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 发布时间:2017-11-14 09:50 浏览:加载中
  •   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大唐帝国盛衰易势、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大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上一下跌入谷底,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大唐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

    1.渔阳鼙鼓动地来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陷害边境的节度使。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人(古时汉人对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统称),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唐玄宗听了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政治舞台的。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混血胡人,他的父亲是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后来其母改嫁给突厥安延偃,他便随继父姓了安氏。长大后,由于他学会了多种胡族语言,便在边境上当了一名“互市牙郎”,即做生意的经纪人。后来,安禄山投奔到幽州节度使(管辖今北京市一带地区)张守硅部下当兵。安禄山骁勇过人,熟谙山川形势,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后因功擢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安禄山对上司惯于溜须拍马,逢迎谄媚,就连“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也在唐玄宗面前说他的好话。唐玄宗听了,认为安禄山是个人才,提拔他当了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安禄山深知,要取得皇帝的信任,最要紧的是必须显示出“忠心”,过分聪明,锋芒毕露,往往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因此,他故意装痴卖傻,在玄宗面前装出一副憨直的假象,“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不下拜行礼,左右的人都责备他。他却装成一副傻样子问皇帝:“我是不识礼节的人,所以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死了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他。”安禄山仿佛恍然大悟似的说:“我真是愚蠢,只知道有皇上,却不知有太子,真是该死!”这才给太子叩头。他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玄宗说:“我受到陛下您过多的恩宠,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回报,就希望在陛下您需要的时候代您去死吧!”由于他憨厚的样子,又伪装得特别像,竟然使玄宗感动不已。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那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杨贵妃跳舞的话那肯定是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在旁人看来能够起舞已经是十分了得,可又有谁想得到,人家舞技是很精湛的呢,居然能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性就大,因此肥胖倒成了他旋转的有利条件,不过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想来安禄山那么肥胖,又年事已高,高血压大概是逃不掉的……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不必替他担心太多,反正他是否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不关我们的事。有一次,玄宗曾问他:“你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因为装着一颗忠诚于皇帝的赤心啊!” 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暧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2.牛李党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任翰林学士。这年又举行进士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考,被选中了。而没考中的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

      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不但主考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恨透了李德裕。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世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了宰相。在唐文宗面前,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在这以后,李牛二人援引同党,尽逐李党。对于李德裕,他们更是极力打击。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上8年,成绩斐然。唐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李、牛二人共同排斥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西J11(今四川成都)出任节度使。

      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嫉妒李德裕的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吐蕃,李德裕被气得半死。

      因为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太和六年(832),李德裕再次入朝廷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惟恐李德裕做宰相,竭力阻止。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引起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

      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尽绝佛教,反对其蠹政害民,取得了一系列政绩。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李德裕办事专断,也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故,宣宗即立。李德裕失势,被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司户。牛僧孺、李宗闵再度为相,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3.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 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有时虽对他飞扬跋扈不满,但却不愿将他除掉。史称仇士良“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这个“术”是什么呢?在仇士良告老还乡之际,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了这个“术”:“不可让皇上闲着。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儒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玩弄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无心政事,凡事全听我们的,我们的恩宠和权力还会跑到哪儿去呢?”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淫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宦官势力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这就是其中的因果关系。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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