布讨伐成德。

      可是,此时淮西之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韦贯之屡屡上疏,请求朝廷先取淮西、后讨成德,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可李纯根本听不进韦贯之的劝谏。作为刺杀对象之一,报仇心切的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为此,两人已经几次发生争执。这一切都落入张宿眼中。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知道报复韦贯之的时机成熟了。可他还需要一个理由。

      就像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之名,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恰当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李纯。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李纯脑中紧绷的那一根弦。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李纯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要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止党争。

      就这样,韦贯之被免去宰相之位。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他的名字也被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

      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们悉数被放逐出长安。在这些人中间,韦顗、李正辞、韦处厚都是人品清正,为世所重。韦处厚还是未来的宰相。张宿固然一时快意恩仇,可卑鄙的行径也证实了韦贯之对他的评价:一个无行小人。

      在韦贯之朋党一案中,裴度隔岸观火。韦贯之被贬后,他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反对者,权势赫赫。可正因如此,天子把警惕的目光又投向了他。裴度竟然无知无觉,还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当他听说皇甫镈将会成为新的宰相时,急忙上疏天子,极力反对。早有成见的李纯更加坚信,这是裴度在党同伐异。“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这个风光一时的大臣也步韦贯之后尘,被贬出了长安。

      从口头警告升级到实际打压,表明李纯对朋党之争的忧虑在加深。他要以霹雳手段阻止党争时代的到来。

      可惜,神明渐衰的李纯疏忽了身边一个真正的朋党。结党之人,恰恰是裴度所极力反对的皇甫镈。他和令狐楚、萧俛三人结成了坚固的政治同盟。

      萧俛是南齐、南梁皇室的后人。南朝败亡后,江东旧家多如乌衣巷口的斜阳,不复往昔光景。兰陵萧氏齐梁房大概是唯一的例外。这一房很早就南燕北飞,没有和其他南朝旧族一样,沦落为寻常百姓家。关陇的门阀爱慕兰陵萧家的风流一脉;萧家齐梁房想凭借关陇门阀的政治资源,维系一流士族的地位,双方以婚姻为媒介,联成一体。后梁明帝的子孙前后八人相继成为宰相,留下了“八叶传芳”的美谈。萧俛就出身这高贵的八叶世家。萧俛的曾祖萧嵩、祖父萧华在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两朝先后出任宰相,深为世人所重。

      污浊的长安朝堂中,萧俛如一支出水的青莲,在过眼云烟似的浮名与实利笼罩下,依旧不改自己的高洁本色。

      令狐楚自称初唐十八学士之一令狐德棻后裔。可他的祖、父两代不过是县令、功曹一类的小吏,家世儒素。令狐楚早慧,弱冠之年就应进士科考试,以华丽的骈文享有盛誉。深宫中的唐德宗(李适)能从无数奏章中,辨认出他艳丽无比的文笔来。有一回,太原兵变,十数骑悍卒手持利刃,连夜将幕府中的令狐楚挟持到辕门。叛乱的士卒要他立刻草拟一道表文,向朝廷传达他们的意思。在寒光四射的刀锋下,令狐楚从容地研墨动笔,一挥而就。文章被当众宣读后,入情入理的文字打动了在场很多赳赳武夫的心。令狐楚环顾四周,看到一张张泪水涟涟的面孔。凭一枝生花妙笔,让一场大乱消弭于无形,从此,令狐楚名满天下。

      比起清高的萧俛,令狐楚要更复杂些。在父亲眼中,他是孝顺的儿子;在好友眼中,他是知情重义的知己;在晚辈眼中,他是貌似严肃、实则宽厚的长者。但是,令狐楚有他阴暗的一面:为了排挤政敌,他可以不顾大局,阻挠淮西之役;为了讨好天子,他可以克扣修陵匠人的工钱,弄得民怨沸腾,声名狼藉。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更加声名狼藉的朋友——皇甫镈。

      无论家世、人品还是学问,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都相去甚远。皇甫镈求实利,令狐楚讲文采,而萧俛重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分别代表了士大夫的三种类型,是三个极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可正是这三个人,结成了元和末最大的朋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同在贞元七年登进士第,是所谓的“同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把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称为“贞元七年进士党”吧。

      同年关系,可以将素无渊源、毫不相似的三个人绑在了一起。可见,李绛当年说“来自四方的人偶然同时科考登第,哪有什么私情”的话,实在是经不起推敲。

      从元和六年起,萧俛就一直是翰林学士。得势之后,皇甫镈把令狐楚也安插进了翰林院。这样,皇甫镈可以在暗地里窃笑了:在举足轻重的翰林院有两位同党照应,这让他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可是皇甫镈的笑容很快僵住了。由于反对裴度征伐淮西,萧俛被免去翰林学士。因为同样原因,令狐楚在第二年也被裴度赶出了翰林院。等李纯有意拜皇甫镈为相,又是裴度站出来反对。朝野上下,呼应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贞元七年进士党被裴度逼到山穷水尽时,局面突然峰回路转。在天子的坚持下,皇甫镈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昂首走进了宰相们的政事堂。随后,他将萧俛推上御史中丞之位。咄咄逼人的裴度已经让李纯心生厌恶。他被贬到太原后,空出了一个相位。皇甫镈不失时机地向天子推荐了令狐楚。

      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贞元七年登第的三个同年迎来了巅峰上的灿烂晚霞。

      可是,元和宫变的那个黑夜接踵而至,颠覆了一切。身居东宫的这些年里,李宥冷眼旁观,对皇甫镈的奸邪倒是看得明明白白。登基之后,李宥立刻在月华门外召集还穿着素服的大臣,当众宣布罢免皇甫镈。谁都看得出,新天子杀心萌动。在令狐楚的斡旋下,萧俛接替皇甫镈,成为宰相。二人联袂入宫,苦苦哀求李宥放过他们的同年。几天后,风光一时的皇甫镈被押送到天尽头,再也没有回来。皇甫镈曾是贞元七年进士党兴起的关键人物。在这个朋党瓦解的过程中,他也成了最致命的因素。

      由于和皇甫镈形迹太近,令狐楚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救了皇甫镈一命,却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久,令狐楚的亲吏污赃事发。接着,有人揭发,令狐楚为李纯营造陵寝、主持葬礼的时候,纵容身边的亲信勾结阴阳官,克扣工徒工钱,将克扣所得的十五万贯当成节余进献,讨好李宥(唐穆宗)。毫无还手之力的令狐楚很快就被贬为宣歙观察使。

      就谪贬来说,宣城如画,还算是个不坏的去处。元和年间,长安省、寺的郎官们相聚饮酒,推杯换盏间,以各自平生所喜、所恶之事为酒令,谁说得好,在座诸位同饮一杯。有人说喜绘画和下棋,有的害怕无知妄为和阿谀奉承的人。唯独工部员外郎周愿说:我平生最喜欢宣歙观察使,最惧怕老虎。席上同人纷纷表示深有同感。大家陶然引杯,一醉方休。

      但是,令狐楚到底没能去成宣州。一道制书,他再贬衡州。就这样,昔日风光一时的宰相如同一羽孤雁,凄凄惶惶地飞向清冷潇湘。

      起草这道诏书的翰林学士,就是诗人元稹。他让怆然南下的令狐楚体会到什么是“人情薄如纸”。

      元氏是北魏皇室。不过,到元稹这一代,已没落多时了。八岁丧父后,元稹在母亲郑氏的教导下,九岁写文章,十五岁两经擢第,二十四岁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岁应制举。登第十八人中,元稹独占鳌头。少年得志,使元稹有一种无所畏惧的锐气。在回长安的路上,他与一个出京办差的阉人在敷水驿发生争执。李纯将他贬为江陵士曹。从此,少年才子十年蹉跎,在元稹最潦倒的时候,爱惜人才的令狐楚将他召回了长安。

      十年宦海颠簸,消磨了元稹曾有的气节和勇气。被贬江陵时,元稹结识了在那里任监军的崔潭峻。在他的刻意逢迎下,两人很快结下了很深的交情。回长安后,元稹通过崔潭峻,攀上了权势更大的知枢密魏弘简。往来酬酢中,元稹和宦官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如今的他早不是敷水驿那个疾恶如仇的年轻人了。

      还在东宫时,李宥就很喜欢元稹的诗歌。左右妃嫔,经常为他诵读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有几篇诗歌,还被谱成乐曲,传唱深宫。宫中都称元稹为“元才子”。在元和宫变中出过力的权阉崔潭峻听说后,他马上献出百篇元稹新作。李宥欣喜之余,问起诗人的近况。崔潭峻告诉他,元稹就在长安,不过是一位散郎而已。靠这一重渊源,元稹时来运转。短短数月中,他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入翰林学士院。看在崔潭峻、魏弘简面上,宫中的大小阉人争相结交这个天子新宠。

      以元稹今日的地位,为令狐楚转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元稹有他自己的考虑。翰林学士号称“内相”,离真正的宰相也就一步之遥。可这一步,元稹怎么也迈不过去。他所缺的,不是圣眷,而是舆情。

      长安人都知道,元稹是个薄情之人。他曾写过一本《会真记》。这篇传奇的主人公是一位贫寒的书生张生。在寓居普救寺时,他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西厢幽会。情浓之时,痴情的莺莺以身相许。两人结下了一段孽缘。等张生在长安金榜题名后,却无情地抛弃了莺莺。这个故事后来被元曲大家王实甫改写成动人的《西厢记》。鲁迅林语堂都认为,始乱终弃的负心人,就是元稹本人。元稹的娇妻韦丛出身名门。在长安,韦家与杜家并称豪门。当时有谚语:“长安韦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韦、杜两家地位之高。韦丛之父更是官至太子少保,死后赠左仆射。这样一门对仕途有利的婚姻,当然比普救寺中的如花美眷更能吸引功名心热的元稹。所以,陈寅恪抨击元稹:“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当年,元才子可以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弃旧爱,另趣新人;今天,他抛弃四面楚歌的令狐楚也就是意料中的事。

      贞元七年进士党声名狼藉,与他们走得太近,对自己非常不利。这时候,元稹一门心思,琢磨如何与令狐楚划清界限。把令狐楚贬到宣州的制书,语气还算温和。等天子决定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时,制书由元稹起草。这篇文章语气凌厉,将令狐楚的陈年旧事都拿出来大加鞭挞:“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字字如刀,在令狐楚心头割开交错的伤口,也刻画出元稹薄情寡义的面目。

      和令狐楚划清界限,并没有拉近元稹和朝中同僚的距离。

      那一天,五月的正午阳光炙烤着长安,热度让人难以忍受。宰相们正在例行会食。借着午后难得的闲暇,中书省的官员们三三两两聚在了一起,剖开一个瓜,聊解暑气。看见同僚们正在品瓜,元稹也笑着迎了上去,想和同僚们攀攀交情。

      就在这时候,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武儒衡夸张地挥舞着手中的蒲葵扇,边扇边抛出了一句:“适从何来,遽集于此!”

      元稹的脸刹那间苍白如雪。他下意识地抬眼望了望骤然稀薄的空气,希望能看到三五只青蝇。不,一只,只要一只青蝇,就能证明那轻蔑的口吻不是针对自己的。“有,也许有吧,应该是有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诚惶诚恐地安慰元稹。可午后的阳光纯净如水,没有一点儿青蝇的踪影。所有目光都聚焦元稹身上。在比骄阳还要炙热的目光中,元稹感到自己灵魂在融化,一点一点的,失去了硬度……手足无措地呆立一边,其他的人好像不存在了。

      正午偏西一点的阳光下,砖地上只留下一个矮矬的黑影,像蛤蟆一样,丑陋地蹲踞在元稹站的位置上。

      深宫里的皇帝和阉人,改变了元稹的官位,却改变不了他被孤立的处境。曾经赏识他的裴垍墓木已拱,现在赏识他的令狐楚又被他自己背弃了。元稹在长安形单影只。在如此落寞的时刻,他结识了同样落寞的李德裕和李绅。

      李德裕,如果我们的叙述还要延伸下去,延伸到宝历、太和、会昌,一直延伸到大中朝,我们就必须反反复复地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也许不是这个阴霾密布的时代里唯一的亮色,却是唯一绚烂的亮色。多年前,父亲李吉甫在朝为相。李德裕曾循大臣子弟回避之例,离开长安很长时间,栖身于天南海北的藩镇幕府间。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元稹回长安的那年,李德裕也回来了。李宥对李吉甫印象很好,对李德裕也是青眼有加,不仅让他入翰林学士院,还慷慨地赏赐金鱼紫衣。

      和李德裕一样,李绅也出身赵郡李氏,他的高祖李敬玄曾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但是,到了祖父和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很久了。李绅与元稹都是早年丧父,都在母亲的抚养下诵读诗书经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由于身材矮小,李绅被人戏称为“短李”。不过,他精悍过人,在诗歌方面尤有造诣。吕温看过李绅写的古风后,对旁人说:此人将来必然成为九卿,甚至可以当上宰相。这篇古风,后来可以说妇孺皆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登进士第后,李绅只得到国子助教的位子。可能是适应不了官学枯燥刻板的生活,他意兴阑珊地东归金陵。镇海节度使李锜听说过李绅的名气,有意将他罗致到幕府中,可李绅根本不接受书币。威福自专的李锜恼羞成怒,动了杀心。李绅风闻此事,只好遁迹江湖,躲避风头,一直躲到李锜谋反事败。

      在风起云涌的元和时代,李绅、李德裕和元稹都出于不同的原因,离开长安。当寒意渐生的长庆一朝(这里所说的长庆朝,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李宥登基起算)开始后,他们又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回归长安,回到庙堂之上。这是一种命运的力量么?

      元稹没有高洁的声望。李绅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科举的李德裕有声望,却没有同年;有背景,却为背景所累——元和宫变前后人事更迭如此频繁,可换来换去,宰相多是父亲的政敌,都曾从不同的出发点反对过父亲的削藩之策。过去的十年,李德裕、元稹和李绅在长安的履历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时间在帝京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由于李宥对他们非常欣赏,三个人在元和宫变后的第一个月会聚在翰林学士院。

      翰林学士院地处大明宫右银台门北夹城一带,终日复门紧锁,避免有人擅闯内宫。学士们像高傲的豹子一样,把自己的身影隐藏在学士院的繁庑花木间,等待天子传唤。所以人们把学士宿直翰林院,形象地称为“豹值”。需要草诏的时候,南北两厅前悬挂的悬铃才会打破院落里的寂静。宦官将天子的旨意传达给翰林学士们。等学士将天子的旨意拟成文字后,再由宦官取走。在豹值的寂寥时光里,三人一起等待悬铃响起,一起推敲诏书的文字,一起品尝蓬莱池鱼郢酒坊的烧香酒……落寞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后来,元稹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时光:

      禁林同值话交情,无夜无曾不到明。

      最忆西楼人静夜,玉晨钟磬两三声。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三个“步廊骑马笑相随”的年轻人也是一党,是所谓的“翰林三俊”。在长庆元年贡举舞弊案中,正是李绅和元稹出面支持段文昌,掀起了舞弊案的风波。在他们身后,影影绰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身影。翰林三俊在舞弊案中释放出来的能量,引起了对手的高度注意。

      这个对手,就是整个长庆朝势力最强大的朋党——李逢吉一党。

      李逢吉出身号称天下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像一个寻常的世家子弟一样,李逢吉进士及第,入藩镇幕府养资历,回朝后从左拾遗、左补阙做起,改侍御史,然后是员外郎、郎中,迁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这样的清望官,无惊无险地走到了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主持了那年的贡举。不久,他更上一层楼,当上了宰相。这就是科举制下,一个高门子弟的标准履历——一条平坦到乏味的仕途,没有政绩、没有挫折,也没有任何华彩乐章和个人风格。我想,如果李逢吉在这时突然病故,他将是面目最含糊的宰相,被史书遗漏,只在宰相世系表上留下个名字。拜相前,李逢吉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曾任太子诸王的侍读。在听讲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当今天子李宥。

      可是,你不要被他前半生的平淡所迷惑。和清朝道光年间的大学士曹振镛一样,李逢吉用几十年的平庸表现来积蓄人性最阴暗的力量。现在,蛰伏多年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在元和十一年的宰相群体中,李逢吉只是一个配角。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政治舞台的灯光聚集在裴度身上。裴度是武力削藩之策的倡导者。只要李纯坚持在沙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谁也撼动不了裴度——他的政治命运与武力削藩之策联系在一起。李逢吉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扳倒裴度的诀窍。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李逢吉秘密地鼓动大臣出面,请求停止征伐。

      那么,这个大臣是谁呢?我想,可能是令狐楚。

      本来,翰林学士萧俛和钱徽都是合适的人选,特别是口碑很好的萧俛。可惜,他们刚刚被一起解除了翰林学士之位。

      李吉甫薨后,朝廷开始讨论他的谥号。掌管拟谥的太常寺提议用“恭懿”,而博士尉迟汾认为“敬宪”更贴切些。这都是些美谥,没有根本的区别。就在这时,张仲方站出来,对李吉甫生前鼓吹武力削藩大加鞭挞,主张给他一个恶谥。这立刻激怒了李吉甫背后的天子。在李纯看来,张仲方分明是在指桑骂槐,公然挑战削藩之策。受张仲方的牵连,与他关系密切的萧俛也被赶出翰林院。

      对天子雷霆手段所传递出的讯息,李逢吉却置若罔闻。他偷偷地找上了萧俛的同党令狐楚。

      李逢吉与令狐楚唱和的诗集,名为《断金集》。两人借《易·辞系》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语句,来形容他们的深厚友情。那一年,李逢吉与令狐楚以同心断金的姿态,向裴度发起了攻势。

      我怀疑,李逢吉曾把段文昌也拉到他的阵营中。文采出众的段文昌早就有望入翰林学士院,可惜,当时的宰相韦贯之极力反对。韦贯之与段文昌的岳父,也就是刚刚遇刺的武元衡素来不睦。段文昌好色重财,也让韦贯之这种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从心底感到厌恶。等韦贯之罢相,李逢吉见段文昌入翰林院最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立刻推荐他为翰林学士。这样,他就和皇甫镈一样,在翰林院里拥有两名同党了。

      李逢吉和令狐楚,一个在政事堂,一个在翰林院,内外勾结,阻挠用兵。裴度对这一态势洞若观火。他也在等待时机,与两人对决。

      元和十二年七月,征伐淮西整整四年了。长期征战带来的疲敝逐渐浮出水面。为了筹措粮草,朝廷竭泽而渔。民间怨声载道,就连一向强硬的李纯也开始动摇了。李逢吉见机,有些跃跃欲试。在延英会议上,他亲自出面,力劝天子停止征伐淮西。在光明正大的说词下,隐藏着李逢吉的如意算盘:如果淮西之役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背负靡费国力之罪。那个人,只能是力主一战的裴度了。

      迎着疑问的目光,裴度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请缨:“臣请自往督战!”

      多少年来,天子见惯了唯唯诺诺的点头、喋喋不休的争吵,还有让人心寒的推诿。他几乎已经忘记了,人间还有一股纵横驰骋的冲天豪气。当裴度挺身而出的那一刻,李纯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立刻召来擅长骈文的令狐楚,要他连夜起草制书,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

      灯烛下的令狐楚面色惨淡,哪还有半分当年辕门挥毫的风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和李逢吉的精心策划,就这样被裴度的无畏姿态击得粉碎。文思枯竭的令狐楚草草起稿,勉强敷衍出一篇制书,就带着沮丧的心情睡下了。

      当制书送到裴度手上后,他用挑剔的目光扫了又扫,很快就找出了好几处纰漏来。裴度立刻面奏天子,要求修改制书。所谓“天子之言曰制,书则载其言制书”,王者之言是何等庄重的文字,大臣哪能随随便便要求修改。裴度故意要用这种出格的做法,来表达他对李逢吉和令狐楚互相勾结的不满和担忧。对裴度的用意,李纯心领神会。他以此为借口,让令狐楚退出翰林学士院。同时,李逢吉南谪东川。天子为远征的裴度扫清了后顾之忧。

      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角力,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反对裴度和他的用兵之策的人,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韦贯之、张弘靖、白居易、段文昌、萧俛、令狐楚、钱徽、独孤朗、张仲方……可他们并不都是朋党。虽然他们都反对武力削藩,却是“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心事。李逢吉以为,他可以混迹其中,浑水摸鱼,来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

      在李逢吉的蛊惑下,战与反战的较量“急雨寒风意万重”,将多数大臣都卷入风雨中。可是,李逢吉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没有看清,武力削藩是元和一朝不可逆转的大潮流,是一代中兴天子不可违背的意志。选择削藩之策为突破口,绝对是一个错误。当万千战马载着裴度的大军驰骋淮西的时候,他的政敌们在庙堂上也节节败退。长风几万里,吹散那么多显赫一时的人物,把他们吹成纷纷扬扬的一天飘蓬,散落四方。

      李逢吉落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操切了。顺风顺水的仕途使他低估了局势。在天子态度暧昧,甚至倾向裴度时,李逢吉就贸然在延英殿上发言,暴露出自己支持令狐楚、反对征伐淮西的真实嘴脸。他也还无法娴熟老练地经营自己的朋党。我们注意到,李逢吉提携了段文昌,可段文昌却在关键时刻作壁上观,当裴度以大无畏的勇气走向战场,用生命去支撑自己的政治主张时,缺少羽翼又暴露了自己的李逢吉注定要铩羽而归。

      失败者意兴阑珊地踏上了逶迤的栈道,朝东川走去。回首长安,李逢吉心中有无限感慨。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回来……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平定淮西后,裴度也到了鸟尽弓藏的时候。他被李纯贬出长安,而李纯又死于元和宫变——剧变后的长安,已经物是人非。

      由于没有贸然卷入淮西风波,李逢吉和令狐楚被谪贬没有影响段文昌的仕途。他和萧俛的政见非常相近,但与贞元七年进士党也没有太多瓜葛。这说明段文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作为一个几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选,他平稳地从翰林学士变成宰相。此时,曾经风光无二的贞元七年进士党日薄西山,而翰林三俊却新发于硎。看在师生情分上,新天子李宥将李逢吉也召回了长安。敏感的段文昌,似乎嗅出了空气中不祥的气味,亟亟想逃离长安的是非旋涡。利用独对的机会,他向李宥推荐了牛僧孺和元稹,为自己安排下一条退路。

      就在这时候,西川节度使王播也来到了长安。

      很多年前,惠昭寺木兰院寄居着一个年轻的书生。那时候,寺院清静,生活简朴,非常适合贫家学子寒窗苦读。寺中僧侣众多。每到用斋的时分,寺中就敲钟为号。听到钟声后,那个书生也混迹于僧人中间,吃一点素斋果腹。时间一长,就有些势利的僧人怪他分了大家的斋饭。

      有一天,钟声比以往响得晚些。不知就里的书生像往常一样,匆匆赶到斋堂,却发现碗盆里空空如也,只有点儿残羹剩饭。回顾四周,是一张张讥嘲的脸。原来,僧侣们故意先吃饭,后敲钟,让他蹭不到饭。书生苦笑着摇了摇头。离开斋堂,他回到下处,收拾行装,飘然离去。临走时,这个书生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阎黎饭后钟……”

      数年光阴,弹指间就过去了。当年的落魄书生如今已位高权重。一日,他旧地重游,回到了惠昭寺。景物依旧,人面全非。看着大小僧人阿谀的笑脸,再看当年自己在墙上留下的两句诗已经被精心地用碧纱护了起来,他又提起笔,续上了两句:“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这个“饭后钟”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王播(另有一说是段文昌,在此姑且采用“王播说”)。无论是补盩至尉,还是任监察御史,王播所到之处,官声斐然。贞元未年,他和韦贯之一样,得罪了臭名昭著的京兆尹李实,被贬为三原令。仕途蹭蹬,没有消磨王播的心志。到了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从此,王播扶摇直上,迁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元和六年起又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这一掌握财权的要职。元和十三年,王播被同样擅长理财的皇甫镈排挤到西川任节度使,兼任的盐铁转运使也由程异继任。

      没想到,这次贬谪成了王播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播不见了,代之以一个搜刮地方、逢迎权贵、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播。

      现在,堕落的西川节度使王播有心染指宰相,而宰相段文昌想到浣花溪畔养老。两个人如果位置对调,就可以各得其所了。可萧俛却站出来极力反对。王播与皇甫镈旧有宿怨,多少影响了萧俛对他的观感。现在,王播又用金珠货币贿赂权阉,谋求宰相。这种行径也让清廉的萧俛不齿。但是,他的反对没有任何用处。王播被留在长安,任刑部尚书,并重新得到盐铁转运使。谁都看得出来,他入相只是迟早的事了。

      失望的萧俛已无可留恋,毅然辞去了宰相之位。煊赫一时的贞元七年进士党就此谢幕。段文昌则如愿以偿,出镇西川。在他的行装里,满是金银和字画。这个贫寒出身的前宰相,已经开始憧憬锦官城之行。竹寒沙碧的浣花溪畔,有他的富贵生活。

      离开长安前,段文昌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举子杨浑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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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