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熲传:文武兼备 国之能臣

  • 发布时间:2017-03-13 22:20 浏览:加载中
  •   隋文帝杨坚原来是南北朝时期北周政权的宰相,后来作了隋朝的开国皇帝。在文帝身边有一位文武兼备的重要人物,他帮助文帝登上帝位,又协助其打理国家大事;后来又辅佐了炀帝,这个人就是高熲。尤其是在建国之初,隋文帝无论什么事都是先与他商量后才开始做,国家的法律也是由他带头制定而后施行的。隋文帝从来不称呼高熲的名字,而是称他为“独孤公”,以表现对高熲的尊重。

      高熲,字昭玄,又名敏,自称是渤海蓓(今河北省景县)人。据史书记载,高熲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之中。他的祖上原来在北方做官。曾祖高皓从辽东回来后,做到了卫尉卿一职。祖父孝安,官居兖州刺史。高颖的父亲高宾,原来是谏议大夫,为了躲避谗言,离开北齐,投奔到北周政权门下,作了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幕僚,还被赐姓为独孤氏。后来独孤信被诛,高熲一家搬到了蜀地(今四川省)。即便这样,隋文献皇后独孤氏因为高宾父亲的缘故,还是经常往来于高家。高宾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机敏,果敢决断,官至都州刺史。高熲在政治上的出色表现应该说与在这样家庭环境下成长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高家到了高熲这一代已是十分显贵,他被封为礼部尚书、渤海公,谥号“简”。当然,高熲的成功,主要还是源于他本人的努力,他政治头脑清醒,忠心耿耿,又很懂得带兵打仗,所以隋文帝很信赖他,凡事都要同他商量。即便是隋炀帝也要召他回来,留在身边,继续为他办事。

      “天生的突出才能”

      高颍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

      从选择辅佐隋文帝杨坚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高熲在政治上的见识与机敏。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北周的统治者宣帝死了,年仪八岁的静帝即位。还是孩童的静帝根本不能亲自打理朝政,这就给了杨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的身份总揽朝政,尤其是掌握了军权,一时间权倾内外。这为杨坚以后登上帝位开了一个好头,但树大招风,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地位并不巩固。周室诸王策划着发动政变,同时还有公开举兵造反的。这时候,有一个叫元谐的人提醒杨坚:“您没有党羽,就像水中的一堵墙,太危险了。”杨坚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想招纳高熲作为他的左膀右臂。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杨坚早就与高熲相互熟悉,高熲的父亲高宾是独孤信的门下,而杨坚娶了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氏作自己的妻子,这位独孤氏就是那位妒忌自己的丈夫与其他女人交好的隋文献皇后。杨、高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根据对高熲的了解,杨坚认为高熲是可靠的。除了有这层特殊的关系,杨坚主要看重的还是高熲的突出才能。高熲从小就十分聪明机敏,很有气度。他遍读书史,善于辞令。以至于传说高熲小时候,家里有一棵百余尺高的大柳树,枝叶繁茂,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乡里的老人看了,纷纷说高家该有贵人出现了。这虽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从这个故事当中不难看出高熲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闻名乡里。果然,高熲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做官了。后来又参与了平定北齐的战争,立下了战功,受到了爵赏,初步展示了突出的才能与胆识。杨坚为了巩圊政治根基,认为高熲应该是一个相当理想的人选。于是,杨坚就派遣了他的心腹杨惠与高熲面谈,高熲高兴地答应了。高熲还对杨坚说:“我愿意听从您的指使,即便您的事业不能成功,我高熲全家被杀,也是心甘情愿。”于是高熲便在丞相府担任司录的官职,虽然官不大,却受到了重用,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精明能干的高熲会如此痛快地接受杨坚的招纳呢?这就是高熲在政治上的成熟与有远见的表现。因为他考虑到虽然杨坚的地位不够稳固,但毕竟已是开始得势,成功的希望很大;另外,高熲在北周任职,他并不是宇文氏家族的嫡系,而是与北齐的高氏皇族同宗,同时由于独孤信的关系,与北周的宇文氏有世仇,在讲究家族门第风气的南北朝,高熲很难有大的发展与作为。所以在得知被杨坚看重的时候,高熲权衡利弊,痛快地答应了,从此走上了辅佐杨坚的路途。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如愿以偿地登上皇帝的宝座,正式建立了隋王朝。高熲担任了尚书左仆射的官职,就是说当上了宰相,并且进封“渤海郡公”,全朝上下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连皇帝都是称呼他为独孤,而不直呼他的名字,这是何等的尊贵!在隋朝建国之初,高熲也是尽心尽力,与另一位叫做苏威的大臣同心协力,努力辅佐隋文帝杨坚。无论政事大小,杨坚都是先同他们商量而后施行。高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与信任,所以他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隋朝开国数年之内,天下安定,这与高熲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隋文帝下诏检查户口的时候,高颍提出“输籍法”,规定凡是民间赋税,都必须在籍账上如实地记录数目,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各州县长吏随意增加与减少,缓和了阶级矛盾,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个好措施,尤其是对于处于建国之初的隋政权起到了巩固政治根基的效果。另外,高熲还参与修订了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对人民的压迫有所减轻。它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这实际也是一项招揽民心、休养生息的好举措。后来高颍在做“新都大监”时,许多制度都是由他制定的。高熲总是在朝堂北侧的大槐树下听取政事,但这树却没有在行列中,掌握此事的官员要将树砍去。隋文帝听说了就特别下令,保留此树,以示后人,表彰高熲的功绩。甚至又加封高熲为左领军大将军,原来的官职也继续保持。可见,高熲确实是才能出众。

      为了使隋王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只是管辖统治区域内的事是不够的,还必须北服突厥(注: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南平陈朝。在完成这两项任务的过程中,高熲的功绩尤为突出,他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是平陈计划的主要策划人。隋文帝表面上任命杨广为元帅,实际上是让高颖做三军的实际指挥者,所以在战斗中杨广的意见并不重要,整个战事贯穿的是高熲的思想。在平陈这件事情上,高熲主张收买江南朝野人士的人心,瓦解他们的斗志,一旦条件成熟,大军渡江,一鼓作气,拿下陈朝。事实证明,高熲的主张是正确的。开皇元年(581年),高熲向隋文帝推荐了贺若弼、韩擒虎二人,文帝就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指以今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东部地区)总管,镇守广陵(今扬州市);任命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一带)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要他们筹划平陈之事。第二年发兵南征,高熲是总指挥,攻打陈朝。但出兵之后,陈宣帝的死讯又传了出来,这时高熲并没有急于“乘人之危”,拿下陈朝,而是根据形势,果断地决定以“礼不伐丧”(按照礼制,不应攻打正在服丧的人)为理由,停止进攻,班师回朝。不久,他又受命处理萧岩叛乱(萧岩原为南梁皇族,叛归北朝,现又叛投南朝)的善后,以温和态度对待萧岩属地江(长江)汉(汉水)一带的属民。隋朝与陈通使,以礼相待;抓到陈朝的间谍,都是发给衣服,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回。高熲为何在陈朝唾手可得的时候,不去进攻呢?隋文帝在询问高熲平陈的具体策略时,高熲才道出了缘由:“江北的天气寒冷,收获比较晚;江南的气温高,水田庄稼熟得早。在江南的收获季节,稍稍集中兵马,说是要出战江南。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必定要屯兵守御,这就可以耽误他们的收获时间。当他们集中军队时,我们就解散军队。我们反反复复地这样干,他们必定习以为常,从而麻痹大意起来。然后我们再调集军队,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要出征。当他们犹豫之际,我们乘机渡江,登陆作战,士气必定高涨。另外江南的土质不好,房子都是竹子茅草做的,所有积藏,都不是在地窖里。我们秘密地派人过去,乘风放火;如果发现他们修复好了,我们就再放火。这样搞它几年,他们的财力自然枯竭。”杨坚就按照他的设想去做,果然收到了很理想的效果。开皇九年(589年),隋军分三路大军,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杨素为各路元帅,而统归杨广节度。高熲是晋王府元帅长史,掌握着实际的指挥权,三军的进退全由他决定。东路大军将领贺若弼购买了五六十艘旧船,造成陈军错觉,以为隋买船,松懈了斗志。他又下令,江防军队,每交替之际,一定要到广陵集中,并且大排旗帜,让营房帐幕遍布田野故意使陈看到。开始陈军看到这种景象,以为隋军要渡江。就急急忙忙准备抵御,结果发现隋军是换防,就习以为常,不加警惕了。他又经常派兵缘江狩猎,人马喧嚣,如此反复,也使江南陈军麻痹起来。结果贺若弼由广陵渡江,陈军还不知道。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在韩擒虎的率领下也渡江到了采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贺若弼渡江后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有个士兵违纪到民间买酒喝,立即被斩首。他俘虏了陈军六千人,全部予以释放,发给粮食,打发他们回去,并将隋朝诏书,交给他们带回,要他们宣传隋朝伐陈的政策。结果,所向无敌,陈军纷纷降附。隋军迅速攻入建康(今南京市),抓到了陈帝陈叔宝,陈朝灭亡,隋朝大体统一了全中国。可以看出,高熲在平陈之役中,其主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隋军贯彻了高熲的作战思想,轻松地平定了江南。所以在一次宴会上,文帝高度赞扬了高熲:“高熲平定了江南……,可以说是功勋卓著啊!”《隋书》在评价高熲时,也特别提到:高熲克服了东夏,平定了南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资治通鉴》甚至这样说道:“国家的富庶,是高熲努力的结果。”

      在平复尉迟迥的叛乱中,高熲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前面说到杨坚独揽大权后,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首先公然起兵造反的是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也尾随其后。一时间天下骚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形势十分危急。杨坚派韦孝宽率军迎敌,不料因为部将们有异心,军心动摇,没有人向前奋勇杀敌。杨坚想派一位既忠心耿耿,又具备军事才能、有魄力的人去做监军来稳定局势。他先后挑选了崔仲方、郑译、刘访,不料这三人因为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对杨坚愤愤不平,以种种理由拒绝出面。这时恰好一位叫作李德林的大臣在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应该派一个既是心腹,又明于事理,而且能够随机应变,向来为大家所信服的人赶赴军中,观察形势,探察内情。这样即使有人图谋不轨,也不敢轻举妄动。谁才是李德林说的这样的人呢,杨坚马上就想到了高熲。高熲见到这样情形,便自告奋勇,愿意担当这样的重任。他当即衔命出发,连家都不回去,只是派人向他的母亲告别。高熲到达军中后,果然军心稳定士气大振,形势迅速改观。韦孝宽的军队停顿在沁水(今沁河,在山西省东南部)的西边,向敌人袒露出一种胆怯、观望的架势。高熲则命令造桥渡河,表现出一种进攻的态势。他估计到敌人一定会从上游放火烧桥,就提前做好防备。当敌人驾驶大伐企图放火的时候,高熲早就在水中放置了“木狗”,使得敌人无法前进,只好放弃了原计划。当大军渡河后,他又沿用古人破釜沉舟、背水列阵的故事,烧掉新造的桥,以示决一死战来鼓舞士气。随后大军快速地深入敌境,高熲与宇文忻、李询共同商讨,设定计策攻破敌军。当时尉迟迥据守在邺城(今河北省临县境,漳水之南),军威尚盛,士气高涨,如果这时进攻,就是硬碰硬,即便打赢了,也会损失许多人马。那时,两军对阵打仗,旁边往往有许多老百姓观看。高熲便让宇文忻挥军攻人旁观者人群,引起人群大乱。宇文忻乘机大呼:“敌人打败了!”于是尉迟迥军大乱,高熲、宇文忻等人乘势轻而易举地攻人了邺城。在这次平复尉迟迥的战斗中,高熲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迅速扭转形势,反败为胜,为隋朝的稳定立下了大功。

      高熲这种“天生的突出才能”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史书中也多次提到。《北史》卷72这样评价他:“高熲有文武大略,明达政务。”文帝时的贝州刺史裴肃也曾经派使者给文帝上书说:“高熲因为天生的突出才能,又是开国元勋,佐命为大臣,受到人们的妒忌以至于被废黜不用。希望陛下记着高熲的大功,忘掉他的小过。”(《资治通鉴》卷179)薛道衡甚至因为赞赏高熲的才能而获罪。前面提到高颍制定新的律令,并且及时实施,收到了很好效果。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新的律令却总不能落实,薛道衡看到了,这直截了当地说:“假使当初高频不死,新律令早就会决定下来,而且颁布实行了。”因此得罪了炀帝,被勒死了。

      忠心耿耿辅佐两代君主

      高熲是一个有天生的突出才能的人,受到大家的敬重,他的忠心更是让人拥戴。高熲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非常敬重他,对他没有异议。国家的富庶,是高熲努力的结果。他被杀,天下没有不伤感的(《资治通鉴》)。他尽心尽力辅佐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两代君主。

      高熲办事很认真,很勤恳,退朝以后,常常将粉盛在盆里,放在床的一侧,想起了什么,就记在上面,以便天明以后办理。他恐怕是我国最早使用记事牌的一个人。

      对于文帝杨坚,在危急时刻,他多次挺身而出,甘当重任;在和平时期,他又推荐了许多有才能的人,甘于退让,让这些人发挥才干,全力辅佐文帝。

      前面提到的平叛尉迟迥事件中,杨坚首先选中的并不是高熲,而是崔仲方。崔仲方却以父亲在敌方境内为由,拒绝担当此任。最适合的人选是郑译、刘访,他们都是拥戴杨坚登上帝位的中坚人物,按理说,应该义无反顾地帮助杨坚。不料,两人全都不愿出面。原因是郑译想当大司马,结果当了相府长史;刘访想当小冢宰,结果当了相府司马,因而他们愤愤不平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职权,大发横财,与富商大贾们打得火热,并且玩忽职守,消极怠工。杨坚要他们去作韦孝宽的监军,对他们说:“需要心腹之人去统率大军,你们二位,谁能去呢?”刘访说,他没有当过带兵的将领,不能去。郑译说,他有老母在堂,离不开。一个软钉子碰得杨坚是无话可说。就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前线统帅部副长官送来密报,说是“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宏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金,军中骚动,人心大变。”当时,天下人都不看好杨坚,认为他有可能被轰下台来。有人分析当时形势,说:“尉迟迥据有北齐的故地,乘杨坚刚刚执政之机,人心浮动,指挥军队,联合各方势力,占据了全国九州的三州,拥有全国人口的十分之六。”杨坚的地位还不稳固,他的“能臣”没有一个是真心实意的,谁都不愿意帮忙,这种情形实在是不妙。高熲却没有远而避之,而是迅速赶往前线,扭转了战局。可以说,高熲是在杨坚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他对杨坚是忠诚的。其实在接受招纳的时候,高熲就说过,即便全家被杀,也愿意追随杨坚。杨坚当时也只让他在丞相府担任司录这样的小官,所以在选择平叛尉迟迥监军的时候,高熲并没有成为杨坚的第一人选。高熲也不像崔仲方、郑译、刘访等人那样由于个人目的没有达到,就不帮助杨坚。这足见其忠心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高熲在危急时刻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对杨坚是忠心耿耿。这也是他受到大家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其他事情中也可以看出,高熲是尽心尽力地辅佐文帝杨坚。杨坚本人对高熲的忠诚也是深信不疑。史书记载,一天,文帝对侍臣说:“贺若弼在即将讨伐陈国的时候,对高熲说:‘陈叔宝一定要被平灭了,皇帝不就会做飞鸟灭绝、良弓收藏起来的事吗?’高颖说:‘绝不会这样的。’在平在作战的过程中,高须出于负责的态度,对杨谅的主张往往不予采纳,把这个皇子气得要命。定陈国之后,贺若弼就急忙索要内史令,又索要仆射等官职。他对高熲说:‘功臣是应当授以勋官的,但是不能干预朝政。’贺若弼后来对高颁说:‘皇太子和我之间,无论什么机密,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您为什么不来依靠我的势力,何必不吐实呢?’”

      高颖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而是甘于所处的位置,这正是他本人的品质的最好表现。所以,连文帝杨坚本人都对高熲本人的忠诚深信不疑。

      作为一个臣子,能得到开国君主如此的信任,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高颖本人的“忠”的品质。

      与高颖的忠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威。苏威是由高颖举荐的,他很有才能。在辅佐杨坚的过程中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当杨坚向苏威暗示篡位立国之意的时候,苏威溜之大吉了。他不敢像高熲那样明确地表态,更不要说陪上全家的性命了。高熲一旦决定,就委以行动,以“忠”为先,而不是以“利”为先。在政治风云瞬息变幻的特殊时期,高颖这样的忠诚实属不易,从而可以看出他的个人品质。

      不过,高熲的忠诚在某种情况下却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尉迟迥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因为父罪被没人后宫。一次,文帝见到了她,很是喜爱。文献皇后独孤氏知道后,气愤极了,乘文帝上朝的机会,把她杀死了。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骑上马跑出皇宫,一下子在山谷间跑了二十多里。高熲知道了,与杨素等人随后追赶,抓住皇帝的马缰苦谏。文帝说:“我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高熲说:“皇上您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女而轻易地丢开天下呢!”文帝听了这句话,情绪稍稍缓和了些,骑在马上久久地停着不动,到了半夜才返回宫中。皇后在宫中守候着,见皇帝回来了,就边哭边磕头赔礼,高熲、杨素也从中调解,并且摆上宴席,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顿,才收了场。这本来是件生活小事,可是却给高熲深深地埋下了祸根。高熲本是独孤氏的家客,独孤氏与他一直来往密切。独孤氏得知高熲曾经称自己是一个妇人,就怀恨在心,不与他来往了。后来又因为高熲没有同意废太子这件事,独孤皇后就总想着寻找机会暗地对付他。高熲的夫人死了,这本是他的家事。独孤皇后装作很关心的样子对文帝说:“高仆射年岁已高,死掉了夫人,皇上你应该帮他再娶一位。”文帝将皇后的话转告高熲,高熲婉言谢绝说:“我现在岁数大了,退朝以后,只是坐在书斋里读读佛经罢了。皇上您很爱惜我,至于娶妻之事,我还没有这个打算。”事情说过也就算了。可是不久,高熲的一个爱妾生了男孩,消息传到宫内,文帝很是高兴,但皇后却不然,她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文帝不了解皇后的心意,就问她为什么不高兴?皇后说:“你还信任高熲吗?你要为他娶妻,他却心存爱妾,当面欺骗你。现在他的欺诈已经败露,怎么还能够信任他呢!”从此文帝对高熲就更加疏远了。这无疑影响了高熲的政治地位。但高颍是一个耿直并且胸襟豁达的人,他没有因为被疏远,就明哲保身了。

      到了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想出兵辽东,高熲在分析了形势后,坚决反对出战。但文帝坚持要打,并派高熲为事实上主帅,杨谅为名义上主帅,高颍只好服从。在作战的过程中,高熲出于负责的态度,对杨谅的主张往往不予采纳,把这个皇子气得要命。杨谅恨透了高熲,回京后在皇后面前告他的状,说万幸没被高熲杀掉。文帝没有调查分析,就对高熲有了成见。后来,凉州总管王世积有个亲信犯了法,逃到王世积那儿,王世积没收留他,结果这个人被捕受了罚。这个亲信怀恨在心,反而诬告王世积谋反,王世积便被处决了。据说,在审理王世积案时,涉及到了一些宫中的事,而且这些事是从高熲那里得到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当朝大臣贺若弼等人联合为高熲申辩,文帝因为上次的事不但不听大臣们的辩解,反而将他们与高熲一起予以法办。高熲被免官,带了个齐公的虚衔回家闲居。之后,投井下石的事情便接踵而至。齐公国内的官员报告说:“高熲的儿子对高熲说:司马懿假托有病,不上朝,结果取得了天下。您现在与他遭遇相似,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于是高熲就被抓了起来。接着又有人报告说,有个和尚对高熲说:“明年皇帝要死。”有一个尼姑对高熲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灾难,十九年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就更不得了了。这时甚至有人建议文帝将高熲杀掉。文帝怕遭到反对,不敢这样做,便将高熲削职为民。可高熲为人胸襟开阔,他不但不怨恨,反而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官职已经做得太大了,如果再做下去难免会被砍头。当然,有人说高熲有这样的想法是他母亲的见识,在他刚做宰相时他的母亲便告诫他:“你的富贵已经到头了,剩下的就是砍头了。”但我们分析高熲的才能与为人,极有可能是高熲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再是当初辅佐文帝时的境况了,自己对文帝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借机全身而退反而是上策。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出高熲对于文帝的不满与怨恨。如果不是出于对杨坚的忠诚,又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呢?一个开国元勋,并且曾经救杨坚于危难之际,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能做到这点,真是难得呀!

      高熲不只是对杨坚十分忠诚,对炀帝杨广也是克尽臣道,见有不对的地方,就直言不讳。比如在炀帝喜欢音乐这件事情上,高颍就坚决反对。炀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他命令宇文恺制作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等到初七这天,炀帝来到设于城东的大帐,备好仪仗侍卫,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宴间演出散乐。各方部落的胡人都惊异欢悦,争着进献牛羊驼马几千万头。炀帝便赐给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炀帝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与坐骑,鼓乐幡旗等仪仗,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名,其地位在诸侯王以上。炀帝还下令征召全国的散乐艺人。身为太常卿的高熲(炀帝即位后启用高熲为太常卿)劝阻,炀帝根本不听他的。高熲退下来后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的天元帝(注:即宣帝宇文赟,在位时穷奢极欲。)因为好乐而亡国,殷鉴并不远,怎么可以再重复呢?”高熲又认为炀帝对启民可汗的待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虏很清楚中国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恐怕会成为后患。”他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太无纲纪了。”礼部尚书宇文私下对高熲说:“天元帝的奢侈,以今天的情况与之比较,也不算太过分吧?”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炀帝。高熲本是出于忠诚,才会明确指出炀帝杨广的错误,但炀帝认为他是诽谤朝政,把他杀害了,高熲被杀,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他的为人以中君的态度,全朝无人不知。在废太子杨勇这件事情上,原本与他是同一战线的大臣杨素,见风使舵,投靠了杨广,博得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欢心,后来取代高熲,当上了宰相。而高熲出于稳定政权的意图,跪在文帝面前,说道:“长幼有固定的次序,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废弃的。”这样,就同时得罪了文帝、皇后和杨广三人。有一次,文帝要挑选东宫(太子宫)的卫士作自己的卫士,高熲以为不应该这么做,就直接对文帝说:“如果把强壮的卫士都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保卫力量太差。”文帝听了很不高兴,对高熲说:“我时常东跑西跑的,所以需要有较强的卫士。太子呆在东宫,身边何必要有那么多卫士。重兵保卫东宫这个办法流弊极大。依我看,东宫的保卫由皇宫卫队兼管着就行了!我熟悉前朝的旧法,你不要走过去的老路。”

      高颍主张不废杨勇,自然成了杨广的死对头。在杨广看来,他和高熲之间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他当上皇帝后,能不痛恨高熲吗?再加上平陈之役,杨广是统帅,高熲是统帅府的长史,掌握实权。隋军攻入陈朝的京城建康,抓住了陈叔宝和他的宠姬张丽华。杨广派高熲的儿子到建康告诉高熲,要把张丽华留下来。高熲对杨广的要求是不予理会,斩杀了张丽华,并且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现在平定陈国,不宜娶纳张丽华。”杨广当上皇帝后,把高熲的忠诚看成是与自己的公然对抗,所以终于找借口杀死了他。

      明明知道文帝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独孤皇后对自己也是。卜分不满,杨广一旦当上皇帝会对自己不利,却要坚持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高颍真的不识实务吗?绝对不是,他是一个经历了隋朝建国,并且辅佐了两代君主的能臣。他如果不是目光敏锐,怎么会选择杨坚作为辅佐的对象,而后又屡建功勋呢?隋朝到了开皇末年,由于一些吹牛拍马、玩弄权术的人越来越得势,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之间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化,这对于比较正派而又敢于直言进滦的高熲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高熲不会看不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但他还是以隋朝的兴亡、国家的治乱为重,一如既往地辅佐君主。不然当隋炀帝让他做官时,他会因为能做一个“太常卿”就返回政坛,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吗?可以看到,高颍的死正是缘于他对隋王朝的忠诚。

      所以高熲虽然被杀了,但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忠诚,直到唐代,还有人为他鸣冤。

      举荐贤人大公无私

      高熲不仅具有天生的突出才能,而且对文帝、炀帝是忠心耿耿。隋朝的名将、名臣很多都是由高熲举荐的,而且面对功劳,他多次让位,得到了文帝和大家的赞赏。

      杨坚登上帝位后,十分器重他,每每称他为独孤,而不是直呼其名。朝野上下没有人比他的地位更高,都很尊重他。但高熲却向文帝提出了一个请求,想让苏威代替自己。文帝深知高熲的为人,就成全了他的美意,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没过多久,文帝觉得高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下诏,要求他回来。文帝说:“苏威虽然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是由于高熲的善于举荐人才。我听说过能够举荐贤才应该受到上等的奖赏,哪里能够让他辞去官职呢?”于是文帝不只让高熲官复原位,很快地又让他担任左卫大将军,同时保留了他其他的官衔。高熲能够得到如此的待遇,完全是因为他对贤才的全力推举。苏威被举荐后,得到了文帝的重用,发挥了聪明才干。他和高熲等人修订的法律,不仅在隋朝施行,而且也被后世所沿用。苏威主张减税,高熲便帮助他来实现;苏威关于改革地方建制的意见,与李德林的意见发生了矛盾,也是由于高熲的支持,才得以付诸实践。高颞是以天下的大局为重,将他认为对天下有利之人推荐给朝廷,甚至让这个人来担任他的官职,而且积极地给予其协助,全力推行有利于天下的好措施,这又是何等的胸襟!

      高熲越是大公无私、有气度,就越受到文帝的器重。平陈后,文帝加授他上柱国(注:勋官中最尊荣之官)的职位,并且晋封他为齐国公,给了他很多的赏赐。文帝对高熲说:“独孤公灭陈后,有人说你肯定要造反,我已经把传言的人杀了。我们君臣和睦,哪里能够被小人离间呢?”这时,高熲又提出让位,文帝不允许,特别下诏说:“独孤公才识过人,独具眼光,见识深远;带兵打仗,廓清海内,确实是朕的心腹。自朕受命(当上天子)以来,是耗尽了心力,幸亏有公的帮助,你是上天派下来的好帮手呀!”后来庞晃、卢贲两人在文帝面前说高熲的坏话,文帝十分生气,把他们贬官了。之后文帝告诉高熲,说:“独孤公你就像镜子一样,一被打磨,就更加的明亮。”

      除了苏威,高熲还推荐了贺若弼和韩擒虎。在平陈的战斗中,他们两人都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后来又指挥过许多战斗,对隋朝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贺若弼,字辅伯,洛阳人,是隋代名将。他年轻的时候会文精武,颇有名气。他得到过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器重,在其手下任职。贺若弼擅于攻战,而且很有谋略。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他跟随上柱国大将军韦孝宽攻打陈国,屡献计谋,攻克了陈国的几十座城池。隋朝开皇元年(581年),时任左仆射的高熲独具慧眼,向文帝推荐了贺若弼,让贺若弼担任吴州总管,镇守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作好灭陈的准备。贺若弼果然机智,一下子就进献了十个攻取陈国的计策,得到了文帝杨坚的称赞。贺若弼军令严肃,纪律严明,宽释俘虏,所到之处攻无不克。他挥师进据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后,率领8000甲士,奋力击溃陈军主力,擒获陈将萧摩诃,从北掖门进入建康城。因为灭陈有功,他被加位上柱国大将军,晋爵宋国公。最后官封右武侯大将军。

      韩擒虎,原名豹,字子通,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也是隋代的名将。他是北周大将军韩雄之子,以具有胆略雄威著称。北周时,担任都督、刺史等职,世袭爵位为新义郡公。陈朝时出兵进逼光州(今河南光山),他任行军总管,率军将其击退,后又屡挫陈师。隋开皇元年(581年),高颍向文帝举荐了韩擒虎,任命他为庐州总管,镇守江北要地庐江(今安徽合肥),作灭陈的准备。八年冬至九年春,隋大举攻陈时,韩擒虎为先锋,率领隋军从右翼进攻陈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他率领五百精锐部队夜渡长江,迅速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在半日内攻克姑孰(今安徽当涂),然后进军新林(今南京西南)。江南父老久闻其威名,登门拜访者昼夜不绝。陈军听说后很是畏惧,于是镇东大将军任忠等人相继投降。韩擒虎便率领这五百名精骑,由任忠指引入朱雀门,占领建康城,俘虏了后主陈叔宝。事后,韩擒虎被封为上柱国大将军。

      可见,高熲选才的本领是很高强的,理应受到奖赏。平陈之后,文帝要他同贺若弼讨论总结平陈的事情时,他又推辞道:“贺若弼先献十策,后来又在蒋山(今南京市钟山)苦战,打败敌军,我只不过是一个文职官吏罢了,怎么能够与大将军评论战功呢?”本是高熲向文帝推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当总结功劳的时候,高熲又自动地避让。其实,这次平陈之役高颍才是实际的指挥者,虽然贺若弼立下了大功,但他只是高熲统率的三路大军中的东路大军的将领罢了。况且,平陈之战胜利后,为了争功,贺若弼与韩擒虎在文帝面前打得不可开交。贺若弼说:“臣在蒋山奋勇作战,攻破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擒获了敌军的骁勇之将,威武之名震惊四方,于是才灭掉了陈。韩擒虎没怎么与敌军交战,哪能与臣相比?”韩擒虎说:“(我)原本是尊奉明确的旨意,(陛下)让我与贺若弼一同攻打陈都。贺若弼却早早地进入,遇到敌军就交战,致使过多的兵士死伤。臣只带领着区区五百轻骑,兵不血刃,直攻陈都,打败了敌人,抓住了陈叔宝,占据了他的府库,倾覆了他的巢穴。而贺若弼到了晚上才到达了北城门的偏门,臣打开城门请他进入,他哪能与臣相比?”贺若弼、韩擒虎后来成为了隋朝的名将,高熲看重了他们的才能,向文帝举荐了他们。贺、韩两人也确实是文帝的好帮手,但在胸襟上与高熲是相差甚远,他们刚刚立了功,就公然在文帝面前争功,与高熲进贤让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熲以天下大局为重,进贤让位;贺韩两人以个人利益为重,相互排挤,因此高熲的虚怀若谷的态度再一次受到了文帝的赞赏。大家对高熲的尊重也不只在于他的善于发现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的谦逊和大公无私。他不嫉妒人才,当由他推荐的人与他齐名或超过他时,他感到的是愉快,而不是怨恨。归根结底,高熲是以天下的治乱为己任,所以才会把个人的进退看得很淡,而这种品质,并不是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能轻易做到的。

      另外,有些悲剧色彩的是,后来成为文帝、炀帝两朝权臣的杨素也是高熲推荐的。在高熲处于不利的政治地位时,杨素没有因为受到高熲的举荐与重用去帮助他,更没有因为国家的利害去向君主力谏,使得高熲被隋炀帝无辜地杀害了。

      高熲一生辅佐两代君主,为隋朝的巩固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一生历经的事情很多,可惜的是,他的文稿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史书的记载也很有限;但是我们从他在文治武功上的表现,以及他积极举荐人才的做法,仍旧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为人与成就。隋文帝也正是出于对高熲才干和人品的了解,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常以高熲的意见为是。

      参考文献:

      1.《隋书》卷41,高熲本传。

      2.《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

      3.《资治通鉴》卷179隋纪三。

      4.《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

      5.《北史》卷72,列传60。

      6.《南史》卷10,陈本纪下第十。

      7.《通典》卷5。

      8.《中国通史》(白寿彝)第六卷乙 编综述第五章第一节(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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