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样晚唐史》第四篇 长庆元年春_第十一章 鸟散余落花

  • 发布时间:2017-12-26 23:11 浏览:加载中

  •   ——长庆贡举舞弊案

      故事应该从举子杨浑之叩开了宰相段文昌的朱门说起。

      段文昌算唐代少数几位早年孤寒的宰辅之一。当年流落荆楚,江陵人经常看见他靸着破屐,游荡街头的潦倒身影。有一日骤雨初歇,道路泥泞。街边有一个巨宅,门下一片水洼。半醉的段文昌旁若无人地脱掉了鞋袜,一边在水洼中洗脚,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做了节度使,一定要买了这个宅院。周围传来一片嗤笑。后来,段文昌辗转来到成都,栖身于西川节度使幕府,卷入了刘闢叛乱。高崇文杀入成都后,段文昌和同僚们狼狈地素服麻屦,衔土请罪。不过,高崇文心知,这些书生不过是被刘闢胁持而已。他不仅厚赠路费,让这些名士回长安,还草拟表章向天子荐贤。不过,表章上独缺了段文昌的名字。高崇文恭敬地对他说:“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

      年光似水,转眼过去。潦倒半生的段文昌果如高崇文之言,扶摇直上,当到了宰相。他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贫穷带来的辛酸回忆。服饰玩好、歌童妓女,段文昌无一不好。出入公堂,没有铺地的锦绣,他是绝不落脚的。在家濯足,他只用金莲花盆。当年洗脚处的巨宅,也早被段文昌一掷千金,买了下来。段府的厨房号称“炼珍堂”,由任职四十年的老婢担纲。人们都尊她为“膳祖”。炼珍堂中,役使的女婢有百名左右,经筛选只有九人获得老婢的认可。精于饮馔的段文昌还自撰《食经》五十卷。《旧唐书》批评他“奢侈过度,物议贬之”。可段文昌却理直气壮地说:“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今天,杨浑之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奢华的相府时,腋下夹着几卷书画。他的父亲杨凭,在唐代宗(李豫)时与弟弟杨凝、杨凌一起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三杨”,都以文学知名,杨浑之的姊夫则是一代文宗柳宗元,但他本人却没有什么学问。卷轴混在众多举子投献的诗稿中,多半要当看门老媪明晚的脂烛。杨浑之了解段文昌的风雅,也了解他的物欲。要如何打动这颗风雅与贪婪杂糅的心?杨浑之想到了父亲的藏品。

      杨凭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家中藏有的字画多出自钟、王、张、郑等名家的手笔,有不少《书断》、《画吕》中记载的神品。

      当一个个卷轴在段文昌的眼前徐徐展开,他炙热的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每一个笔画,每一点墨迹都闪烁着大师的灵感。谁能抵御如此致命的诱惑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段文昌才依依不舍地收起卷轴,带着一点失态后的愧意,招呼杨浑之落座。

      听客人说明来意后,段文昌内心开出了欢喜的花来。

      我们说过,向考官推荐举子的事例在唐朝不胜枚举,有些成了流传天下的风雅故事。在段文昌眼中,杨浑之的请求不过是区区小事。堪称神品的书画极大地满足自己难饕的欲望,代价却很小。就这样,宾主尽欢而散。世代显宦的杨家利用自己的资源,谋取科举功名,而曾经贫寒的段文昌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寒门士子的利益,爽快地满口应承——科举制度的操作与初衷已经拉开了多么大的差距。

      杨浑之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段府。如他所愿,段文昌此时正铺开笺纸,笔走龙蛇,给主持今年贡举的钱徽写了封信。

      钱徽出身江南的书香门第,一直供职于翰林院。直到元和十一年,钱徽贸然上疏,请求终止征伐淮西,引起了李纯(唐宪宗)的不悦,被逐出了翰林学士院。段文昌拜相后,钱徽才逐渐走出低谷,升任礼部侍郎,主持这一年春闱。有这重渊源,段文昌自信,钱徽不敢轻慢自己的推荐。

      在一个轻寒未散的清晨,万众瞩目的进士榜终于贴上了礼部南院一丈多高的东墙。新科进士的名字用很淡的墨工整地书写在四张黄纸上。上面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东床快婿苏巢、前宰相裴度之子裴撰和谏议大夫郑覃之弟郑朗……不出人们的预料,权贵子弟的名字赫然在列。杨殷士也榜上有名,他的季兄右补阙杨汝士就是那一科的考官。在熙熙攘攘的看榜人群中,有杨浑之的身影。把榜文看了一遍,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心突地一沉,屏住呼吸,又细细地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

      怎么会这样?一句“落花飞絮成春梦”,写尽了失意人心头的苦涩滋味。杨浑之不知,自己是如何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南院。

      杨浑之黯然神伤的时候,刚刚辞去宰相的段文昌正带着逃离长安红尘是非的轻快,收拾行囊,预备到温柔的西川去享受余生。听到杨浑之落榜的消息时,他先是一愣。刹那间,眸子里飞过万点寒鸦。

      可能是早年见惯白眼,段文昌性格比较褊狭。即使一些礼节上的小纰漏,他也不能容忍。有个叫薛大白的进士,在酒筵上直呼他人名字,第二天,段文昌就将他从宴客的名单中删除。更何况这一回,钱徽狠狠地扫了他的面子。早些日子,长安人就知道段文昌辞职的奏章已经得到天子的批准。宰相去位后,难免要面对“门掩残阳鸣鸟雀,花飞何处好池台”的世态炎凉。段文昌自以为洒脱。可这人走茶凉的滋味落到自己身上,怨恨还是像无数的虫蚁,一口一口地吞噬理智。

      段文昌咬牙切齿地想到:自己明天要入宫向天子辞行。他要让世人知道,即使是一个去位宰相,依然能把钱徽再次推入深渊。

      第二天,天子李宥在大明宫别殿接见了段文昌。这是他登基后起用的第一位宰相。如果不是段文昌去意坚决,李宥并没有罢免他的意思。想到一别之后,君臣从此天各一方,柔弱的李宥心中多少有些“人随流水东西”的伤感。话别后,段文昌没有就势拜别天子,反而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风闻今年春闱所放的十四名进士都是滥竽充数,没有什么学问,依仗是大臣子弟,才能蟾宫折桂。

      愕然的李宥一时间还无法判断真伪,便召当值的翰林学士元稹和李绅入内。段文昌心中暗暗窃喜。他早已预料到天子会向翰林学士们求证,昨天,他已经拜会过元稹和李绅了……

      很快,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接到旨意,要他们在子亭主持复试——就这样,冷风乍起,吹皱了眼前的一池春水。

      诗歌以唐为巅峰。在这个巅峰时代里,科举考场中却鲜有佳作。天宝十年,一句如鬼谣般空灵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使钱徽的父亲钱起名满天下。后来,又有了祖咏的半首《终南望余雪》。此外,考场再没有值得一提的诗歌了。据说,孔温业的诗是子亭复试的压轴之作。在三两遍诵读之后,我还是有不过尔尔的感觉:

      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

      共看飞鸟好,复见落余花。

      来往惊翻电,经过想散霞。

      雨余飘处处,风送满家家。

      求友声初去,离枝色可嗟。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

      这首诗犯了唐诗肤廓平滑的流弊,却少了浑雅空灵的妙处。文字有敷衍成篇的痕迹。考试闹到如此地步,已没有多少斯文可言。复试要检查的,不是文化的高低,而是舞弊罪行是否成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更像是司法鉴定。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它有多少文化韵味。比之诗文,李宥出的试题倒能给人更多的感悟,通过感悟,接触到另种历史真实:鸟散余落花。

      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与之仿佛。但“鸟散余落花”在摇落之象以外,还有俞诗所没有的衰飒之意。拟出意境如此萧然的试题在明清两朝实在是不可想象。有味的是,去年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刺骨寒气。现在,李宥又在不经意间,以寥寥五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为没有诗意的艰难年代起了一个有诗意的题目,这恐怕是命题者所始料未及的。

      除了诗题《鸟散余落花》外,另一道试题是《孤竹管赋》。这道题目出自《周礼》“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和“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两段话。《周礼》和《仪礼》、《礼记》并称“三礼”,西汉以来就一直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孤竹管出自这样的经典,不算冷僻。唐代的《中宗祀昊天乐章·雍和》和几首郊庙歌辞,都以孤竹管为象征礼仪的符号。可是,多数举子竟然对孤竹管的典故茫然无所知。下笔千言,不知所云。

      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除了孔温业,就只有赵存业和窦洵直两人。

      就这样,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戛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确实存在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拖进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裴度之子裴撰、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还有郑覃之弟郑朗。

      段文昌和李绅、元稹联手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还有他们背后的家族:

      裴度,是闻喜裴氏最有声望的代表。人们用“魏分三祖,晋方八王”八个字,来概括这个家族数百年不衰的气运。在品藻人物成风的魏晋时代,琅琊王氏盛极一时,只有闻喜裴氏的八位一流人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琅琊王氏一如乌衣巷口的斜阳,风光不再,裴氏三祖传下来的五眷依然人才辈出。三百年来,闻喜裴氏一门先后走出宰相五十九人之多。裴度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他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半年后,裴度三度上疏,指责科举案中支持段文昌的元稹。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两败俱伤的冲突。

      郑覃和他的家族荥阳郑氏北族第二房“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一介布衣,也敢傲视公卿。凭借深厚的经学功底和朴素的家风,他们赢得了世人的仰慕,名列“四姓”高门。到了中唐,这个房支前后六人拜相。郑覃是已故宰相郑珣瑜之子,自己后来也成了宰相。虽然是贵公子,郑覃少年时就甘于清贫。位至宰相后,他依然家无媵妾,府邸简陋如故,仅能遮蔽风雨。父子两代人的品格与不凡成就,标志着荥阳郑氏仍是山东最高贵的士族之一。郑覃擅长稽古守正的经学,曾奏请宿儒校定六籍,刻在太学的石碑上。进士科所擅长的诗歌词赋却是他的弱项。朴素的郑覃严厉批评过进士们的浮华作风,但他并不反对考取进士。和其他山东旧族一样,他们需要靠进士入仕为官,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传说,郑覃的弟弟郑朗入闱前,曾到青龙寺游玩。一位擅长相面的僧人说他没有中进士的缘分。就在几天前,郑朗赫然高中。一时间,贺客盈门,只少了那位僧人。等郑朗在复试中落第,那位僧人才飘然而至,高兴地祝贺郑朗,说:你若中第,就不好了;现在落第,意味着你要位极人臣。多年以后,郑朗果然继父、兄之后,当上宰相。可这个故事,谁又能说,不是郑家为了掩饰先中后黜的尴尬,自说自话呢?

      长庆舞弊案牵扯到的第三位大人物是宗室之后李宗闵。他的父亲曾任宗正卿,伯父李夷简贵为宰相。杨浑之的父亲杨凭就曾因李夷简弹劾,被贬出长安。这一回,杨浑之落第,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却金榜题名。一枯一荣,更是落在世人眼中。段文昌奋力一击,把苏巢从进士行列中踢了出来,也算是杨浑之那几卷书画的意外收获。当时,李宗闵已官拜中书舍人。如果不是舞弊案意外受挫,再熬数年,入阁拜相也不算奢望。未来几十年,工于权术的李宗闵是长安的风云人物,在他身边,聚集着许多年轻才俊,形成不可小视的势力。他们虽号称“牛党”,可牛僧孺没有当过他们的领袖,一直是李宗闵领导他们,对抗李德裕的李党。不少人认为,所谓“牛李党争”名不符实,“二李党争”好像更为贴切。

      另外一名牵涉案件的杨汝士,家世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关西夫子”杨震。名满长安的弘农杨氏共有三家:履道坊的杨凭,新昌坊的仆射杨于陵,再有就是杨汝士了。杨汝士一门盛极一时,除了杨汝士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等人相继跻身朝堂。杨汝士和他的两个兄弟最爱在科举中上下其手,每到春闱,许多热衷功名的举子无不奔走门下。当时,苏景胤、张元夫喜欢为举子通榜是出了名的,可杨家三兄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长安里坊,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欲趋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舞弊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落花啼鸟纷纷乱”,不正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

      和段文昌、元稹一道充当原告的李绅,是未来李党的中坚。但是,仅凭这一点就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证据不足。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那上面,站着牛党领袖李宗闵和他的盟友杨汝士,也站着李党的领袖郑覃,还有李党的同情者裴度。所以,将长庆贡举舞弊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但这确实是一次无是无非的党争事件。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就如当时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贡举“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此岂真贡举哉”。依照常理,揭发有理,作弊无耻。控方拥有道德优势。可我们把案情细细地把玩一遍,是非界限就模糊了。

      不要忘了,段文昌本身就是一个“贵者以势托”的舞弊者,只不过钱徽没有买他的账,才转而发难。“倜傥有气义”的段文昌很重一诺千金。如今,价值何止千金的书画收入行囊,区区一诺却没有兑现,无怪乎他要恼羞成怒了。就要离开长安这个是非圈的段文昌无所顾忌,在临行前掀起了轩然大波。

      李绅和段文昌一样懊恼。他推荐的周宾士也名落孙山。如果没有段文昌发难,他势单力孤,也许会暗暗忍下这口气,等待报复的机会。没想到,天赐良机。当李绅听说段文昌告了御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原告一边。另一名翰林学士李德裕与李绅、元稹并称“翰林三俊”,当然是同气联声了——素称清贵的翰林学士们,都在舞弊案的沼泽里泥足深陷。

      征诸史籍,有唐一代,贡举纠纷如果闹到不得不以复试甄别是非时,向例都是由翰林学士主持的,因为他们无不文才过人,作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对超然。长庆元年的子亭复试却一改常例。代替他们主持复试的王起和白居易,会保持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么?

      白居易与钱徽曾同在翰林学士院,他们诗歌唱和,留下了“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的诗句;在用兵还是罢兵的争论中两人立场一致;另外,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白居易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都是参与舞弊的举子——白居易与被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子亭复试的另一位考官王起,他曾是李德裕父亲的掌书记,两人关系亲厚……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在“玉管金樽夜不休”的长庆元年春夜,我们要像狄奥根尼那样,提着一个灯笼,游走在长安,告诉全世界的人:“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作为旋涡中心的人物,钱徽倒是表现出应有的风度。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天子,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却把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焦杯。一片飘扬的纸灰里,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就此灰飞烟灭。

      细细推敲这种洒脱,我又不免怀疑那不过是另样的世故:考虑到李绅、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再加上一个段文昌,钱徽用信笺来徼讦对手,不见得有效。如果不能一击中的,那么他很可能遭到更残酷的报复。钱徽的退让却不失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对手示弱,换取他们对等的宽大;又塑造了一个处变不惊、胸襟宽广的君子形象,及时扭转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舆论。

      最终,钱徽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他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多少同僚深陷党争、不能自拔,钱徽却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

      长庆贡举舞弊案,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终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

      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的大臣中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还有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揭发,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所以,我们要把长庆贡举舞弊案放到大背景下来观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案件本身的是非纠葛,获得一个完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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