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最可惜的天才!沈括在科学上有什么贡献?

  • 发布时间:2020-02-07 09:27 浏览:加载中
  •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宋朝沈括的故事,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74岁的沈周在杭州钱塘老家病逝。他的儿子沈括,在回乡葬父守丧期间,成为世界科技史上一项重要发明的历史见证人。

    沈括在侄子家中看到布衣毕昇留下的泥活字,他晚年撰述《梦溪笔谈》时对此印象深刻,遂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详尽地记录了下来。没想到,正是这一份独家的记录,才使活字印刷术得以传世,并上升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不至于被时间湮灭。

    而沈括,是活字印刷术总结和推广的历史第一人。正因为沈括的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开始流传和运用。当时人以沈括的字给活字印刷术命名,称为“沈存中法”。

    因为沈括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国人对于他的这一历史贡献耳熟能详。但很少人知道,沈括其实是历史上最可惜的人物之一。

    沈括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的才学之全面,几乎超越并秒杀史上任何通才。以往我们认知中的全才,绝大部分是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科全才;而沈括,若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他则是贯通文、理、商、法、工、农、医等所有跨学科的大通才。不仅如此,他在外交和军事上,也有卓越的表现。

    但,这样一个人物,他越厉害,也就显得越可惜。

    这个千年一遇的全才,在做人和做官两方面始终苦苦挣扎,最终却失败透顶,了无人缘,生前死后都伴随着别人的谩骂、不齿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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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人对沈括怀抱任何观点,无一例外都承认,沈括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全才。

    《宋史》说,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民国著名学者张荫麟说,沈括“不独包办当时朝廷中之科学事业,如修历法,改良观象仪器,兴水利,制地图,监造军器等;不独于天学、地学、数学、医学、音乐、物理学,各有所创;不独以文学著称于时;且于吏治、外交及军事,皆能运用其科学家之头脑而建非常之绩”。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称颂沈括是一个科技的巨人,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根据后世研究者的总结,沈括至少在这些方面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

    天文历法方面,他改进天文仪器,并对历法进行修订,比如首倡“十二气历”,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虽遭到世俗的攻击,未被采用,但在科技史上意义重大,比后来英国气象局所用的萧伯纳历要早800多年。

    数学方面,其主要贡献是首创“隙积术”和“会圆术”,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研究的新方向,被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称为“中国算学的模范人物”。

    地质地理方面,他首创地形高程测量法,还采用木刻立体地形图,这种立体地图比西方早700多年。

    化学方面,他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命名,又做了以石油碳黑代替松烟制墨的实验,准确断言“此物必大行于世”。

    物理方面,他发现指南针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地球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比西方的记录早400多年;他进行了声音共振实验,实验的结果也比西方早数百年。

    工程技术方面,他详细记述了布衣毕昇发明活泥字印刷术的全过程及字印的下落,比德国人戈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早400多年。

    ……

    为了纪念和表彰沈括的科学业绩,1979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新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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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沈括还是北宋难得一见的、文武双全的实干型官僚。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派使臣萧禧出使宋朝,以国界争议为名,提出在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三州两国边境重新以分水岭划界。在宋朝内部,大臣们已看出辽国的用意是想侵吞宋朝国土,并借故挑起争端。但满朝大臣议论纷纷,却找不到实锤来拒绝契丹的无理要求。重新划界问题拖而不决,萧禧赖在驿馆不肯回国。

    沈括为了搞清两国边境争端的始末,一头扎进枢密院翻阅历史档案,终于发现宋辽两国早年议定的地界图是以古长城为界,而如今争论的黄嵬山一带,距离古长城以南30多里,当然是北宋的领地无疑。宋神宗获悉沈括的新发现后,赞扬沈括说,“微卿无以折边讼”。没有你,我大宋的边境纠纷都搞不定啊。

    宋神宗于是任命沈括以回谢使的身份出使辽国。亲友听说这个消息,都替沈括担忧,但沈括说:“顾才智不足以敌忾为忧,死生祸福,非所虑也。”我只担心我的才能和智慧,能不能够应对和抵抗敌人,至于是生是死、是福是祸,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临行前,宋神宗召见沈括,问他,万一辽国做出对使者不利的事,你怎么办?沈括斩钉截铁地答道:“臣以死任之。”

    熙宁八年(1075年),出使辽国的沈括一行,与辽国宰相、全权谈判代表杨益戒进行了六轮谈判,吸引了1000多人旁听。谈判中,沈括当仁不让,亮明宋朝的底线——黄嵬山一带的国土不容侵犯。杨益戒在事实面前仍拒不承认黄嵬山一带是宋朝领土,甚至威胁说:“数里之地不忍,终绝于好,孰利?”为了区区一个小地方,致使两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关系破裂,那就得不偿失呀。

    沈括厉声回应:“今北朝利尺寸之土,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遗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我大宋爱好和平,但也绝不惧怕战争。如果你们一定要背信弃义,撕毁条约,那就来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怕你们辽国的百姓也未必就喜欢战争。

    辽国见沈括气势恢宏,理直气壮,在六轮舌战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终于收敛了部分无理要求。但是,一直惧怕“北人生事”的宋神宗却发出指示,按照辽人的意愿划地为界,让沈括的外交成果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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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是折冲樽俎的外交谈判专家,沈括还是一名兵工专家和军事天才。

    他主管过宋朝的军器监——一个制造武器的部门。在他主管军器监期间,宋朝的军工生产比之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不仅兵器数量激增,各种器械质量也得到提升。为了制造“强弩射之不能入”的铁甲,他还特地深入到生产场地,实地研究熟铁和钢,以及冷锻和热锻的区别。他研究了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战术,写下了重要的军事著作“修城法式条约”等等。

    元丰四年(1081年),经过变法的北宋决定对西夏发动又一次进攻战。这一年夏秋,宋军数十万分五路出塞,打响灵武之役。

    此前一年,遭贬官三年的沈括被紧急调到陕北战场,出任延州知州,兼鄜延路经略使。陕西沿边是宋、夏交战的主战场,常年驻有20多万兵力。宋朝将陕西沿边分为四路,各置经略司进行管理,其中陕北鄜延路的战略位置最重要。宋神宗对沈括寄予厚望,临行前跟他说,宋、夏的边事,如今都在你肩上,一旦有所贻误,“必正典刑”。

    沈括到任后,与经略副使种谔通力合作,着手补充兵力、整训部队,协调军需粮草,安置奔赴前线的中央禁军。两人常常到半夜还未睡觉。

    战争打响后,鄜延军由种谔统帅,在无定河畔大败8万西夏军队,歼敌万余人,成为五路宋军中战绩最辉煌的一路。沈括统筹规划,功不可没。

    接下来的半年间,沈括连取夏人六寨,拓地数百里,又招降人口,配置汉蕃弓箭手,且守且耕,维持了宋朝对西夏的战略优势。

    在这期间,沈括发挥了文人的本色,制作了数十首凯歌,在宋军得胜时歌唱。据他的《梦溪笔谈》记载,“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这些凯歌,迄今保留下来的有五首,其中一首如下: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剑背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这气势,你们感受一下。

    元丰五年(1082年)春,因为“本路出兵,守安疆界,应副边事有劳”,沈括被升为龙图阁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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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沈括性格中的弱点,却使他在官场沉浮多年,不仅结局悲哀,而且口碑不佳,遗下骂名。

    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当时新、旧两党的争斗中,沈括被归入新党,但问题是,新党到最后也没认他这个人。

    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王安石举荐沈括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因为前任在两浙处事不当引起争议,宋神宗专门问王安石,沈括靠谱吗?王安石打包票说,沈括本身是两浙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后来,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在富国强兵的变法口号下,三司使是推动新政的重要职务之一。可见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沈括的器重程度。

    不过,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和复相之后,王安石从此对沈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宋神宗对沈括的才能仍然十分欣赏,但王安石以及新党中人对沈括则十分不满和不屑,王安石甚至多次当着宋神宗的面骂沈括是“壬人”(小人)。

    宋神宗提出要沈括主管兵部,王安石当即表示反对,说“沈括壬人,不可亲近”。宋神宗说,沈括这个人真的很有才,可惜啊。王安石接着说:“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沈)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又说:“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要宋神宗“钓鱼”,故意说要推行一项坏政策,沈括为了讨好陛下,一定会不顾政策的好坏,坚决执行。所以陛下千万不要跟沈括这种人谋国事啊!

    宋神宗只好作罢,不让沈括主管兵部。

    事实上,沈括引起王安石的强烈不满和诋毁,是因为沈括刚好在王安石罢相期间,对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异议。

    比如新法里有一条“户马法”,规定与辽国接壤的地方,老百姓都要养马,一旦两国发生战事,这些马要被征召为官马,用于抵御辽国的骑兵。然而,沈括经过考察后,指出这条政策有很大的问题:辽国的战马是常年打仗打出来的,而我们的战马是老百姓豢养出来的,真遇上战争,这些马能行吗?

    问题在于,王安石在位的时候,沈括没说,王安石罢相后,他才说这个政策有问题。在王安石看来,沈括这种行径,不就是一个反复的小人吗?

    跟户马法一样,沈括以科学家严谨的眼光,发现了免役法的问题。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不久,沈括给新宰相吴充上书,指出免役法的弊端。免役法同样是新法的重要内容,规定所有人出钱代替原来的服徭役。但沈括发现其中有个问题,穷户原来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新法铺开后,他们也要交钱代替服役。所以沈括上书吴充,希望能修正这个问题,免去穷户纳役钱的负担。

    可以看出,沈括对新法的批评都很有针对性,也很到位。但这在新党内部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以攀龙附凤起家的新法主力之一蔡确,给宋神宗上了个折子,说沈括看到王安石罢相,担心政治风向有变,所以“前后反覆不同”,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力保自己处于不倒之地。

    另一名新法核心人物吕惠卿,此时也公报私仇,大肆打击沈括。连宋神宗都说,吕惠卿“每事必言其(沈括)非”。可见吕惠卿在诋毁沈括上也是不遗余力的,新党内部的权斗十分酷烈。

    在新党内部的倾轧下,沈括最终从三司使任上,被贬为宣州知州。

    我们现在复盘沈括与新党几个核心人物的关系,可以明确沈括被排挤至少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新党人物普遍器量小,难以接受哪怕是内部人对新法政策的任何批评和修正意见。这也是新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则是沈括自身的原因,他选择在王安石罢相后对新法发出非议,难免给人落下保全自身、巧为身谋的非议,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性格懦弱而有良知的官员在当时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罢了。王安石对新法相当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沈括性格则偏于懦弱,不愿卷入对立的局面,所以在王安石当政时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事后出于良知,采取委曲求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应该说,沈括这种人并不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但也绝不是王安石等人口中的小人。他只是一个内心相对懦弱、不敢跟同僚正面硬刚的好人。这与他面对外交和军事上敌人那种强硬而不怕死的态度,正好形成了反差。有些人就是不擅长处理同事关系,很可惜,但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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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关系,更是成了沈括身后之名的“梦魇”。

    本质上,沈括和苏轼是同一类人,面对新旧两党围绕变法展开的权斗,他们更愿意相信真理和良知,所以不管处于哪一个阵营,都曾对新法提出过批评。

    区别在于,苏轼是一个勇敢的批评者,面对问题,他会随时站出来,怼回去;而沈括,正如前面所说,他是一个懦弱的批评者,不敢正面硬刚。

    可是,处于同一时代的这两个人,却因为“告密事件”而使两人的关系蒙上浓重的阴影。

    根据宋人王銍《元佑补录》的记载,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奉命察访两浙农田水利期间,与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叙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意思是,沈括跟苏轼要了新近写的诗,回京后研读,并一一标注出诗中诽谤新法的地方,然后进呈给皇帝。

    王銍说,5年后,元丰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狱构陷苏轼,制造乌台诗案,“实本于(沈)括”,正是跟沈括学的。

    所谓“告密事件”虽然没有对苏轼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由于记述者将历史事件进行前后关联,导致沈括在后世的形象背负了严重的道德瑕疵。

    然而,针对“告密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史学家向来有不同说法。南宋史学家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引述了王銍的记载,但专门附注说,此事恐有问题,“当详考”。而事件的两个当事人——沈括和苏轼,都没有关于“告密事件”的任何文字留下来。从苏轼的诗文看,苏轼与沈括的唯一交往发生在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从杭州回京路过润州时,沈括送给他一块从延州得来的石墨,苏轼于是写了《书沈存中石墨》记下来。苏轼当然是一个大度、不计前嫌的人,但如果多年前确实曾发生过“告密事件”,他真的会连提都不提一下吗?

    另一个反证的例子是,沈括终生与李之仪关系密切。李之仪是苏轼的铁粉,与苏门中人交从热络。在苏轼被贬海南之时,平时门下客唯恐受牵连,纷纷断绝与苏轼的关系,唯有“端叔(李之仪)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可见李之仪为人的正派,以及对苏轼的情义之深。

    这样一个人,对沈括同样十分尊重。李之仪一生辗转为官,始终把苏轼、沈括等人的画像带在身边。沈括去世时,远在甘肃做官的李之仪面对沈括画像,作《沈存中画像赞》,遥祭亡友。他说沈括是“一世绝拟”,“凛然孤风”,评价那是相当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仪这个爱恨鲜明的苏轼铁粉,还会对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吗?

    我们习惯对历史上的任何记载,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从未想过这些记载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记述者的道听途说。殊不知,这种廉价的接受,对于历史当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毁灭性打击。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连当代名声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里不加辨析、言辞凿凿地说,沈括就是一个告密小人,并妄加推测说,沈括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妒忌苏轼的才学。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真的太难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从有”的文化氛围中,“坐实”了他就是一个热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唉,沈括的悲剧,部分是其性格造成的,但谁说历史和时代就没有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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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终给他的仕途画上了句号。

    元丰五年(1082年),在升任龙图阁学士仅仅半年多后,鄜延经略使沈括就因永乐城被西夏攻陷而遭到问罪,被撤职查办,并安置于随州(今湖北随县)。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结束。

    灵武之役后,沈括、种谔建议朝廷经营横山,筑垒蚕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为寇。宋神宗于是派给事中徐禧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鄜延负责筑城之事。

    但是,徐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筑古乌延城的提议,力言先筑永乐城。沈括起初不赞成,认为永乐距离后方太远,恐怕孤立无援。徐禧不听。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选择了妥协,一切由徐禧专决。

    结果,永乐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宋朝守军二万五千人,“得免者什无一二”,伤亡惨重。永乐被围时,沈括正护守米脂,所部仅万人左右,在进援受阻的情况下,受诏退保绥德。事后,作为一路之帅的沈括以“措置、应敌俱乖方”而问罪,形同流放。

    还是那句话,有些人对敌人强悍勇敢,但对熟人(包括同事、亲人等)态度软弱。沈括一生吃亏在这里,仕途如此,家事也是如此。

    他的继室张氏经常恶语辱骂沈括,是个十足的“河东狮”,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据说还将沈括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赶出家门。但,沈括只是一味忍让而已。

    他认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大赦天下。沈括遇赦从随州改授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虽然仍无自由迁居的权利,但他已经感到很高兴。因为秀州邻近他的家乡杭州,比起之前“三年无半面之旧”,如今“一日见平生之亲”,他觉得相当幸运了。

    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沈括就奉命编绘《天下州县图》,但后来由于军政事务繁忙,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完成这件事。遭到贬谪后,他终于有大把时间,以坚韧的毅力去编绘《天下州县图》。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前后历经12年之后,沈括总算编订完成《天下州县图》,以待罪者的身份获朝廷特许到汴京(开封)进呈这一图卷。宋哲宗赐绢百匹,准许沈括在秀州境内自由行动。

    《天下州县图》是当时最为精确的地图,大大提高了古代中国绘制地图的科学性。可惜后来的南宋,战乱频发,《天下州县图》也毁于战火之中,成为千古遗憾。

    沈括进呈《天下州县图》的第二年,元祐四年(1089年),沈括获准自由迁居。接到诏命后,沈括举家搬迁至早年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直至绍圣二年(1095年)病逝,享年65岁。

    在梦溪园,沈括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年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在与笔砚对谈、回忆往事的最后岁月,沈括写下了不朽的传世著作——《梦溪笔谈》。

    历史学者祖慧在论文中如此评价沈括:

    沈括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工作认真务实、能够体恤民情的良吏,但他却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胆识与果敢坚毅。他学识渊博,机敏过人,但面对权力斗争与矛盾冲突却显得无所适从。他遇事总是退让、妥协,希望能委曲求全,却总是陷入更深的困境,遭到王安石及变法派的疏离与攻击。这就是沈括。

    对于沈括而言,从元丰五年(1082年)遭贬谪以来的13年,是他一生最郁闷的时光。但对历史而言,它让一个不擅长人际关系的懦弱官员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从而还给了后世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个人的不幸,却是历史的幸运,这正是时代的吊诡。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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