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样晚唐史》第四篇 长庆元年春_第十章 青云得路

  • 发布时间:2017-12-26 23:10 浏览:加载中

  •   ——唐代科举之弊

      制度被社会如此重视,自然有它的原由。也许,事情应该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四百年的汉朝气数已尽。社稷犹如一只脆弱易碎的玉斝,突然间被无数只强劲的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掼碎在尘土覆盖的大地上。这样那样千疮百孔的权威,摇摇欲坠地维持了很久。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或真或假的脉脉温情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暴力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道德、律法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苍茫大地上站起来的英雄们手握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骑,梦想在汉王朝废墟上,重建不朽的宫阙。无论是被许邵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还是被曹操推崇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刘备,抑或辛弃疾激赏的江东碧眼儿孙权,都没有能一统海内。司马氏的三分归一,也不过是昨夜偶然开放的昙花。几十年后,天下就在五胡乱华的烟尘中又一次分崩离析。

      无论这些铁血人物有着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有让人膜拜的坚硬如铁的生命意志,他们终究有一天要皈依尘土。铜雀台的秋风中,隐约传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吟唱。老迈的英雄埋进阴暗的墓穴,你死我活的争夺却还在阳光下继续。死去的英雄未必能有同样是英雄的后裔。不是谁都能用有力的手,紧紧掐住命运的咽喉。被英雄们强行压服的各种力量纷纷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又一次去战斗。

      天上星移斗转,天下一夜一兴亡。正如《左传》所说的,多少王朝和人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仰望历史的苍穹,数不清的短命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在人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曾照亮汉家宫阙的一弯残月,依旧冷冷地照着支离破碎的天下。天幕下恒久地明亮的,是所谓门阀高第: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

      彻底摧毁汉家天下的大动荡却没有能摧毁士族门阀,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具备高度组织性和凝聚力的士族才有能力生存下来,并通过保存和研习典籍传承文明的火和光。即使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家的曹魏也不得不正视士族的能量。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将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乡闾评议定型为九品官人法。各州的中正官依据家世、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将人物分为九品,授予相应官职。由于品评人物的中正官均来自士族门阀,在他们眼中,只有门阀子弟才是天生的大人物。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慢慢形成。

      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无论花落谁家,胜利者都只能选择与出身士族阀阅的官僚士大夫分享权力。每一次较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他人,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政府,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谁家兴废谁成败,都没有撼动过士族门阀。以闻喜裴家为例,裴宪是后赵的司徒、裴开在前燕任太常卿、裴谨任前秦大鸿胪,而裴徽的子孙在西凉为官。同样,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显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却是北齐高欢的重臣……战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帝王们孤独地坐在高处,却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门阀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洗去征尘的帝王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频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死过清河崔家的崔浩,尔朱天光对弘农杨氏的杨椿、杨津兄弟举起了屠刀。可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于清河崔家、弘农杨氏,或者地位相当的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叫人不安的力量。

      终于有一天,在无节制的放浪和无休止的残杀中,南朝的士族门阀走向“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幻灭,而主宰未来的北朝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狞厉、粗糙,但生机勃勃的风貌。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隋唐的天子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特别是武则天当国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他们包括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也包括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胡人,他们是帝国的外部无产者。

      但是,安禄山带领着胡人的冀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时,阉人和胡人却借着王朝衰弱趋势,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褫夺了许多属于帝王的权力,使长安的权威摇摇欲坠。那么出路何在呢?

      科举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骤然凸显。朝廷试图起用寒门士子来制衡士族高门的势力,建立一个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在放榜之日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扬扬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元白诗笺证稿》归纳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李治)之时,成于玄宗(李隆基)之代,而极于德宗(李适)之世。”科举制使士族豪门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现象成为明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门阀的文化垄断。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科举取士都动摇了门阀政治。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眼球。

      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中进士,还算年轻。可见中举之难了。那些被誉称为“白衣公卿”的举子中,许多人在考场中蹉跎一生,无怨无悔。诗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岁才高中进士。欣喜若狂的他挥毫写下一首诗,来记叙心中的得意: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们:“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人们才会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世人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早在武则天(武曌)时,宰相薛元超就曾遗憾地说,自己富贵过人,平生却有三个遗憾:不曾娶海内最显赫的五姓之女为妻,不曾主持修撰国史,还有一个就是不曾进士擢第。安史之乱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科举制度给寒门士子创造的机会远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唐朝科举的卷子不糊名、不誊录。试卷出自谁人之手,主考官一目了然。在决定举子的去取高下时,他不仅看卷面诗文,也会考虑举子的声望与文名。贞元七年某个月夜,举子尹极在寓所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微服私访的杜黄裳毫不隐讳自己就是今科主考。他直切主题,告诉尹极,自己非常欣赏他,也希望他能推荐几名才学出众的举子。还没有入闱,尹极和他推荐的人金榜题名已成定局,卷面文字不过聊为参考。

      像杜黄裳这样亲身察访求贤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数时候,主考官的判断会受权贵、名流的左右。这些人的推荐是谓“通榜”。譬如韩愈,他推荐的举子当时人称“韩门弟子”。入闱的时候,主考官的怀中已经揣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边上都用蝇头小楷密密地注明举子的才名、德望,还有他们背后的推荐人。

      在京兆府试前,少年王维请岐王推荐自己。可岐王告诉他:玉真公主已推荐了另一个举子张九皋。眼见王维一脸失落,心有不忍的岐王沉吟片刻,在他耳畔叮嘱数句。王维会意地点了点头,欣然离去。五日后,王维把一袭青衿换做乐工的素衣小帽,捧着琵琶,随岐王登门谒见公主。宴席之上,“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那一曲新谱的《郁轮袍》,感染了满座高朋。见玉真公主沉迷于曼妙的音乐,岐王凑上前低声说:王维有比琵琶声更美丽的辞章。这时候,王维已伶俐地掏出藏在怀中的诗篇,呈了上去。读过几首后,公主面露惊讶之色,告诉岐王:这是她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经常诵读的呀。人们还以为如此雅致的文字一定出自古人手笔。王维玉树临风般的姿仪与潇洒谈吐,已吸引了宴会上所有人的目光。岐王见机,立刻将话题转到今年京兆的考试上。玉真公主转头问王维是否入闱。这时候,岐王才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公主举荐张九皋一事。玉真公主笑着对王维说:自己会为他尽力。

      玉轸朱弦,为王维换来了那年的解头。

      诗人杜牧入闱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骑着瘸驴赴他摆下的宴席。见崔郾出门来迎,他迫不及待地高声朗读起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后也忍不住击节赞叹。吴武陵立刻请求他选杜牧为状元。崔郾也直言相告,状元早已花落别家。吴武陵只好退而求其次——就第三名吧。没曾想崔郾还是为难地摇了摇头。那就第五名!没等崔郾回答,吴武陵很坚决地说:如果还不行,就把这篇赋还我。崔郾连忙点头应允。一回到宴席上,他立即高兴地宣布,刚才吴太学帮自己选杜牧为今科第五名。对杜牧的放荡不羁,在座宾客不无微词。但崔郾也很诚恳地说,既然答应了吴武陵,就算杜牧是个屠狗之人也不能更改了。还好,杜牧总算不是屠狗之人。

      为了像王维、杜牧这样得到推荐,举子们便把自己平时得意的诗文编辑、誊清为卷轴,投献给当时的权贵、名流。这种风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够,隔日再投,称为“温卷”。白居易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向当时的名士顾况行卷。顾况笑着打趣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书生:“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已不禁倾倒,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卢储的行卷就更是一个浪漫故事了。他向尚书李翱投赠诗文时,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爱女从案几上捡起卢储的卷轴。细细诵读后,小姐断言卢储一定会是状元郎。这话恰好被回来的李翱听见了。数日后,他就托人向卢储提亲。一卷诗歌成就了一门姻缘。来年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卢储的洞房花烛夜。这位新状元(又称“状头”)兼新郎官的才子乘兴写下了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时入晚唐,行卷之风已盛行长安。杜牧行卷时编了一卷诗,共一百五十篇;皮日休行卷时编了《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记载,举子薛保逊行卷的时候所编的卷轴粗大无比,号称“金刚杵”。每到春闱前,公卿门前的举子如过江之鲫。他们送来的卷轴多数都没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门的老媪用写满锦绣文章的卷轴代替守夜时用的脂烛,照亮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谁的卷轴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头呢?当然是门第显赫的士族子弟。透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故事浪漫的情节,我们看见了一点儿都不浪漫的本质:王维出身于号称银质金饰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卢储是海内“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色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份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闱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长庆元年春,我们也会拈起几个门阀,来说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暮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隐性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春,自己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财富。三十名门生,就是福荫子孙的三十处膏腴良田。在波澜翻覆的长安官场,门生与座主的关系,就像考官崔沆取中门生崔瀣时人们所嘲笑的那样:“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崔沆与崔瀣究竟是沆瀣一气,还是名字巧合,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座主、门生互为奥援,从中唐到晚清史不绝书。就是在科举制度消亡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影影绰绰,似隐还显。

      同年登科的进士间也是党同伐异。贞元七年的进士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还有贞元二十一年的进士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都以同年的身份结成朋党,在各自时代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玉尺量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

      你看那“日暮东风春草绿”,长庆元年的贡举不觉已拉开了序幕。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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